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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始终是在螺旋式循环中发展。大约在公元前三七四年前后，齐国的命运果然如周太史的卜卦所言，在陈完（田完）后代的手上重新崛起。这位战国时期的齐桓公田午是田齐的第三代国君，他的祖先陈完为他们留下了大量管仲的文化遗产，并经过历代私家整理，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说。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将管仲时代讲课的地方直接辟为学宫，即后人所言“稷下学宫”。后来，齐桓公田午干脆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收集流传在外的大量的管仲治国之学，刊布管仲的精辟文献。^[2]

到了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齐国国势的强盛，他们越来越认识到管仲的伟大，他的大量言论与文献理当得到最广泛的应用，并发扬光大。大约在这个时候，管仲留下来的言论与文章以《管子》称谓刊布于世，并在稷下学宫加以专业性的传播。

《韩非子》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家者家有之。”可见在战国末叶，《管子》书已经传播很广。到了西汉时期，《管子》继续广泛流行，贾谊、晁错、桑弘羊等政治家都研读过此书。司马迁对管仲更是倍加崇敬。(https://www.daowen.com)

近代学者罗根泽（1900—1960）提出：《管子》“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可及。《心术》《白心》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多，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

历代学者大多将《管子》作为法家著作看待，这主要从全书的政治思想着眼，看到了它的哲学思想以道家为核心的缘故。其实，在战国时期，法家鼓吹“法治”，排斥文教德行；儒家强调“德治”，重视道德教化。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政治思想在《管子》里都有具体的体现。特别是它全面而独到的经济思想，至今仍然有着深刻的社会指导意义。

管仲提倡“富国富民”是放在发展生产力上的！

管仲制定的相关政策时效性极强。如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管仲提倡严禁。他颁布一条法律：棺椁超过一定厚度，就必须受到戮尸的惩罚！但在物质丰富时期，他又主张以奢侈来促进消费，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经济学、消费学观念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