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剑峰：钱要花在刀刃上
“谢谢，来自宝岛的上海干部！”——崇明区对口支援工作纪实
龚雨婷 郭艳艳
1994年以来，在中央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下，崇明先后承担西藏、江西、内蒙古、云南等地区的对口帮扶工作，始终坚持“中央要求、当地所需、崇明所能”的原则，按照“民生为本、规划为先、产业为重、人才为要”的方针，在基础建设、产业扶贫、消费扶贫、智力帮扶、劳务协作、携手奔小康等方面凝心聚力，勇于探索，精准助力对口支援地区全面实现脱贫目标。27年来，崇明先后向对口支援地区选派挂职干部25名，专业技术人才21名，帮助对口支援地区培训各类干部群众35 163人次，结对帮扶28个深度贫困镇、170个深度贫困村。崇明区先后获得“2005—2006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先进集体”“2009—2011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2013年至今，崇明对口帮扶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云南，当前对口帮扶的临沧市8个县（区）全部实现脱贫摘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崇明区援外干部们在助力对口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勇担重任、不辱使命，努力当好脱贫攻坚的“突击队”，搭建好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连心桥”，跑好持续对口支援帮扶的“接力赛”，把党的关怀带到对口支援帮扶地区，把上海人民的真情传递给当地群众，用心用情书写好脱贫攻坚新篇章。下面是崇明区援外干部和支教老师在脱贫攻坚中的几个故事。
特大雹雨突袭之后
1995年，按照中央的部署和上海市委、市府的决定，崇明县合兴乡党委副书记朱友昌同志作为上海第一批49名援藏干部之一进藏工作，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定日县县委常委、副书记，为期三年。5月17日，怀揣一颗“情系浦江，做上海人民的优秀儿子；功建高原，当西藏人民的忠实公仆”的赤子之心，朱友昌赴藏履职。
7月7日，是朱友昌进藏的第43天，与往常一样，他吃完晚餐就去了乡镇企业管理局办公室的后院，尝试在高原种植从崇明带去的农作物种子。浇水、作埭劳作了一阵，只见东南方向天际有变，一条条白云间裹着乌云在翻滚，这阵势进藏以来他还从未见过，便放好农具疾步赶回宿舍。
夜幕已完全降临，比平日早了近2个小时，宿舍里突然闯进来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边巴旺堆，带着身上满是泥浆的白坝乡政府文书多吉，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告诉朱友昌白坝乡遭受冰雹侵袭，青稞受灾损失很大。县委书记外出开会了，朱友昌考虑了一下，叫上了另外两位上海援藏干部，让边巴旺堆安排两辆车，顺便又叫上了民政局局长普琼和农牧局副局长达娃占堆，一起去白坝乡。
汽车行驶在坑洼不平的原始砂石路上，车外飘洒着晶莹的冰珠和雨，路面上覆盖着一层如豌豆般的冰雹颗粒，轮胎压出的嘎吱嘎吱声响令人不安。一小时后，朱友昌一行来到乡政府，乡党委书记普布次仁、乡长多布吉等在门外向朱友昌汇报灾情：下午7点左右，冰雹足足下了80多分钟，现在只知道有两个村受灾，应该还有其他村。乡里还没派人下村了解实情。在了解大概情况后，朱友昌就提议先去这两个村察看一下。
车子行驶半个多小时来到了受灾村，只见两侧梯形状的田埂上一片狼藉，刚抽穗的青稞和刚开花的油菜被冰雹砸断，倒挂在枝干上，破落的叶子随雨水冲刷流入了河谷。他们来到了村主任的家，屋子里聚集着二十来个农牧民。由于语言的障碍，朱友昌让边巴旺堆把他的话转达给农牧民：县委、县政府一定会重视灾情、关心灾民，组织大家一起抗灾救灾。在场的乡村干部，以及那些农牧民终于安定下来，不再愁眉苦脸。
随即，他们又赶往下一个受灾村。穿过一座山，他们到了一个叫措巴拉的村子，村支书在值班，他简单地汇报了本村的灾情后，带朱友昌一行到不远处的村主任家里。村主任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家里的两间牲畜棚倒塌了，前天出生的5只小羊羔有3只被棚舍压死了，3亩青稞和1.8亩油菜全部受灾，颗粒无收，是这个村受灾最严重的家庭。
回到县政府，朱友昌就布置了第二天上午8时召开政府紧急会议的一些事宜。回到宿舍，已将近凌晨5点。
一早，朱友昌又接到加措乡和曲洛乡遭受灾情的消息。开会时，通报了三个村的受灾情况后他强调：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抗灾救灾工作，并成立救灾工作组，下乡指导督查；工作组实行指导督查负责制，直至救灾工作全面结束；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核实受灾情况，包括村队、户数、人数、面积、品种等，不能漏掉一户、一亩、一头，更不能趁机虚报假报。当天各组就分头行动。上午10点各组汇总了三个乡的具体情况：受灾13个村，受灾面积1 386亩，倒塌棚舍63间，牲畜死亡26头。朱友昌将受灾情况完整地向地区行署及相关部门做了详细书面汇报，并提出了救灾的具体措施。
