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峰——我敬爱的父亲

王如章

我的父亲是山西沁源县杨安乡泉则坪村人，1924年3月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大举进攻华北。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头，当时父亲正在镇上读高小，师生们听到这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在老师带领下，纷纷走上街头，开展宣传抗日救亡活动，放假后回到家里，组织村抗日自卫队，并成立村抗日政权，被推选为村长，自此积极投身抗日工作。1938年8月，肖文玉（杨安乡人，曾任沁源县县委书记、福安地委书记）、王进忠（我二伯，1943年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革命烈士）二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调吾元区政府任青年救国会秘书，自此离开了家乡，在屯留、晋城、阳城、垣曲等地为党工作。1949年随长江支队六大队四中队南下，途中调任六大队供卫副处长，到福安后在专署工作，1954年调宁德任县委书记。1956年，我和母亲到宁德看到父亲整日忙于工作不是开会就是下乡，年仅30余岁浑身是劲，他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我至今难以忘怀，特别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58年新年刚过，一个星期日下午，我无事在父亲办公室看报，突然一中几位老师来到办公室门口，起初我还以为是来找我，连忙把老师们迎进来，随后父亲回来了。把几个老师请到旁边，小会议室座下，吩咐我给老师们沏茶，相互问候后直奔主题，原来父亲听校长反映，老师们想办高中部，父亲特地请他们来开座谈会，探讨办高中的事，父亲向他们了解办高中的师资有没有问题，担心如果师资不达标，会误人子弟，几位老师异口同声说师资能力没问题，父亲说这样我就放心了，你们想办高中也是我近年来的想法，办高中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是造福于民的事，1949年后宁德一直没有高中，学生们初中毕业，想继续升学就得到福安读高中，一是路途远，二是只能寄读于学校，三是很多家庭因经济或其他问题难以到外地上学，四是福安一中的名额有限，这样相当一部分学生上不了高中，致使许多优秀学生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十分可惜，所以你们想办高中，想法很好，只要师资没有问题，无论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克服，我绝对支持你们办高中，你们回去同校领导拟一个详细的计划报县委，如果有困难找县委宣传部李洪部长，也可以直接找我。由于父亲的积极支持，一中领导和老师们的努力，1958年秋季办起了宁德首届高中班，招生50名，从此宁德摘掉了没有高中的帽子，此后宁德一中越办越好，成了省重点中学。

1958年的一天晚上，已经12点多了，我在父亲办公室打地铺睡觉，突然电话铃响起，父亲从卧室走过来接起电话，原来是公安局吴局长打来电话，说公安局门外聚集了很多人，原因是下午公安局办案人员抓了几个人，开始是被抓人的家属亲友在外面喊叫，慢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向县委请示此事如何处理。父亲深思片刻后做出以下几点指示：公安人员要保持镇静；要相信群众大多数；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开枪，以免伤及无辜群众，避免事态扩大；通过喊话做好围观群众的疏散工作；控制好现场局面，防止坏人从中煽动群众挑起事端。然后父亲打电话给兵役局局长余德金，叫上县委秘书吴伯英，到大街和余德金局长带的十几个武装部人员会合后一起前往公安局，他们穿过人群直接到公安局门口，已有人在那里放了一张桌子。父亲和吴、余等人议了几分钟，准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对群众采取说服的软办法，一方面向群众说明利害关系，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迅速离开；一方面警告在现场闹事的人，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到公安局闹事，闹事其实就是向政府示威，是反革命行为，后果是严重的，请三思而后行。领导们的轮流喊话，都由吴伯英用本地话重述，经过二十多分钟后，围观的人慢慢退去，最后剩下十几个来闹的家属。吴局长对他们说案件正在审理中，事后会给大家明确的说法。如果愿留下来协助调查，请到公安局里面说话。最后他们回家等消息，就此一场风波平息，父亲对余局长的积极配合表示感谢。

