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论友谊

16 论友谊

当我看见我家里的一个画家如何工作时,我便立心要模仿他。他挑选每面墙的中心点和最美丽的地方,在那上面安罢一幅精心结撰的画;又在它四周的空白处填满了许多怪诞的、幻想的画,它们唯一的美处就是变幻和离奇。其实,这些论文又是什么呢?如其不是一些离奇怪诞的躯体,无定形、无秩序、无连贯和分寸,除了偶然的?贺拉斯说:“像一个女人,梦一般的美,却有一条讨厌的鱼尾。”

我和那位画家很相似,但在第一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我尚存在欠缺,因为我能力浅薄,画不出绚丽、高雅和艺术的图画来。我曾考虑过向艾蒂安·德·拉博埃西(1)借一幅来,好让我作品的其余部分也沾些光。那篇题为《甘愿受奴役》(2),他把它当作习作去写它的,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以颂扬自由反对暴君。这篇文章久已传诵的真知灼见在人们当中,获得很大的也是应得的赞许,因为文笔极优雅,并且丰盈到极点。可是,说这已经尽他所长却差得很远。如果在他比较成熟的年龄,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肯接受我的献议,把他的思想写下来,我们就会见到许多几乎可以和古代的杰作媲美的难得的作品;因为特别是天赋,我说不出还有谁可以和他相比。但是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除了这篇论文,(而且连这也是偶然保存的,我也不相信他脱手自己后还曾看见过它),和几篇关于那因为我们的内战而出名的正月的谕令的备忘录,它们也许还在别处找着了他们应有的地位。这些就是我在他的遗物中所能保留的(他在死的爪牙下,曾经带着这么挚爱的委托,遗嘱私把他的藏书和遗稿赠给我),除了我已经印行的他那一小本作品。我特别感激这篇文章,因为它是我们最初认识的媒介。在我未认识他以前许久,已经有人把它拿给我看,使我知道了他的名字,就这样铺好那条通往友谊的路。这友谊,上帝允许多么久,我们便珍爱这么久,是这么尽善和完全。我们在别的书上一定很少见过,而在当今的人们中简直连影儿也看不着。这需要那么多的机缘把它树立起来,如果幸运在三百年内成就一次已经算很多了。

大自然诱导我们去做的,似乎再没有什么更胜于社会了。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好的法官把友谊和正义看得更重。现在,它的美的最高点就是这个。因为,概括地说,那一切由娱乐或利益、由公共或私人的需要所结合和滋养的,他们愈把其他原因、目的、和效果混在友谊之内,愈不见其那么美丽和高贵,也愈不成其为友谊了。

自古就有四种友谊:血缘的、社交的、待客的和男女情爱的,它们无论是单独还是联合起来,都不符合我所谈的友谊。

子女对父亲的其实是尊敬。友谊以传达为养料,而传达却不能存在于他们之间;为了太大的差异,而且还也许会和天然的义务冲突。因为不独父亲不能把所有秘密的思想告诉给儿子听,以免产生不适当的亲昵;并且儿子也不能对父亲加以责备和规劝,二者却都是友谊的最重要的职务。曾经有许多国度,那里的风俗是子杀父,父杀子,为的是避免互相妨碍;而且由自然的法律,一个倚靠另一个的毁灭而生存。我们知道有些哲学家蔑视他们天然的关系:试看亚里士狄普士被人苦劝应该爱他的儿童,理由是他们从他那里出来,就连吐痰,也说是从他那里出来的;而另一个人,蒲鲁达尔,想劝他和他兄弟和解,说道:“我并不是因为他和你是从同一个窟窿出来,而要你把他看得更重。”