在采取了一系列抗灾救灾的措施后，灾害总算是过去了，即使补种已经不可能，但是总要设法弥补些损失。朱友昌提出，按照定日先前的做法，向地委行署打报告要救济粮和其他救济物资，并动员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在职人员捐款奉献爱心。他还提议，援藏干部除了要带头捐款外，还要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向选派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朋友们请求支援。
通过两个多月的向上争取、横向联系，上海各选派单位的领导、同事、朋友纷纷献出爱心，支援了灾区，爱心善款汇入定日县财政局。在朱友昌的不断协调下，地委行署在短时间内分拨了救灾粮、化肥等，灾民们也领到了救灾款、救灾物资。为表达无尽的感激之情，他们派了代表专程来县城给援藏干部们递上糌粑、青稞酒、酥油茶。
朱友昌和当地干部实地查看农作物受灾情况
“梅山”种猪来到了红河州
1997年7月，崇明县城桥镇副镇长张忠振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参加市农委组织的赴云南考察团。此次考察后，张忠振和另外三名干部便留在云南成为驻滇干部，主要负责“沪滇农业示范基地”。当时，“沪滇农业示范基地”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确定的“九五”帮扶重点项目之一，由双方共同投入资金和技术，组织人才培训和技术攻关，发展有助于直接解决云南当地群众温饱问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属于开发式扶贫项目。通过示范基地的试验示范，向上海对口帮扶的云南22个贫困县辐射，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了解，在充分考虑发展两地优势的前提下，张忠振与几位驻滇干部确定了投资少、见效快、覆盖面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高的示范项目。在红河州蒙自县草坝农场，他们租用农场500亩土地，开始了“梅山”猪的示范养殖工作。
“梅山”猪是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以繁殖率高、产仔多而著称的优良猪种。蒙自县虽是云南仔猪生产基地，但当地的猪种杂、产仔率低、养殖户效益低，难以形成产业规模。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从土建开始，他们用不到5个月的时间便建起了拥有108间猪舍的规模化种猪场。在上海市农委和市畜牧办、嘉定县种畜场积极支持下，1998年3月，第一批100头“梅山”少母猪和配套的“杜洛克”“长白”“大约克”等公猪乘坐“部令”专列经过100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安全运抵云南沪滇农业合作示范基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性饲养，当年就生产了1 000多头仔猪，并以优惠价格供应当地农民饲养。“梅山”猪和“杜洛克”“长白”等种猪进行“二元”杂交后，杂交优势明显，生猪生长周期短、长势好，农户养殖后经济效益高，所以他们纷纷前来参观购买，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有些农户还拿着钱前来预约订货。张忠振根据当时情况，又向上海市农委报告，要求扩大种猪场规模以满足当地农户养猪致富的需求，因此先后又从上海嘉定种畜场引进200多头种猪，形成了300头种猪的生产规模，影响面不断扩大，不但基地所在的红河州农民前来采购，而且吸引了文山、思茅、沧源、西双版纳等地的畜牧部门和农民前来参观购买。鉴于当时的市场情况和上海市对口帮扶的要求，驻滇干部们先后又到文山州的砚山县、思茅地区（后改为普洱市）的澜沧县进行考察，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分别建起了两个150头规模的种猪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效应，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农户的欢迎。
“梅山”猪在云南全省出了大名气，当地媒体如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都前来采访并进行宣传。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率领上海市党政代表团于1998年6月7日到云南考察时，在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等省委、省政府领导陪同下，参观了示范基地，给予了种猪场高度评价。令狐安书记说：“上海基地解决了云南养猪的种源问题，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养猪的效益问题，帮助农民脱贫致富”，黄菊书记也鼓励说：“示范基地开局很好，要再接再厉，讲求实效，进一步做好对口帮扶工作。”
