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鸡律师”金雄白派上了用场

金雄白是松江人。他虽然当过律师，但没什么名气，找他的人少，收入很有限。他没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只能挤在人家的事务所里当帮办，接了案子，赚了钱要分给人家一半，所以人称“野鸡律师”。他有个“后台”叫耿家济（缉之），是留法回国的洋学生，曾当过吴铁城的法文秘书。但这个“后台”并未能帮上金雄白什么忙，因为他背地里做倒卖军粮的生意，被指控为“金融战犯”，后来自杀了。

金雄白的出名，是因他在当记者时竟然搭上了周佛海的关系。他初为小报记者，业绩平平，没有一张报纸愿给他开专栏，也没有一家报馆或杂志社让他落脚，纯是个自由职业者。后来他逐渐靠拢《时报》，收入渐渐稳定了。《时报》有一度是与《申报》《新闻报》并驾齐驱的热门报纸，很受市民欢迎。金雄白就挂名在那儿，有了稿子先提供给《时报》。

1930年蒋冯阎大战时，上海新闻界的记者们除了中央社之外，没人敢去前线。金雄白胆子大，认为这是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便自告奋勇，随中央社记者一起乘火车前往战区。那时周佛海刚从日本回来，作为陈布雷的副手，在蒋介石的侍从室服务，正赶上蒋介石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于是也随军出征。他们和蒋介石在同一列火车上，只是对外保密。车到柳河站时，大战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此时国内各界要求停止内战的呼声已是铺天盖地。蒋介石为安抚人心，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就叫陈布雷起草一份全国通电电稿，声明此战是一场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战”。适逢陈布雷生病，改由周佛海写。周佛海认为那样写不行，不仅收不到争取舆论的效果，反而“此地无银三百两”。最后周佛海把这篇讨伐冯、阎的电文，写成了一篇蒋介石宣布停战、自愿下野的通电，把“和平”的文章做足，而实际上只有蒋介石本人及文武一班人回到南京，而部队仍在前线，准备开仗。其电文中甚至有“为了避免内战，愿下野以谢国人，并愿二君与我一起下野”之类的话。周佛海的这一招果真灵验，蒋介石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得到了各界的一致拥护，冯玉祥和阎锡山自然成了发动内战的罪人。金雄白当时正在前线，首先获得了这条消息，抢先在《时报》的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蒋介石的通电，使《时报》的声望大增，销售量直线上升。这场大战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周佛海从此备受蒋的重视，金雄白的报人地位也得到了公认，而且与周佛海拉上了关系。至于后来他投伪，固然也有着周佛海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交了罗君强的缘故。罗君强办《平报》时，罗当社长，金任总编辑，可是一直不大畅销。汪伪时，罗君强当边疆委员会的委员长，给了金雄白一个常委的名义。(https://www.daowen.com)

金雄白能进楚园，主要靠的是蒋伯诚的关系。蒋伯诚在汪伪时，一直是重庆政府驻上海的秘密代表，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这件事汪精卫和周佛海都知道，都睁只眼闭只眼，目的是不想过分刺激重庆方面，好为将来留一条后路。1940年蒋伯诚进行地下活动时，被日本宪兵队抓去，关在贝当路（今衡山路）的外国学校里，当时那儿是日本人的沪南宪兵队队部。重庆方面得知后立即下令军统在沪人员设法营救蒋伯诚。他们派人找到了周佛海，周佛海为了保留讲和的通道，表示愿意出力营救，只是要选派一个具体经办人前去宪兵队打交道。此时金雄白不知是心血来潮呢，还是背后受人指使，又一次自告奋勇，当然他是以周佛海的代表身份去交涉的。结果营救成功，蒋伯诚被放了出来。事实上，日本宪兵队在上海抓到重庆方面的人，基本上没杀，可能也是留作日后讲和的筹码。金雄白后来在南京办兴亚银行，以《平报》的财产为资本，由我来当担保人，所以我知道些他的情况。

抗战胜利后，金雄白进了楚园，大概也算是蒋伯诚对他的一种报答吧。不久，蒋伯诚在国民党内部又失势了，虽然他那大西路的房子挂了国民党某机关的牌子，但谁也不买他的账，实权都抓在戴笠手里。再后来，他的那幢大花园洋房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卢绪章的住宅。卢绪章与军统和CC派的关系都拉得挺近乎，邓葆光也保他。

既然金雄白有过“野鸡律师”的资历，对于一般法律程序、条文还是知道的。谁能想到，他在外面当律师时生意并不好，而到了楚园里，尤其戴笠摔死之后，他的“律师”生意倒红火起来了，大家纷纷向他请教。有的请他代写申辩书，他因此也得到别人的不少好处。后来转到提篮桥监狱后，他就更忙了，还帮梁鸿志写过“状子”。他曾主动问我要不要帮忙，我说不用，我的六表哥何世桢会帮助我的。我的三姑是何世桢、何世枚兄弟的亲婶子，他们都是学法律的，因此我谢绝了金雄白的一番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