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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作者想就管仲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提出三点，来作为本书的结语：
一、管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奴隶解放者。
解放奴隶，不是管仲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由于实际生活中的贫富不均、灾年民众大量逃亡、国家经济面临崩溃的严峻现实，喜欢据实际解决问题的管仲不得不正视而采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事实证明，奴隶身份一旦消除，蕴藏于奴隶阶层的生产力如火山爆发，加上管仲以“均分地利”和“相地衰征”为特征的封建主义的土地改革；再实施灵活机动的税制；[6]齐国经济一跃而升，自然锐不可当。同时，他还自上而下地废除奴隶主的食邑制，解放或承认溃逃于外的前奴隶有限的自由身份，这种史无前例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而林肯在美利坚合众国解放奴隶，要晚于管仲两千几百年，那是人类历史上多么伟大的壮举！
二、破格选拔人才，从国家和民众两方面监督官员。
管仲破格选拔人才，是从商王汤履启用伊尹、商王武丁编造神话解放傅说奴隶身份中得到启发的。国家急需大量人才，管仲建议一改过去单一从贵族中选拔的做法，改从贵族与士、农、工、商四民中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要求每年“正月之朝”让各乡长官将该乡“居处好学”“聪慧质仁”的人才报告朝廷；让“桓公召而与之语”，将“其质足比成事”，“立而授之”。管仲尤其重视从农民阶级与解放的奴隶中选拔国家人才。如果有人打压人才不报并“蔽圣”，发现后要治重罪。
管仲采取乡长推荐、朝廷鉴定、实践考验的“三选”官员法，打破了过去贵族对人才的垄断，虽然不能与今天的人才选拔制度相比，但在当时却打破了三代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贵族血缘政治，这是值得肯定的一大进步。正因为管仲选拔人才的制度打破了“唯血统论”，触犯了封建君主们的“根柢”“正宗”，也是其不能如孔子那样受顶礼膜拜的根源。
“正月之朝，五属大夫复事，桓公择其寡功者谪之。”[7]管仲制定了严格的考察现职官员制度。结果是，凡为政“不治不能”者，田野多荒废者，刑狱多矫诬者，都要问责官员！这数千年前“干部问责制”的诞生，说明了管仲对国家管理职能的一种先知先觉。仅此还不够，管仲又提出创建“啧室之议”（即最早的纳谏机构）。啧，《说文》释为“大呼”，引申为大鸣大放、互相争论。《管子·桓公问》专门记载了“啧室之议”。因为有了这一制度，齐廷才能听到民众的呼声，并通过这种方法监督各级官员忠于职守、少犯错误，也才能使齐国有生气勃勃的干部队伍。这不就是“群众监督”制度吗？
这里让我想起了刚刚登基时的齐桓公问管仲，需要制定什么样的制度来管理国家。管仲说，三皇五帝先王先祖早就有了制度，现在最最需要的是执政者的“德”！有执政者的“德”，才能有官员的“仁”，才能有上行下效，才能有民富国强，天下大同！数千年后，重读这些先贤哲人之言，振聋发聩啊！
三、中国古代第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
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一下《管子》，不难发现在管仲对于政治、经济、战争、外交问题的论述中，提出天地是自然存在的，它们没有意志！这可是打破了三代以降，人们普遍认为天地是神祇、绝对权威，需要人们膜拜祈祷的理念！管仲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不常变也，谓之则”[8]，这就是说，万物由气生成，而气是自然之天地所出，而物的生成变化皆有规律。这一论点早于道家之定律二百多年。
管仲在处理日常生活的事件时，往往会将矛盾的对立面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由此而使自己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带有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从中提出“度”的概念。就连如何对待“小人”的问题上，管仲的处理方法在今天也是很有借鉴作用的啊！
在伦理道德与发展生产的关系上，管仲还有一个垂之千古的著名命题，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9]。这是管仲来自实践的获得，但历朝历代都有人反对，而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承认它的基本原理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契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经济、生存是第一性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是第二性的。管仲的伟大正是在漫如长夜的古代社会提出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将管仲定位为中国古代史或者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哲学家，过分吗？一点也不过分。他去世二十年后，希腊才诞生了泰勒斯[10]！(https://www.daowen.com)
2012年7月12日—2014年6月2日
写于长江南岸之紫金山下文华园
2014年10月9日凌晨改毕
[1]见《论语·宪问篇》。
[2]汉代徐干《中论·亡国》：“齐桓公（田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
[3]见《史记·田敬仲完列传》
[4]见《盐铁论·论儒》。
[5]见郭沫若《十批评书·稷下黄老学学派的批判》。
[6]见《管子·大匡》。
[7]见《管子·大匡》。
[8]见《管子·七法》。
[9]见《管子·牧民》。
[10]泰勒斯（约前624－前546），提出宇宙基本之素是水的希腊早期朴素唯物主义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