兄弟这名分诚然是一个美丽和充满了挚爱的名分。并且就是为了这缘故我们有了结拜为兄弟。但是财产的聚与分,以及一个人富有而另一个人贫乏,这些对于化解兄弟之间的矛盾都有极大的效力。弟兄们既要把他们的事业用同一的速率在同一的途径上推进,便不得不常常互相倾轧和冲撞。而且,那产生真正完美的友谊的契合和关系,往往不会在亲生的兄弟之间。父和子的性格可以完全不同;兄弟亦然。是我儿子,是我父亲,然而却可能是一个乖戾、凶恶、或愚蠢的人。不仅这样,这些友谊越是由法律和义务强加给我们,我们自幼的选择和自由也就越少。而我们的自幼、自由所产生的东西,再没有比友谊和挚爱更是的了。这并非我在这方面不曾应有尽有地经验过,既然我有一个最好的父亲,并且最宽容,直至他垂暮之年都是如此,而且又是出自一个从父到子,在兄弟的好这方面都是有名和可以树为模范的家庭。贺拉斯说:“远近皆知我以父亲的爱来待我的兄弟。”

至于用它来和我们对女人的感情相比,虽然这后者出自我们的选择,我们实在不能这样比,并且也不能把它归入这同一类感情。我承认,爱情之火更活跃,更激烈,更灼热。恰如贺拉斯所有:“因为爱神也了解我们,将甜蜜的痛苦掺入她操心的事中。”比较更活跃、更凶猛、更热烈。但那只是一堆匆促和浮躁的火,飘忽和变幻,热病的火,容易过度和复发,而且只抓住我们的一隅的。

爱情一旦进入友谊阶段,也就是说,进入意愿相投的阶段,它就会衰弱和消逝。爱情是以身体的快感为目的,一旦享有了,就不复存在。相反,友谊越被人想望,就越被人享有,友谊只是在获得以后才会升华、增长和发展,因为它是精神上的,心灵会随之净化。在这完美的友谊下面,我也曾有过轻佻的爱情,我这里不想多谈,上面那几句诗已表达得淋漓尽致了。因此,这两种情感都曾在我身上驻留过,它们互相认识,但从不比较;友谊不懈地走自己的路,它在高空飞翔,傲气凛然,鄙夷地注视着爱情在它下面坚持走自己的路。

至于结婚,它不独是一种只有入口的自由的贸易(既然它的延续是强迫的,倚靠我们意志以外的东西),并且是一种含有别的动机的贸易,其间插入无数的纠纷需要解除,足以截断一个活生生的感情的绳结,扰乱它的进程;而友谊却除了它自己,没有别的附带的经营或贸易。不仅这样,老实说,普通女人都不能感应这些会晤和密契,二者都是这神圣的维护的乳娘;她们的灵魂也不够坚定来忍受一个这么持久和坚实的结的束缚。真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这样一个自由和自动的亲昵能够成立,在那里不独灵魂可以有完全的享受,就是肉体好分享这结合,在那里整个人都参加进去,那么,友谊会更丰盈更完美。但是女性一直到现在还不能达到这点,而且,根据古代各派学说的见解,完全被关在门外。

希腊人另一种淫荡的爱情(3)公正地为我们的习俗所憎恶。因为,根据他们的习惯,情人之间既然需要一个这么不同的年龄和职务,便不见得比其他一种爱更能充分适应我们这里所要求的完全合体与和谐,西塞罗认为,“因为,这友谊的爱情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爱一个难看的少年或一个漂亮的老人?”因为我相信就是学院所描写的也不能否认我,当我这样说:这由维纳斯的儿子给情人的心最初播下的狂热,当他看见一个正开着娇柔的花的少年,(对于这朵花他们允许一切由一种无节制和火焰产生出来的无礼和热烈的举动),只是建立在一个外在的美,肉体的生殖的幻影上。因为他断不能建立在精神上,既然精神的表征还未显露出来,而正在初生,在萌芽的年龄之际。如果这狂热抓住一颗卑鄙的心,它的手段便是金钱、馈赠、荣升等恩宠,以及其他类似的为人们所贬弃的商品。如果它降临在一颗比较高贵的心上,贿赂的称号也比较高贵:哲学的教授;对宗教的崇敬,服从法律和为国捐躯的训条,勇敢、智慧和正义的榜样;情人的肉体既已凋谢,要研究学问以使自己由灵魂的妩媚与娇美而得受欢迎,希望由这精神上的伴侣可以建立一个更坚固、更持久的友谊合同。