当然，在云南建种猪生产基地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云南地处高原，昼夜温差大，易患喘气病。20世纪70年代，蒙自县就曾在上海引进“梅山”种猪，但由于猪患上了“喘气病”未能成功。这次在示范基地的种猪场也发生了猪患“喘气病”的情况，张忠振与几位驻滇干部发现后及时向市农委作了汇报，市农委指令市农科院畜牧所专家、高级畜牧兽医师及时蹲点指导。在当地畜牧部门专家的配合下，研究制定了《关于梅山猪喘气综合治疗的技术方案》，经过两个月左右综合治疗，解决了梅山猪喘气病这个技术难题，使“梅山”猪在云南落户扎根，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张忠振回忆，刚去云南的时候，在马路上、集市上到处能看到农户散养的猪，一群一群的，一头母猪带着几个仔猪到处游荡，早上放出去，晚上它们就很自觉地回家了，着实“聪明”。后来他们听养殖户说，农户家里很少有猪舍，放出去饲养可以节省饲料，但由于放养，猪的体能消耗其实很大，一头猪要养两年才能长成商品猪。养殖户们来基地参观，看到基地养的猪都在整洁的猪舍里，他们买回去也如此饲养，一头30多斤重的仔猪经过精心饲养，5个月左右体重能达到200斤左右，饲养周期大大缩短，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环境卫生也得到极大改善。三年后，张忠振结束对口支援时，马路上已经很少再看到猪群了，圈养的养殖方式已经被当地农户所接受。
把辍学的佤族学生请回学校
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一个一跃千年的民族自治区。2007年，崇明县培成学校教师徐金铨刚到这里支教的时候，当地无论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水平都处于比较原始落后的贫困状态，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率也比较低。
刚到勐董镇的永和中学，徐金铨发现这里学生辍学现象非常严重。刚开学的时候，每个班级有五十多人，双休日回家后，返校只剩下了二三十人，而且每次返校的二三十个学生中，都会是不同的面孔，当地老师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对支教老师们来说却很不理解。当时沧源县正在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工作，即2004—2007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从上到下各级党和政府总动员，层层抓落实，扫除青壮年文盲由各乡镇的成人学校负责，而辍学在家的学生则由全县各级学校负责。(https://www.daowen.com)
永和中学把老师分成几组，先到各自然村配合村干部动员，支教老师们也参与到这项攻坚工作中。一个双休日下午，徐金铨和一起前来支教的刘和平、刘存波跟随永和中学的李校长、肖副校长到距离学校几十公里的芒回村动员辍学的学生来学校复课。这还是徐金铨第一次走进深山，近距离接触边疆少数民族。走进芒回村，徐金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都2007年了，这里还是那么原始、那么落后。村民们住的是简陋的草木结构的吊脚楼，下层栖畜，上层住人。
趁开会空隙，徐金铨走访了一户村民家，这家的吊楼面积差不多也就二十多平方米，房屋中间有一个火塘，主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通过攀谈，徐金铨了解到，这家一共四口人，夫妇俩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碗筷也只够自家人用的，一家人就睡在地板上，夫妇俩睡在火塘的左边，两个儿子睡在火塘的右边。一日只食两餐，菜就是辣椒沾盐巴，或者上山采些绿叶放在水里煮着吃，生活非常艰苦。永和中学是寄宿制学校，开学后每名在校用餐的学生都需要缴纳一个学期的粮食和伙食费，但是这对大山里许多家庭来说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很多家庭不让孩子去学校接受教育。另外，芒回村离永和中学几十里山路，又没有公共交通，学生往往需跋山涉水五六个小时才能走到学校，可谓艰辛异常。
在动员辍学学生回学校复学的家长会上，由于语言差异，大多数村民听不懂，只能李梦明校长说一句，再由佤族的肖副校长翻译一句。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宣传教育，动员家长把辍学在家的孩子送去学校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并且承诺减免一部分学生的粮食和伙食费。由于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各村委会也积极配合，双管齐下，勐董镇大部分的辍学初中生重新回到教室上课了，对于少部分仍然辍学在外的学生，原来是哪个班的就由那个班的班主任老师一家家去家访做工作，直到该生回学校上课为止。这样到2007年底，“两基攻坚工作”终于完成了。在此期间，刘和平老师还积极动员崇明县三烈中学（其支教前所在学校）的学生为永和中学的贫困学生捐衣捐物，为辍学学生安心复学献上了一份爱心。
