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逆卖身成新主

1939年5月6日，大汉奸汪精卫和陈璧君在日本特务影佐祯昭陪同下，乘“北光丸”抵沪。尽管汪在上海的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570号及愚园路738弄内都有公馆，但日寇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让他暂住东体育会路7号的重光堂，那里是出名的日本特务“土肥原机关”所在地。同住的还有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后又搬至西江湾路上的日军原西尾中将寓所居住，由日本宪兵保护，连汪的贴身卫士都不许随便出入。

这样一来，汪精卫们都成了瓮中之鳖，连活动都受到限制，遑论开展“和平运动”。于是，土肥原与影佐决定将愚园路上的王伯群公馆拨给汪精卫使用。因1136弄内另有十几幢洋房，且只有愚园路一个出口，便于安全警卫，又将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大汉奸一并迁往那里居住，安全由“76号”特工负责。于是丁默邨、李士群下令，将弄内住户全部赶走，接着在墙垣上高筑电网，四角设置瞭望亭，门窗装上铁门、铁栅。弄堂内外除“76号”特务大队长张鲁率100余人日夜把守外，日本宪兵也派出一支便衣小队在弄口盘査行人，出入须持特别通行证。(https://www.daowen.com)

一切安排停当，汪精卫就在他的寓所里召集大、小汉奸们开起了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自任“主席”。7月9日晚，他还在公馆楼前发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广播讲话，日本摄影师为之拍摄新闻纪录片。直至次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才迁往南京颐和路公馆居住，但愚园路上的“王公馆”仍是他在上海的“行宫”，这样的“行宫”在上海多达六七处，他与陈璧君每次来上海行踪都飘忽不定，狡兔三窟，一日多变，后因夫妻不合，陈璧君独住福履理路公馆。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周佛海又先后占用过“王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