住在城固大街小巷的教授们
到1949年，民国年间城固的大街小巷约有48条。老城区从县衙大门到南门为南北正街，依次为解放街、中山街、钟楼街、南大街，长约1公里余，形成中轴线。其东纵向主要有：东城巷、文庙巷；横向有小东街、梁家巷、新绣巷、丰乐巷、黉学巷、王家巷、苗家巷、福顺荣巷、桂花巷、华佗巷、大东街、小七拐巷、大七拐巷、马家巷、南城巷；东关有大东关街、东关关背。其西纵向有：民生巷、马桩口、西城巷、中察院；横向有小西街、上察院、下察院、盐店巷、济川巷、王史巷、五祖庙巷、大西街、大西关街；西关有西关关背、当铺巷、双井巷、曹家巷、赵家巷、吊桥巷等等。西北联合大学驻城固后，人口增多，街巷显得愈发狭窄，故于1943年起，拓宽城内正街、大东街、大西街、大西关、小东街、小西街六条街道。拆除两侧街房，裁弯取直，将原“五尺马道”加宽至6米，1945年竣工。
1938年至1946年期间，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其后继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教授们除一部分住考院教职员宿舍、考院女教职员宿舍，以及小西关外法商学院的教授们一部分住在办公小院，一部分住在附近村庄以外，大部分租住在这些大街小巷。法商学院俄文副教授龚锡庆即住在城固县城小西门至法商学院之马路东的一个土墙茅屋内，初到城固的1938年3月27日夜突然被匪徒破门行凶刺死，邻居赵先生相救受伤，龚、赵两先生的财产亦被洗劫一空。因此，学校除加强保安措施外，将女教职员、女学生均集中在校本部后院等较安全之处。但是大部分教职员散住在大街小巷，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所在黉学巷、文庙、藏经楼、城隍庙附近的盐店巷、马桩口、王史巷、上下察院巷是教授们租住最集中的地方（见下表）。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教授一家，于1938年3月到达城固，先住在王史巷。这是东起钟楼街南交五祖庙巷的一条约150米长2米宽的小巷，距离校本部所在的黉学巷仅隔三四条街巷。国立西北大学历史学系周传儒教授、蓝文征教授、经济学系沈筱宋教授，先修班教员萧士珣也住在此巷。
约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后，李蒸一家又搬迁到了盐店巷，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西北联合大学秘书处主任、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合聘的黎锦熙教授，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教授，国立西北大学中国文学系杨晦教授，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谌亚达教授，国立西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谭戒甫教授，国立西北大学外国语文系于赓虞教授等同住此巷。另外还有国立西北大学的王道灿、卢宗濩、姜玉鼎、朱人瑞、刘竹筠、于鸣冬、王协邦、程克敬、李宗虞、李立家、文亚仙、李效贞、刘宝义等教职员也住此巷。
大概是因为盐店巷北去通过下察院巷即可到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所在的考院，距离很近，一时成为大家租住的首选，使这条东起中山街西至马桩口的一条140米长3米宽的小巷子，成为1938年至1946年间名师大家云集之巷。
马桩口也是教授们居住较为集中的一个巷子。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便住在马桩口16号。1938年5月，西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家政系主任齐国樑教授在马桩口创建儿童保育实验室。后更名为私立乐城托儿所，1944年11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连同齐国樑教授的家政系西迁兰州后，由县府接办，改称城固县托儿所，是为城固幼教事业的开端。
城固县城旧城区示意图（1949）
黎锦熙教授正是在盐店巷居住时，一出巷子，在大街上遇到了过去的学生、时任城固县县长余正东，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于1938年4月成立县志会，委张叔亮为主任，续修《城固县志》。黎锦熙草拟《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即《方志今议》），成就中国当代方志理论的经典之作，先后撰著或编纂了《方志今议》等九部陕西地方志著作或方志理论著作，从而开拓了西北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为地方文化建设做贡献的先河。
二胡作曲家和演奏家刘北茂住王史巷4号，那是一条幽深狭窄的小巷，两边均系土墙围成的院子。有一天，他看到一位行乞的盲艺人，手执一把简陋的二胡，不很老道地拉着当地的一些民歌小调，打破小巷沉寂的空气。当他看着这个远去的背影时，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触和悲凉，于是就有了《漂泊者》这首如泣如诉、哀婉悲凉的二胡曲，简直就是他在城固王史巷陋室生活的写照，或者是西北联合大学师生颠沛流离的写照。