2011年，徐金铨再次到沧源永和中学支教时，辍学情况已经大为好转。党和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实，各级干部深入深山老林的村寨一对一扶贫，村民收入普遍提高，村村通公路，走出大山不再困难。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每人每天4元，永和中学的学生早餐每人一包牛奶一个鸡蛋，午餐有荤有素，晚餐也是荤素搭配。在不增加学生家庭负担的情况下，学生在校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辍学现象逐渐消失，勐董镇初中入学率已经达到95%以上。
崇明县三烈中学师生捐赠的衣物
聋哑人罗开玉喊出了一声“谢谢”
“一人得大病，全家受拖累。”健康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很重要，尤其是对贫困户而言，疾病直接影响着他们脱贫的步伐。健康扶贫主要是为了解决扶贫“两不愁三保障”任务中的医疗保障问题。
在结对帮扶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后，崇明援滇干部积极在医疗卫生等方面开展协作，崇明区卫计委更是派出多批次专业技术人员挂职临翔区人民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聋哑人罗开玉的帮扶。
罗开玉家住临沧市临翔区凤翔街道中山村华家坡组，家有四口人，均享受低保政策，于2014年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要贫困原因是因残致贫。其母亲唐正凤46岁，听力三级残疾；弟弟罗开伟19岁，肢残二级残疾，就读于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法律专业。罗开玉自幼双耳听力差，聋哑二级残疾，18岁时曾短暂佩戴助听器，但因自觉效果不佳，未持续佩戴，基本无言语交流能力，与人交流主要靠手语及文字书写沟通。
2019年4月，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同志在调研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时了解到罗开玉的家庭情况后，当即指示，要依托上海的优质医疗资源，帮助罗开玉诊疗。
崇明区在市政府合作交流办的支持下，多方协调市残联、市卫生健康委、市慈善基金会等部门，安排罗开玉到上海就诊。2019年5月21日，为罗开玉双耳验配助听器后，罗开玉被安排在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听力中心进行听觉及言语康复，并入住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接受专业康复训练。其间，区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多次关心其治疗安排或前往探望慰问。经过三个月的康复治疗，罗开玉的听觉和语言功能都得到了明显改善。考虑罗开玉第一次出远门，思念家人心切，医疗专家建议让她回到临沧继续治疗。
由于罗开玉回临沧后，当地医疗团队与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之间就没有再直接联系，因此治疗效果未有明显提升。此时，崇明区援滇干部梁晓华已接替之前的蔡俊春同志的工作，在专门到临翔区妇幼保健院进行调研得知这一情况后，及时与后方联系，并促成了上海九院与临沧市妇幼保健院在临沧市人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就罗开玉治疗情况进行远程会诊（这还是临沧市历史上第一次采用远程会诊的方式对病人进行治疗），畅通了双方的合作渠道，为罗开玉的后续治疗铺平了道路。为了做好对罗开玉的帮扶，在崇明区政府的关心和协调下，临翔区妇幼保健院聘用罗开玉到医院职工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相关工作，每月领取1 500元的劳动报酬。在此期间虽然罗开玉的思想出现过波动，但经梁晓华的协调和亲自上门去做工作，她又返回医院认真工作，并做好康复训练。从2019年9月10日起至今，罗开玉一直在临翔区妇幼保健院食堂务工，并接受相关的康复治疗，这让罗开玉一家很是感激。
崇明区援滇干部梁晓华等为罗开玉做好康复训练进行心理疏导
2019年10月14日至18日，在援滇干部和临翔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罗开玉受邀到上海参加“上海对口帮扶实践特别节目”，在节目现场她用稚拙的声音向上海人民喊出了一声真挚的“谢谢”。这一声“谢谢”是对援外干部的极大鼓励，也将更加坚定援外干部进一步做好帮扶工作的信心。
罗开玉参加上海对口帮扶实践特别节目
沙剑峰：钱要花在刀刃上
崇明区民政局优抚科科长沙剑峰作为上海市第十批援滇增派干部之一，2018年赴云南挂职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扶贫办副主任。
当时，援滇干部在云南的主业是负责沪滇协作项目，为了确保这些项目保质保量实施竣工，沙剑峰跑遍了2017年至2019年沪滇协作项目的每个点，力求做到对每个项目的内容和进度了如指掌。
