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环境困境到循环经济理论的提出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追求经济总量（GDP）的持续增长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的中心任务。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在最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但随着人口数量和人的物质消费需求的无节制增长，以及偏重于索取自然资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活动在程度上、规模上、数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无遗，如能源、矿产、水资源的匮乏，城市和乡村环境公害事件的频繁发生，森林和草地的大面积退化，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和温室效应等。其直接后果，一是造成自然资源供不应求而趋向枯竭；二是自然环境消纳污染物的能力难以支撑和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最终将导致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生产系统遭到破坏而严重失衡，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陷入困境而难以为继。
随着一系列全球性难题的出现，特别是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的发生，传统的发展观念面临严峻挑战，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以GDP增长为中心的传统增长理论。
1968年4月，来自意大利、德国、荷兰等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等约30人聚集在罗马山猫科学院。他们在意大利的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工业企业经理、经济学家奥莱里欧·佩切依博士的鼓动下聚会，讨论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类困境这个问题。这就是罗马俱乐部。
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预测：如果世界人口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工业产出保持7%的增长率，那么，全世界的资源将会在2100年消耗殆尽。这一观点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社会发展与资源消耗之间的关系问题。
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野生基金会（WWF）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出版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为了可持续发展，保护生存的资源》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代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的发展。”这个定义明确地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人类的发展，尤其是穷人的发展需要必须被满足；第二，发展要有限度，要以不破坏后代人的发展条件为前提。
报告指出：当今存在的各种资源与环境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由传统的发展战略所造成的，要解决人类的发展危机，只有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是积极的出路。(https://www.daowen.com)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强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长期超越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只有建立在生态环境平衡稳定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可持续发展观标志着当前人类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最深层次的思考，使人类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环境保护思潮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
1966年，美国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发表的题为《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经济学》的论文，是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作。鲍尔丁敏锐地认识到必须进入经济过程思考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鲍尔丁认为，“未来封闭的经济对地球的要求和过去开放的经济对地球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会遵循不同的经济原则”，可以把过去开放的经济称为“牧童经济”，未来封闭的经济称为“宇宙飞船经济”。
在牧童经济中，生产、消费都被看成是开放的，经济的成功与否用以生产要素衡量的生产力指数来衡量。但是，生产力一方面衡量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废弃物排放的能力。在资源无限、可以任意排放废弃物且没有污染成本的条件下，生产力可以成为表示经济成功度最合适的尺度，其粗略的指标就是GNP。
在与此相对的宇宙飞船经济中，地球就像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这艘飞船靠不断消耗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人类做不到合理持续开发资源、利用环境，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就会像宇宙飞船超载那样易于崩溃和毁灭。因此，宇宙飞船经济要求以新的“循环式经济”代替旧的“单程式经济”，人类必须看到自己的处境，在具有物质形态连续再生能力的循环生态系统中，持续地发展下去。这是循环经济思想的早期萌芽，在今天看来有相当的超前性，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应该从效法以线性为特征的机械论规律转向服从以反馈为特征的生态学规律。
然而，在国际社会开始有组织地进行环境整治运动的20世纪70年代，循环经济的思想更多还是先行者的一种超前性理念，人们并没有积极地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去。当时，世界各国关心的问题仍然是污染物产生之后如何治理以减少其危害，即所谓环境保护的末端治理方式。80年代，人们注意到要采用资源化的方式处理废弃物，思想上和政策上都有所升华。但对于污染物的产生是否合理这个根本性问题，是否应该从生产和消费源头上防止污染产生，大多数国家仍然缺少思想上的洞见和政策上的举措。总的说来，20世纪70～80年代开展的环境保护运动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后果，而经济运行机制本身始终在其研究视野之外。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端治理的局限性逐步暴露出来：第一，它是问题发生后的被动做法，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污染发生；第二，随着污染物减少而成本越来越高，它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第三，形成的环保市场产生虚假的和恶性的经济效益；第四，倾向于加强而不是减弱已有的技术体系，从而牺牲了真正的技术革新；第五，使得企业满足于遵守环境法规而不是去投资开发污染少的生产技术；第六，没有提供全面的看法，而是造成环境与发展以及环境治理内部各领域间的隔阂；第七，阻碍发展中国家直接进入更为先进的经济方式，加大了在环境治理方面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同时，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世界的潮流，由此，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才替代末端治理成为国家环境与发展政策的真正主流，零敲碎打的做法整合为一套系统的循环经济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