当这种追求在适当的时期达到它的效果时(因为他们虽然不要求情人把空闲和谨慎带给他,对于被爱者却要求得很严格,既然他所判断的是内在的美,难于认识,又因为隐微的缘故,难于发现),在被告爱者里面便产生一种由精神美的媒介获得一种精神概念满足了的愿望。在这里,精神美是主要的,肉体美是偶然和次要的。在情人方面却正相反。为了这缘故他们偏爱那被爱者,并且证实了便是神也偏爱他;他们严重地责备埃土琪勒士,为的是关于亚奇勒士和巴多克勒士两人的爱的描写,他把情人的那一部分加于那时候正在青春年少而且无须的韶华之中的希腊最美的男子的亚奇勒士身上。

最普通的交情既成立之后,如果那主要和比较有价值的伴侣履行其朋友职务,而且占了优势,便可以产生许多有裨于个人和公共幸福的果;以造成那接受这一风习的国家的力量,形成自由主义的重要藩篱。试看哈尔谟狄乌士和亚里士多基顿两人之间的有益的爱吧,所以他们称这为神圣。而且,在他们看来,只有暴君的专模和人民的怯懦才仇恨它。总之,正如一句赞许的评语说的:“这是一种以友谊为归宿的爱。”西塞罗说:“爱是一种要获得那由美丽(的心灵)吸引着双方的友谊的企图。”

我回到我的关于一种比较平坦端正的友谊的叙述。如西塞罗所说:“只有年龄和性格相当的才配称为友谊。”大抵我们普通称为朋友和友谊的只是由或种机会结合的认识的亲昵,我们的灵魂借以聚拢在一起。在我所说的友谊里,我们的灵魂融混得那么完全,简直无分彼此。如果我被逼着说出为什么我爱他,我觉得我只能这样回答以表白我自己:“因为这是他,因为这是我。”

超过我能说出的理由,超过我所特别能加以解释的,有一种我也不知是什么的不可知的命定的力量做这结合的媒介。我们在未见面之前就互相寻找,由一些我们互相听见的报告(这些报告影响我们的感情实在多于普通报告在情理上所能做到的,我想大概是由上天的意旨吧,)我们已经由我们的名字互相拥抱了。而在我们第一次的会面时,那是偶然在一个盛宴和城市的聚会里,我们感到那么倾倒,那么相知,那么投合,以致从那一刻起,再没有比他和我更接近的。他写了一首极优美的拉丁文诗(已经发表过的),在那里面他辩解我们相知的匆促,这么快便达到完美,开始得那么晚,以致保持的时日已为数不多(因为我们俩都已经成年,他比我还长几岁),我们的友谊再不能蹉跎时光,却遵照普通柔懦的友谊模式,那是需要许多开起友谊之扉的长长的谈话的。这种友谊从来没有别的样版,而且只能和自身比较。这并不是一个、或两个、三个、四个,或者一千个特殊的考虑,而是这一切因素的纯精抓住了我的意志,引起我去没入我的意志里,带着同样的饥饿和猎取之心。我真可以说失去了自己,因为我们不保留丝毫属于我们,或属于他或我个人的什么。

