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正统的家庭教育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句妇孺皆知的歌词，也许那些早年亲身践行于这一歌词的老一辈人，更能体验内中的深刻内涵。因而“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直成为父亲谆谆教诲我们的立身之本。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县实验小学读书时，校方曾邀请父亲到学校的小礼堂，讲述他那些参加革命的战斗故事和历程，父亲当时的那一席演讲，于我这个生长在红旗下，对革命战争的残酷和对新中国来之不易的理解还仅停留在课本上的小学生，对如何珍惜学习乃至奠定日后的人生方向，还是颇有触动的。长大后，父亲更关注的是我们兄弟姐妹政治上的成长。1972年，我上山下乡四年后参加工作，先后在牙城的渡头、杨家溪、东街头购销站工作，可以说是从一个边远山区到了另一个更边远的山区，我曾请求他帮助我下山换个工作环境，然而换来的却是他回信的严厉斥责，说“那个地方就不能生活了不成”，在信中还要求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安心农村工作，争取早日入团入党”。这种“马列式”的训导，几乎可见于他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所有家书中。当时他不仅没有为我调动说过一句话，也没有为其他子女出过一丁点力，后来县委关于给父亲平反的文件虽说是要消除对无辜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的影响，但迫于生计，早嫁于松山农村的姐姐晋闽，至今仍是一个农民户口的农家妇女。妹妹福荣和妹夫都一直在困难企业，弟弟榕生坚持上山下乡6年并入团入党表现好，本可以进茶业局机关工作，而当时身居茶业局长的父亲，还是坚决地把他放在了基层茶站企业，以至于榕生在该企业关闭之后的商海沉浮中走上不归路。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母亲就被父亲从县招待所工作岗位“动员”回家，一直无业。父亲这位早年参加革命也算是有过一官半职的老干部，几十年来竟然没有为子女、家属的工作谋得一点好处，一切全得靠我们儿女自己去努力与拼愽。当然，父亲并非对我们关心不够，我们的工作与前途他也没少操心，但终无果，原因几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清正刚直、不牟私利的秉性。

申景武夫妇

实际上，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导，并不囿于那种填鸭式的正面说教，更多的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言行，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带来潜移默化的教益。父亲离休后，每月领了离休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步履蹒跚地到单位缴党费，缴交党费看似小事，但要月月准时，主动缴交，并非大家都能做到，在他身患重病弥留时刻，仍念念不忘叮嘱我为他代缴党费，而这正体现了这位曾一度被打成“叛特”、开除党籍又重新回到党的母亲怀抱的老人，倍加珍惜共产党员的这一光荣称号。(https://www.daowen.com)

父亲生活俭朴，艰苦朴素。家中用的都是几十年的老旧家具，桌子是民国时期留下来的，桌龄比我大得多，家中唯一的老式矮橱，洞破的橱门父亲用挂历纸糊裱一番仍在使用，他去世时最值钱的是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还是我们子女们凑合买的，什么沙发、冰箱、洗衣机这些当时已很普及的家具电器直到他去世一样没有，然而他是那样的乐天知足。1992年县里要求有私房的干部不得住公房，父亲闻知立即搬出刚入住还不到两年在当时乃至现在也是政府大院内最好的宿舍楼，搬到还仅初建一层、尚未完工、四面砖坯的自建房中，房子天井是坑洼不平的硬土层，未粉刷的外墙砖体还往里渗潮，卧室地面凹下一大块，但他反觉得住在自己的房子舒心满足，悠然自乐，平日里，他不是在院子里栽菜插葱劳作，就是在屋顶上练练身子，有时出去打打门球，还打打麻将，几位一同打牌的老同志，从来一概以火柴梗多寡论输赢，从不搞什么来钱的“小刺激”，而且他同样绝对禁止我们子女打牌有任何出轨的“小小来”，在这方面，他对我们的管教是极为严厉的。

父亲对家这个观念很淡薄，常年下乡跑基层，埋头工作。记得1964年、1965年两个暑假，他先后把我带到长春渔洋和盐田南塘驻村蹲点搞“社教”，一蹲就是一两个月不回家，驻村象驻村。即使没下乡，在家也待不住，母亲常抱怨他从不过问更不沾手家务事，满脑子想的尽是“公家”的事。他平易近人，虽与当地群众语言不通，霞浦话听得懂讲不好，但作为一个农民后代，却始终与群众却相处地挺触洽，群众也挺喜欢这个“工农干部”那种与民同甘共苦和求真务实的传统作风。

1979年的全家合影

岁月峥嵘，时光荏苒，父亲已永远长眠在霞浦这块热土上，他从北到南，北战南征，风雨坎坷数十载，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盖棺论定，县里在工人俱乐部大礼堂为他隆重举行的追悼会上，对他的一生功绩已有高度评价。海天有泪梦中弹，我在这里撷取的，只是对他老人家的点滴追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尽管这些片断是那么的微小平凡，却饱含着深刻的做人哲理；尽管他并非位高权重，却终生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它于细微处与人良知，催人进取。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这，就是我缅怀父亲的情结所在。

（本文刊载于《南下干部之声》7期，《闽东日报》2005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