同时，按照扶贫办领导要求，沙剑峰在挂职期间走遍了耿马所有的乡镇和至少70%的村寨，深入基层，清楚掌握了解了哪里最困难、哪里最需要党的政策指引。从海拔四五百米、气候炎热、严重缺水的孟定尖山村到海拔接近三千米、耸入云端的勐永芒莱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最远的一次，沙剑峰下乡单程花了四个小时。身侧车轮下的万丈悬崖和无休无止的漫长雨季，他都习以为常。最艰难的一次下乡，连四驱越野车都无法深入，行至一半只能搭乘村民的摩托车往里走，剩下约3公里湿滑泥泞的路是靠着两条腿一步步趟过去的。皮肤黝黑、性格直爽的沙剑峰很快和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通过实地走访以及与贫困户的面对面交流，沙剑峰越发感受到脱贫攻坚任务的艰巨性和必要性，也更坚定了他扎根边疆为扶贫事业献身的坚定信念。
2017至2019年，崇明区在沪滇协作项目上对耿马县的资金投入在6 500万元左右，虽然资金体量不大，但扶贫专项资金就该花在刀刃上。
调研贺派乡芒底村沪滇扶贫协作项目
为了用好每一分专项资金，在安排项目点的时候，沙剑峰始终坚持四个原则。一是资金安排上集中火力，发挥最大化的效益，做出样板，起到引领示范作用。项目重点聚焦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项目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等方面，尤其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资金在总体援建资金中的占比。2019年，耿马自治县援建项目中产业扶贫项目资金达1 770万元，占比55.3%，涵盖了中华蜂养殖、经济水果种植、中草药种植、生态养殖等多方面。二是资金投向精准，重点向直过民族（直过民族，指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布朗族、景颇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等。特指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它是云南少数民族的重要特色）地区和深度贫困村倾斜。其中，2017年1 000万元资金中有600万元投向了拉祜族搬迁点的贺派乡芒底村；2018年第一批项目资金1 100万元全部投向芒洪拉祜族布朗族乡，帮助当地民众提升生活水平。三是项目安排重点考虑地区贫困原因。致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交通不发达。耿马自治县山地面积超90%，山路崎岖难走，老百姓和好产品难以走出深山老林，因此专门安排了农村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再比如耿马自治县多地存在因喀斯特地貌造成的缺水问题，老百姓用水极为困难，寨子里留不住人。为此，沙剑峰和当地干部一起为当地铺设引水管道、构筑大型蓄水池，保障百姓的正常生活。四是投向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尤其让沙剑峰印象深刻的是2019年所开展的排污工程。沙剑峰说做这件事其实纯属偶然，当时他正在四处调研，寻找合适的项目点，正好碰到了驻村在四排山乡的临沧市社科联的扶贫干部，他领沙剑峰到了梁子寨村，眼前的景象让人大吃一惊。家家户户都没有厕所，只有一个环境脏乱差的公厕，排污措施也不到位，导致污水、雨水、粪便等混合在一起四处横流，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此外，由于村民长期使用不洁饮用水，导致肾病的发病率很高，前任驻村扶贫干部也是因此而不得不回去接受治疗。这样的情况让沙剑峰坚定了要帮助梁子寨建设排污工程、提升人居环境的决心。他快速拟订方案，带领专家团队进行论证，投入资金。很快，他们成功帮助建造了3个人畜饮水净化池、6个公厕，硬化村内道路2公里；同时安装了175盏太阳能路灯，铺设排污管道6公里，新建污水池2座、无害化高温焚烧池1个、垃圾投放池6个，建造了2个面积达2 000平方米的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广场，配套垃圾桶100个。在产业扶持方面，在该村新建了1 200平方米的养殖小区，同时配套修建3.8公里的产业道路。通过资金的注入和项目的合理安排，该村百姓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梁子寨村也成为当地的扶贫样板。
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扶贫政策密集出台，当上海大后方的一笔笔援助资金和一项项援助措施持续叠加，当一笔笔带着无限真情的捐款资金不断汇入，受援地群众深切感受到了在党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下，社会各方对脱贫攻坚的重视和关心，受援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脱贫的老百姓表示，非常感谢这些来自崇明岛的上海干部。在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不能掉队。脱贫不返贫是党和各级政府长期努力的方向，“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崇明区将持续加强与受援地的合作交流，逐步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为那里的人民守住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