当拉里乌士,当着许多罗马执政官(这些执政官在提伯里乌士、格拉古士被处死刑之后,迫害罗马执政官们在判决提比略·格拉库斯(4)后,追捕所有和他有来往的人。他最好的朋友凯厄斯·布洛修斯也在此列。莱利乌斯(5)当着罗马执政官的面,问布洛修斯愿为他的朋友做哪些事,后者回答:“一切。”莱利乌斯又问:“什么?一切?要是他命令你放火烧神殿呢?”布洛修斯反驳道:“他从没这样命令过。”莱利乌斯又说:“假如他下命令呢?”另一个回答:“我就服从。”史书上说,如果他真是格拉库斯的挚友,他就不必用最后这一大胆的供认来冒犯执政官,不该放弃他对格拉库斯意志的信任。然而,指责这一回答具有煽动性的人,并不了解这个奥秘,并没有像应该的那样认定他对格拉库斯的意志了如指掌,他俩的友谊是一种力量,也是彼此知根知底的。他们是真正的朋友,而不是一般的同胞,不是国家的朋友和敌人,不是热衷于冒险和制造混乱的朋友。他们互相信赖,互相钦慕。你不妨用道德和理性来引导这种依恋的鞍辔(如不这样,就绝不可能牵住缰绳),你就会觉得布洛修斯应该这样回答。如若他们的行动不协调,那么,无论按我的标准,还是按他们的标准,他们就不再是朋友了。况且,换了我,也会这样回答。倘若有人问我:“如果您的意志命令您杀死您的女儿,您会杀她吗?”我会作肯定的回答。因为即使如此回答,也不证明我会做,我对我的意志毫不怀疑,也对这样一个朋友的意志深信不疑。我对我朋友的意图和看法是不会怀疑的,世上任何理由都不能驱逐我这个信念。我朋友的行动,不管以怎样的面目出现,我都能立即找到它们的动机。我们的心灵步调一致,互相敬佩,我们的感情深入到五脏六腑,因此,我了解他的内心犹如了解我自己的内心,不惟如此,而且,我对他的信任胜过对我自己的信任。

不要把一般友谊和我说的友谊混为一谈。我和大家一样,也经历过这种平常的友谊,而且是最完美无缺的,但我劝大家不要把规则混淆了,否则就要搞错。身处一般的友谊中,走路时要握紧缰绳,临深履薄,小心翼翼,随时都要防备破裂。西隆说:“爱他,像你终有一天恨他;恨他,像你终有一天会爱他一样。”这种训条用在至尊无二的友谊上是多么可憎,用在那寻常的友谊却非常有益。对于后者我们必须引用亚里士多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啊,我的朋友们,世上并没有朋友。”

在这高贵的交往里,周旋和恩惠,其他友谊的养料,简直没有一提的价值,基于我们意志的完全的混合。因为,正如我对我的友谊并不因为我在需要时给我的救助而有所增加,(无论苦行学派的哲人怎样说),也不因为我对自己的服役而感激自己;同样,这样有朋友的结合既然真是融洽无间,简直不存在那些义务感,并厌恶和排斥这些有分歧和区别的字眼:恩惠、义务、感激、祈求、感谢等等。既然实际上对于他们一切都是共同的,意志、思想、意见、财产、妻子、尊荣,和生命。而他们的契合又只是一个灵魂在两个身躯里,依照亚里士多德恰当的定义,他们之间便不能互相索取什么。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立法者,为要用这神圣的结合一些幻想的貌似来褒奖婚姻,禁止夫妇间互相馈赠;想借此暗示一切都属于他们俩,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分开或独自享受的东西。

如果在我所说的友谊里,其是一个对另一个有所赠与,那令他的朋友感激的,就会是那接受赠品的人。因为,既然两个人考虑的首先都是怎样去使朋友获益,那提供这一获益机会的才是慷慨施主:他赐给他朋友那实现他最大的愿望的满足。当哲学家狄阿杰纳士有急需的时候,他说他问他的朋友要回来,而不是问他们要。我将叙述一个奇怪的榜样,来证明这件事:哥林多的欧达密达斯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夏理鲜奴士,西史安尼人;一个是亚勒特乌士,哥林多人。因为他很穷,而他的两个朋友却很富有,当他卧病床榻的时候,他把遗嘱这样写法:“我给亚勒特乌士的遗产是:他要扶养我母亲,抚慰她的暮年;给夏理鲜奴士的是:他要把我女儿出嫁,并且照他的力量供给她上份妆奁;若其中一个死去,我任命那剩下的一个替代他。”那些最先看到这遗嘱的人觉得好笑;但当他的遗嘱人得到通知之后,他们异常满足地接受了。其中一个,夏理鲜奴士,在五日后死去,亚勒特乌士得到替代他的义务时,他果然极其细心地扶养那母亲,又在他所有的五个“达兰”的财产中,用两个半“达兰”作他独女的妆奁,两个半赐给欧达密达士女儿;并且两个女儿的婚礼同日举行。