父亲在宁德期间，对围垦东湖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7年，开始围垦东湖塘，当时条件很差，什么机械都没有，资金也很困难，向省里要一点，向地委讨一点，自己县里筹一点，围垦工具是铁锹，锄头、扁担、土箕，民工从各个公社抽调轮流上岗，如此浩大的工程在宁德历史上是首次，当时困难重重，父亲和县委班子还是下定决心要干，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来鼓励大家，靠肩挑、手搬、船运，利用潮水涨落的时间差，赶时间，抢速度，修筑从洋尾到贵岐，从金蛇头到鳌江两条海堤共长4.3公里，特别是修筑24孔桥，那里港深水急，涨退潮时潮水流速大，基础常被冲垮，台风来临更是危险四伏，难上加难，有好几个民工在修大堤中不幸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每逢台风来临，父亲神情紧张，不断地和围塘指挥部通电话，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叫注意安全。有一次自己穿上雨衣、带上通信员，骑着自行车，直奔围塘指挥部，在风雨交加中不幸摔倒，牙齿磕掉两个，还是坚持到指挥部和那里的干部群众一起坚守在大堤上，彻夜不归。1958年春节大年初一，他和成副县长一起在大堤上过春节，让指挥部的干部回家过春节，初三早上，成副县长的儿子来叫我说一起到围塘指挥部去送东西给两位父亲吃。成副县长的儿子带了很多北方过年吃的东西，我母亲也煮了很多饺子，我俩借了两部自行车直奔围塘指挥部，到那里正逢吃午饭。父亲叫我们把东西拿出来让大家共享，叫我和常海自行回家吃午饭，到家时已一点多了。1961年父亲调离宁德时，工程量已完成80%，走时父亲拉着成部长（海防部长兼围塘指挥部指挥）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工作没做好，任务没完成，以后围塘的事就拜托你们多辛苦了，你们在新县委的领导下，工作会干的更出色。他调地委党校后每逢有宁德干部到学校学习，总忘不了向他们了解东湖塘围垦的情况。东湖塘围垦面积计二万六千余亩，当时是想围成良田，增加宁德的粮食产量，按当时的口号，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手中有粮，心里不荒，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在当时抓粮田是重中之重，是国策，所以父亲特别关注东湖塘的围垦，与此同时注重抓水利工程，动员广大干部义务劳动，兴修水利，我在假期也被父亲叫去和干部们一起修马坂水利。有一次在马山下挖水渠时我差点被蛇咬，从洋尾一直到七步的马坂水利，为解决当时水田灌溉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已废弃）。东湖塘这块土地曾经为八千多归国华侨提供生息之地，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形势的发展，东湖塘早已改变了原有的发展思路，特别是成立了东侨开发区后，这片土地为东侨提供了绝佳的发展空间，看看现在纵三横四的林荫大道，站在塔山顶上，环顾四周，一群群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师院新校区、火车站、市医院、会展中心、市政府大楼等许多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东湖品臻、仕林东湖、金谷国宝、郦景阳光等高档小区相连成片，万达、沃尔玛、宝信已形成新的商贸中心，几大酒店逢年过节座无虚席，几条林荫大道，车辆日夜奔流不息，为迎接省运会体育中心面貌焕然一新，南岸、大门山、北岸三大公园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万达广场每晚歌舞升平，北岸儿童乐园回荡着孩子们欢声笑语。每到夜幕降临，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空里闪烁，栈道上的彩带灯，大门山的南北彩虹桥上的变幻色灯交相辉映，使人们仿佛到了人间天堂。(https://www.daowen.com)

今天生活在东侨的十万民众对未来充满希望，信心满怀地走在圆梦的路上，东侨开发区已成为闽东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闽东大地上一块最有生机的沃土，众多的经商者房地产开发商抓住商机，在这片土地上大把大把地赚钱，可谁知道当年老一辈的开拓者在围垦的这片土地上所付出的艰辛，有谁还会想起围垦而失去生命的民工。王俊峰的儿子我回来了，住进了东湖品臻，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什么叫吃水不忘挖井人。1982年，父亲下乡到宁德，和原宁德县府县委的老同志一百多人一起照相留念，在他的要求下，父亲和李洪在县长郭世英的陪同下一起到东湖塘24孔桥故地重游，话说当年，感慨万千，至此再也没有到过宁德。1991年父亲病重时，曾叮嘱我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撒在塔山上，过世后组织上把他安葬在福州烈士陵园抗日战争馆。在夜深人静时我站在自己阳台望着夜空中塔山上高高的塔，仿佛看见了我亲爱父亲的身影，思念之情不禁使我潸然泪下，想想老一辈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不为名不为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两袖清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事业，无怨无悔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当年围垦东湖塘的前辈们，大部分人已不在人世，虽然没有多少人能知道你们的故事，没有人能知道你们的名字，更没有人为你们立碑树传，但那守护着东侨的两条长长海堤是你们永远的丰碑，它记载着你们的故事，叙述着你们的艰辛和光荣。

我父亲1984年工作中病倒在泉州，第二年离开了工作岗位，1991年初因病逝世，组织上没有忘记他，党没有忘记他。在隆重的追悼会上，省委常委温秀山代表组织上在悼词中肯定了他的一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在福州的省领导温付山、童万亨、肖更望、范进德及程少康、吴健、王安珍、秦光等128位一起南下的老战友及省委组织部，宁德地委、宁德县委都派代表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

（作者系长江支队南下干部王俊峰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