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大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爱情观
爱情者，人生最重要之元素也。极自由之模范也，希望愉乐之所由创作，人类命运之所由铸造……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若爱情不属于己，终难免离索之苦也。若爱情之我属，则如冰天雪地，忽现阳春。瓮牖绳枢，骤登大宝。是以爱情之魔力，足以使乞丐变为天上人。
——《新青年》震瀛译述的美国高曼女士《结婚与恋爱》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极力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蓝本，改造危机之中的传统文化。当时，关于爱情是什么的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的阐扬，爱情婚姻自由也成为人们讨论的内容，《新青年》第3卷第5号刊载了震瀛译述的美国高曼女士《结婚与恋爱》一文（部分内容见引言）。文章将爱情视为构成人生幸福、快乐的重要源泉，是决定人生命运的关键，对爱情予以了高度的赞扬。这篇文章虽然是翻译而来，但是通过《新青年》的刊载，实质性地表明了《新青年》刊物对爱情这个话题的密切关注和重视。当时，除了《新青年》，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对爱情的探讨。如陈望道认为：“男女有了恋爱地维系，可以使性情因为了融合而更进于高尚、纯净、光明，相引着乐于为善，相维系着不致沦入悲观堕落。因为恋爱有这样使人向上的功能，所以恋爱在社会上为有意义为有价值。”
五四运动中关于“爱情是什么”的讨论在当时是由一起联姻事件引发的。1923年初，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谭熙鸿丧妻，两个月后即与其妻妹陈淑君相恋并同居。但此前陈已与广东沈原培订有口头婚约。沈闻讯后赶赴北京，著文在报刊上痛斥谭、陈二人，当时的舆论也谴责谭的变心和陈的夺人所爱之行。谭留法时的好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为谭陈辩护。但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清楚爱情是怎么回事，然后以陈淑君的事件作为论据来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张竞生认为，爱情是一种基于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等诸种因素的极繁杂的现象，爱情的定则主要有四项。
（1）爱情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举其要为感情、人格、状貌、才能、名誉、财产等项。……条件愈完全的，爱情愈浓厚。
（2）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既是有条件的，所以同时就是可比较的东西。……并且以组合这个爱情的条件多少浓薄为标准……这是人类心理中必然的定则。
（3）爱情是可变迁的。因为有比较自然有选择，有选择自然时时有希望善益求善的念头，所以爱情是变迁的，不是固定的。……已订婚的则至解约，成夫妻的或至离婚……但就爱情可变迁的定则说来，实在是很正当的事情。(https://www.daowen.com)
（4）夫妻为朋友的一种。……夫妻的关系，自然与朋友的交好有相似的性质。所不同的夫妻是比密切的朋友更密切。所以他们的爱情，应比浓厚的友情更加浓厚。……夫妻的关系若无浓厚的爱情就不免于解散。
张竞生的爱情四定则刊出后，《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重大题材，号召记者发表不同的意见，以发起一场关于爱情的大讨论。短短时间内，《晨报副刊》收到了大量来稿来函，其中大部分都反对张竞生的观点。孙伏园从来稿来函中择出37篇发表于《晨报副刊》，其主要观点如下。
（1）有人认为，恋爱就是恋爱。爱情的成分是至高无上的感情，加上性的感觉或更加入性的行为，而不容渗入其他条件，否则就不是纯正的恋爱。还有人认为，恋爱应重在精神，因此，感情、才华、性情、知识、人格等本身不稳定的因素不能作为条件，地位、财产、状貌更不能作为条件……如果以地位做条件，就是趋炎附势；以财产为条件，就是以身体交换金钱；以状貌做条件，就是以色勾引人。
（2）爱情条件的比较，应仅限于爱情未确定时。如果婚后还存在比较爱情条件的念头，无异于“吃着碗里瞧着锅里”，逃不脱“贪食”二字的讥诮。婚后的比较，将会导致爱情的递次变迁而至无穷。
（3）爱情是创造人类或创造世界的利器，须特别加以保障，才能完全行使它的职务。爱情固然可以变迁，但更具有永续性、不易变迁性。容易变迁的爱情绝不是真正的爱情，夫妻双方在婚前应严格择人，而订婚或结婚之后，则需要接受法律束缚和道德制裁。……如果没有对方疯狂、死亡或人格堕落，爱情则不应变迁。如果因第三者的财产、地位等胜于已爱之人而发生感情变迁，那只能证明所爱的只是附属于迁爱之人的物资，并非其人。
（4）对于“夫妻为朋友的一种”的说法，参加讨论的大多认为难于成立，因为夫妻之间在社会、家庭、子女及经济等方面有种种密切联系，且相互受性生理驱动力的作用，所以与朋友并不一样，不能视为朋友之一种。
关于这场爱情的讨论，内容还有很多，但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尽管这次论战并未能得出什么是爱情的终极答案，实际上也不可能得出，但它却启发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情感世界的思索。爱情从此也不再是羞于启齿的儿女私情，而是能登上书籍典文的优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