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唯有一条不足,那就是朋友的数量太多。因为我所说的完美的友谊是不可分的:每个人把自己那么完全地献给朋友,以致他再没有什么分给另一个人;反之,他抱怨他不是两重、三重或四重的,不能有几个灵魂和几个意志来完全献给他的几个朋友。

普通的友谊,我们可以把它区别开:我们可以爱这个人,为他的美貌;爱另一个人,为他的风流;爱第三个,为他的慷慨;爱第四个,为他的兄弟一般的情谊;爱第五个,为他那慈父一般的挚爱,以及其他种种;但是这任何一个都占据了整个灵魂并且以绝对的权力统治着它的全部感情,使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有两重性。如果两个朋友同时要你救助,你将奔向哪一个呢?如果一个把一件事交托给你的缄默,而这事让另一个知道却大有用处,你又将怎样解决呢?

独一无二的至高的友谊压倒一切别的义务,我发誓不告诉别人的秘密,我可以毫不违反我的誓言去把他传给一个并非“别人”的人,因为他就是我自己。把自己一分为二已经是够奇特的了,那些说可以把自己一分为三的,简直不知道它何其伟大。一切极端的东西都是没有匹配的。那个想象我能够同样爱两个人,而他们能够像我爱他们一样互相爱及爱我的人,把一件最唯一的和最一体的东西(而且这东西就是一件在这世上也极难找到的)变为无数的个体了。

这故事的结局和我说的正符合,因为泰伦提乌斯(6)说:“这是我的做法,你可照你的想法去做。”他让他们做他的慷慨的承继人,这慷慨就是把那为他谋利益的方法放在他们手里。而且,无疑地,友谊的力量在他的行为上比在亚勒特乌士的行为上显得更为丰富。

总之,这些美妙的滋味没尝过的人是断不能想象出来的,所以我极推崇一个年轻的士兵回答西路士的话。西路士问他要多少代价才肯出让一匹刚才使他在赛马中获得头奖的马,他愿不愿拿它和一个王国相换。他答道:“断不,先生,但我很愿意放弃它去获得一个朋友,如果我找得到一个人值得这样结交的话。”他说得不错:“如果我找得到”;因为找一个人适宜于泛泛之交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另一种友谊里,在那里面我们袒露我们心的深处,没有丝毫隐匿,的确,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袒露在人前。

在那只有一个目标的结合里,我们只须设法弥补那特别关系这目标的短处。我的医生和律师信仰什么宗教于我并没多大关系。这考虑完全无涉于我们对我应尽的义务。对于那在我和那些服侍我的家庭之间的关系亦然。我并不特别要知道我的马弁是否贞洁;我只求他做事勤谨。我怕用一个好赌的驴夫而宁用一个傻的;怕用一个出口伤人的厨子而用一个蠢的,因为傻和蠢实在没有那么厉害。我并不要干预别人做什么,(这样的人已经很多了),我只说我自己要做的。

阿格西劳斯二世(7)和他的孩子们玩骑棍子游戏时,被人撞见,他恳求那人在成为父亲之前对此事不要妄加评论,认为只有等那人心中有了迷恋的东西,才可能对这样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价。我也希望同可能尝试过我说的这种友谊的人谈一谈。但我深知这样的友谊与习惯的做法天悬地隔,它寥若晨星,因此,我不指望能找到一个公正的法官。关于这个议题,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思索,但与我的感觉相比,显得软弱无力。在这一点上,事实胜过贺拉斯的哲学箴言:“对于思想健康者,什么也比不上一个令人愉快的朋友。”

古代的诗人米南德说,一个人只要能够碰见一个朋友的影子便堪称幸福了。他说得真对,尤其他是根据经验说的。因为,真的,当我把毕生其余的日子,虽然由上帝的恩惠在安乐与逸豫中度过,而且,除了丧失一个这么亲爱的朋友,没有什么深切的忧痛,充满了心灵的宁静。并且,用不着找别的,我的天生的原始的优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酬报;当我把这些日子和那天赐给我去享受这个人的温甜的陪伴和交情的四年比较起来,不过是烟,是黑暗无聊的长夜而已。自从我丢掉他那天,维吉尔说:“这一天,上天要它永远圣洁,对于我却永远是悲苦。”