许兴凯教授住在桂花巷4号，与周围的人都很熟识。桂花巷口有一个邮局，许教授常去看报纸，一来二去，与邮局的邸局长便熟络起来。这甚至促生了城固县城自办的第一份报纸的诞生。许教授的儿子许继昌在寻访城固故居后回忆道：
我们家住在城固县桂花巷4号，胡同口就是邮局，局长姓邸。我父亲就常去邮局看报纸，在和邸局长闲谈中，我父亲提到其本人就曾在北平办报纸，抗战前北京的《晨报》《小实报》等，我父亲都曾工作过。邸局长称，那就应该跟城固县的县长提一提，请您在城固县办一张报纸，以解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父亲说：好啊，只要县里有能力，县长批准允许办报，我一定参加。不久，城固县果然要办报纸，命名为《城固报》，并聘请我父亲主管其事。当时，《城固报》设在小西关的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附近，我父亲除了在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授课的时间外，都到《城固报》的社址去上班工作。
记得《城固报》是8开一张4版，周二刊，每周两期，发行量不大。后来慢慢地发行量就越来越大，达到几百份，并且有外地读者邮购订阅。我记得凡是外地读者都由我和我大哥用一叠旧报纸，把要邮寄到外地的新报卷成一个小卷，再贴上我们手写的地址、姓名，到巷口邮局寄出去。开始工作量不大，后来越来越多，我和我大哥都忙不过来，又要上学，又要寄报，实在不行，后就由报社的人统一邮寄了，我们的工作才告一段落。[15](https://www.daowen.com)
敢情这桂花巷就是城固民间新闻事业的发祥地了。官方受此影响，于1946年4月4日创办《城固日报》，直到1949年下半年停刊。
李蒸先生的女儿李溪桥与母亲一起于1938年秋季由天津辗转来到城固，与父亲团聚，先住王史巷，后住盐店巷，在位于城外的自强小学读三年级。她回忆：
“记得家在盐店巷时，隔壁就是大学的话剧团，我们常常遛到哪里去看他们排戏……我们的居室十分简陋，屋内没有什么家具。我们平日都穿草鞋，晚上点的是如豆的油灯，每天傍晚，我挎着小篮子，走到街口去买些橘子和花生，回家后大家围坐而吃，听父亲讲讲笑话和故事，这是我所记得的在那段艰苦的日子中享受着天伦之乐的趣事”。[16]
那时居住简陋，生活艰苦，医疗条件也很差。李蒸先生夫人在城固所生的两个男孩，一个长到一岁多，患了胃溃疡；一个只有几个月，患了肺炎，均因无药医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夭折了。
1993年7月初，李溪桥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城固这个曾经相识、而今完全陌生的土地，她下榻之处的县城招待所，就是旧称文庙和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所在。她重访王史巷故居，依稀能辨认出当年住过的两间东房，找到了盐店巷，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确认哪个门牌是当年住过的院落。徜徉在这几条老街的街头，试图找出一些可以辨认的遗迹，均难以说清楚，皆成过眼烟云，唯独城固县二中的那颗参天的银杏树、张骞墓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徐诵明、李蒸、胡庶华谨立”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还是当年的模样。
部分著名教职员在城固住处一览表
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与其后继院校在汉中，特别是在城固的八年岁月，对陕南教育、社会、文化，以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及风土习俗产生了深远影响。1938年1月至2月，国立西安临时大学第一支抗日宣传队在秦岭山中与百姓接触时，百姓甚至仍不知今为何朝代，哪个皇帝当朝？当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女生身着比基尼泳装在汉江游泳时，百姓们大呼有伤风化，但后来已赫然开起了男女生皆袒胸露背、短衣短衫的大型运动会。然而，8年以后，这些地方有了五所国立大学，有了数百名从家门口走出的大学生，有了上百名在家门口工作的大学教职员工。
1944年，当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要西迁兰州时，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命令“西大”“西工”“西农”南迁四川时，卢怀琦、傅鹤峰等地方绅士上书教育部，大书特书这些学校对地方的贡献，极力挽留，并力主“西师”在陕甘同时存在，这就有了后来的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及其南郑分校。8年以后，当教授、学生离开此地时，地方上举行盛大欢送活动，依依不舍。如今，已经整整过去了80个春夏秋冬，教授和学生们仍将此地视为“第二故乡”，前往寻根访问者络绎不绝，而地方上已将西北联合大学视为一张名片，再续昔日黉学巷弦歌和重燃古路坝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