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荃：林区第一位外科医生
刘荃，这是我们刚到牙克石后便听到的一个响亮的名字。“他是你们的老乡，你们一定要去见一见”，牙克石森警政委张吉先说。“他的故事真动人，是你们采访的好材料”，内蒙森警总队唐春枫处长热情地向我们推荐。
与刘荃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任顾问的林业中心医院。这位70多岁的老人，脸上带着林区人所特有的风尘。他呷了一口茶，向我们娓娓讲起了昨天的故事。
刘荃祖籍天津，1946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外文系。1950年举行中欧青年联欢会，他被上海市青联借去当翻译。此次活动结束，外交部要调他去做专职翻译，但他拒绝了，原来他的志向是当医生。1951年，他由震旦大学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外科专业。1953年毕业时，刘荃与其他四位同学一起写了决心书，就这样，他带着理想，打起背包，满怀革命豪情，来到了祖国北疆大兴安岭林区。
“当时的牙克石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刘荃微微一笑说道。
牙克石是大兴安岭的林区，日本人占领东北后，为建南满铁路，在此建镇，抗战胜利后被苏联红军接管。当年只有1万多人的牙克石，俄罗斯人就占了一半。刘荃刚下火车就见到许多俄罗斯人，同时也看到了牙克石就像西伯利亚一样的荒凉。这里没有一家工厂，只有一间间用圆木拼建起来的木壳楞的房子。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他是坐着马爬犁到漕河林业局的作业所医院报到的。
一到漕河，刘荃惊呆了。所谓的医院只是两间木壳楞，木屋内是两个用泥块砌成的土炕，一个作手术室，一个作病房，病房只容得下四人居住。这里有一个日伪时期留下的“外科医生”，但他从不动手术。当时大兴安岭的森林采伐都是手工作业，事故很多，工人被树木砸伤、压断臂腿后，这个“外科医生”都是将工人转送其他医院完事，理由是这里连简单的手术器械也没有。
血气方刚的刘荃与伙伴们决心改变这种现状。于是他托亲友与同学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邮购医疗器械和各类药品，办起了一个像样的医院。不久来了个疝气病人，按常规又得转院，但冰天雪地里几十个小时马车的颠簸，极易造成病人死亡，于是，刘荃等决定自己做手术。刘荃消毒了手术台，便在马灯下为病人做完了手术，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以后，刘荃又在这间土屋里的马灯下，给骨折等工伤的林业工人开刀接骨。这样，当一个个痊愈的病人走出那间土屋后，刘荃便成了当地林业工人心中的明星。“有病找上海医生”成了工人们的一句口头禅。
1954年，刘荃调到了图里河林业局医院，那里有50张床位。当时医院又从各地分配来十几位医学院毕业生，刘荃向领导建议：集中使用这批医务人才。这样，林业局就开始有了一家初具规模的医院。1956年，刘荃负责组建牙克石林区广慈医院，他一面手持手术刀，一面进行新医院的筹备工作。一次，医院来了一位摔破脾脏的病人，由于内脏大出血，急需输血。当时，图里河林业局根本无备用血浆，主刀医生刘荃知道自己的血型与病人相同，立即输了300CC给病人。病人手术后，血压上不去，又得输血，刘荃毫不犹豫地又给病人输入400CC血。病人终于获救了，并记下了这位救命菩萨刘荃。之后，刘荃又先后七次无偿地将自己的鲜血输给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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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荃在病房与医生交谈
如今，刘荃在兴安岭林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许许多多他叫不上名的工人、干部和家属请他吃饭、喝酒，送给他土特产。一次刘荃去淖尔开会，刚下火车，一位来接他的青年张口就问：“刘大夫，你还认识我吗？”当时刘荃一愣，青年马上又说：“我是你三十年前给我母亲做剖腹产手术生下的孩子。”
1957年，当时有位患脑炎的病人确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林业法院偏信了病人家属的话，传讯外科一位主治医生。刘荃闻讯后十分气愤，他联络了几位医生给法院写了封信，指出如果不是医疗事故导致病人死亡，法院也要传讯的话，那么医生这一行就没法干了。今天来看这封信并无错误。但是，此信寄出恰逢《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工人说话了》一文之际。于是，刘荃等人被冠以“白大夫集团在医院搞匈牙利事件”的罪名而戴上“右派”帽子，工资降了一级。
刘荃虽说被划入另类，接受批判，但医院门开着，手术还得要人做。大兴安岭的医院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头戴“右派”帽子的刘荃还得上手术台，还得每日去病房查房，还得关心广慈医院的筹建工作，因为远道而来的病人要找他，林区的干部工人要找他。
1959年，在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的未婚妻也来到了大兴安岭，这给困境中的他注入了一股暖流。1961年，刘荃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文革”开始，他又成了批判对象。此时刘荃筹建的广慈医院已经建成，但人们都忙“造反”去了，内外科仅留年龄最大的刘荃守在医院抢救病人。“文革”结束，1983年，刘荃担任广慈医院的院长。此时牙克石市的人口已增至50多万，广慈医院床位也已扩至500多张，成为林区第一大医院。刘荃于1990年退居二线后任医院顾问，1994年3月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与刘荃同时或稍后来到大兴安岭工作的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几乎都如同候鸟飞回了南方。我们问刘荃：“你来大兴安岭工作了近半个世纪，这里如此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再加上反右时的人生磨难，你是否想到过回上海工作？”
刘荃笑了笑，又呷了口茶说：“你们提的问题，与我去年回二医参加校庆时学生们问的问题一样。”
原来，二医校庆那年，学校将他请了回来，并让他与骨科专家陈中伟一起向学生们作报告。陈中伟低刘荃一级，该是他的学弟。刘荃对学生们说：“当年到大兴安岭林场医院工作，生活的艰苦难以想象，天寒地冻，运输艰难，生活必需品经常短缺。如果说生活艰苦自己还有点思想准备的话，那么，在业务发展上自己就很难与在上海的同学相比了，条件环境不同啊。今天，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人人成为像陈中伟一样的著名专家、著名教授。但是，我并不后悔我的人生选择。我国有12亿人口，人民需要专家，但更需要普通的医生，特别是像大兴安岭这种缺医少药的边疆山区。40多年来，我走遍了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林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人认识我，人们像欢迎贵宾一样欢迎我。40多年结下的缘、结下的情已经解不开了。因此，我觉得自己很欣慰。”
刘荃的报告在学生中激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引起学生们对人生的深深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