我的生命苟延残喘;就是他所供献给我的快乐,不独不能抚慰我,反而因为丧失了他而使我加倍地忧伤。我们从前无论什么事都是意合情投的,我觉得我似乎在霸占他的份儿,正如泰伦提乌斯所说:“我不愿再尝什么快乐,直到他安然归来和我分享。”啊!命运已把我灵魂的另一半夺走,剩下的一半我不再珍爱,对我不再有用,我还活着做什么?如贺拉斯所说:“你死的那一天我已不再存在。”无论在行为或梦中我都想念他,正如他会想念我一样。因为,正如他在一切别的才能和德性上都远远超过我,对于友谊的义务也是一样。

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吟唱道:“失去你我是多么不幸,兄弟!你的友谊给我带来无限快乐,这一切都随你的消失而消失!你走了,我的幸福随之破碎,你的坟茔取走了我们共有的灵魂。我整天昏昏沉沉,不思不想,空闲时间再也无心读书,难道再也不能同你说话,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啊!比我生命还要珍贵的兄弟,难道永远爱你也见不到你了吗?”

不过,我们要听一听这位16岁少年(8)的心声。

因为我发现这篇文章(9)后来已经给那些想扰乱和改变(却不考虑能否改善)我们政府的现状的人印行,而且带着恶意,把它混在自己的涂鸦里面,我便取消那要把它插在这里的意图。又为要免除那些没有机会认识他的真正意义和行为的人对这作者有成见,我要告诉他们他写这篇文单时年纪还很轻,只当做一种练习,一个已经被别的作家写烂了的题目。我并不怀疑他相信他所写的,因为他太诚恳了,即使在闹玩笑的时候也不会说诳的。而且我还知道,如果他有权选择,就宁可生在威尼斯市而不愿生于莎尔腊克,并且有很充分的理由。但他有另一个原则至高无上地印在他的灵魂上,那就是虔诚地服从和遵守他本国的法律。再没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国民,或更关心他那国家的治安,或更仇恨他那时代的骚乱和革新的。他会宁可用他的才能把它们制止,断不愿供给一些增加混乱的机会。他的心灵是依照别的时代的模型铸就的。

然而,我仍想用他的另一部作品来代替这篇严肃的论文,那部作品和《甘愿受奴役》诞生于同一个时代,但更轻松活泼。


(1)拉博埃西(1530-1563):法国行政官员、诗人、人文主义者。从1557年起,他对蒙田有很大的影响,死时把他的文稿留给了蒙田,后者设法把这些文稿出版了,就差《甘愿受奴役》一文没有发表。

(2)《甘愿受奴役》:拉博埃西的论文集,1572年在巴黎出版。

(3)淫荡的爱情:指同性恋。

(4)提比略·格拉库斯(前162-前133):古罗马护民官,试图进行农业改革,把大贵族窃取的土地归还给平民,但未得平民欢迎。他本人在反动贵族挑起的民众暴乱中被杀。

(5)莱利乌斯:活动期为公元前2世纪。罗马军人,政治家。公元前140年成为执政官。

(6)泰伦提乌斯(约前190-前159):古罗马喜剧作家。他的喜剧创作反映了斯齐皮奥文化集团的思想倾向。公元前160年,他离开罗马,前往希腊旅行,次年在旅途中逝世。

(7)阿格西劳斯二世:斯巴达国王,公元前399-前360年在位。在斯巴达君临整个希腊的时期,他几乎一直统率着军队。后来他去了埃及,担任埃及王的佣兵,在归国途中去世。

(8)16岁少年:这里指的是蒙田的挚友拉博埃西。有的版本是18岁。

(9)这篇文章:指拉博埃西的论文《甘愿受奴役》。他的一些信徒把它和其他人写的文章融进《查理十一时代法国的回忆录》中,于157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