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是呼吸学科主要的病种
六、相关观点
1.科研评价指标
最近因为要准备填写一些有关学科建设验收的表格材料，有点儿晕乎乎。
作为一所大学的大型附属医院的临床科室，其核心任务是医疗、教学和科研三项。对于各种评审、验收、检查等动作而言，前两项工作大概都不会成为问题，而且彼此都半斤八两，好也不比别的同类项单位好多少，差也不至于出不了线。因此，决定种种评比结局的节骨眼基本上都集中到科研相关的内容当中来。
我坚持认为评判一个研究单位的优劣应该看其研究成果的质量。如果是基础或者基础应用研究则考察：①论文是否发表在拥有良好学术声誉的科学刊物上，其中包括本专业的主流期刊；②论文发表之后是否受到他人比较广泛的正面引用；③对于由于非质量性原因而出现引用不多的论文，则可以参考是否得到同行的普遍认可。第三点比较复杂，但在严肃的同行心里，那杆衡量优劣的秤永远都是存在的。
现在的有些评价指标有点让人生气，譬如说下面几项就没有太多的道理。
（1）将能够“培养出”或者“成功引进”长江学者或者杰青获得者列为重要的评分指标，而且真的以“打分”形式给定分数。也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人，一些单位就算工作成绩再出类拔萃也是难上加难；倒过来，拥有了这些学科带头人，随便糊弄一下便可省心许多。
（2）几乎所有的评价体系都将成功申报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作为亮点中的亮点；相比之下，拿到了巨额研究经费之后如何使用及取得怎样的成果则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拿到钱多少几乎成了成绩大小的有效指标。
（3）是否主办过国际会议居然可以成为重要的验收指标之一。我以前就说过，干这种事与本身的学术水平没有太多的关联。
（4）至于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这一指标，就更令人哭笑不得了。向会议投稿然后去发言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某公因为声威震天应邀在严肃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专题讲座，我相信这样一位拥有如此深厚学术沉淀的科学家肯定还有许多其他更能说明其成就的地方值得人们“打分”和仰仗，而会议报告只不过一次学术活动而已，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5）获得各个部门的科技奖“得分”大大高于发表在优秀期刊上的优秀论文，这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怪胎型指标。在目前普遍“外行评内行”的评奖游戏中，一个进步奖到底还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疑虑的问题了。发表在高水平期刊的每一篇论文未必都是高水平的论文，但长年积累下来的多篇这样的论文不可能全都是垃圾，结合了严肃同行的评价，通常都是恰如其分的优秀。
还有许多啼笑皆非的标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人们在这种不正常的科研评价氛围里折腾和被折腾迟早被训练成为忽悠高手。本来应该是最根本的指标也就是论文的质量通常需要人们付出长期的艰辛努力，而可以捞取“高分”的很多指标则可以通过钻营和投机倒把轻易获得。这样一来，依靠诚实劳动低头一门心思做真学问很难有出头之日，相反，使劲欺骗则很容易一本万利。（2009年11月7日）
2.无法抗拒随波入流
前段时间参加一个小小的杂会，一位领导型同事在向我介绍一位带头人时所使用的语气颇为耐人寻味：“这是某某某教授，即将发表一篇十几分的论文。”而我，也真的就瞬间对该教授肃然起敬，连说佩服佩服，旁人一听肯定可以感觉到我有归顺之意。
我在专业道路上的起步阶段比较幸运，那时的学术生态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刻骨浮躁。那个时候没有人提篇数、SCI或者点数，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还是能够本着自身的兴趣开展工作。
变化是潜进的，也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的，就如同我现在驾车自觉不自觉随意更换车道和见缝插针地加塞儿一样。这些变化连我本人都会经常吃惊。近几年来，我也经常注意自己发表论文的期刊的影响因子，耳濡目染之下，往后关注的程度非常有可能愈演愈烈。
不过或许也不会糟糕到透顶的地步，我想我还是会掌握底线的。比方说，完成一篇相对比较基础的研究论文，我宁愿发表在呼吸专业的期刊，而不希望发表在“点数”更高的基础医学期刊上。我需要的认可和敬重应当更多地来自呼吸医生同行而不是其他专业的人员。所以，那么多年来我们一般不将论文投稿到呼吸和临床免疫学领域以外的期刊。
我更多的快乐来自论文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实际上，从1996年发表第一篇英文论文至今总体数量虽然超过了40篇，但除去述评、综述和meta分析论文，真正的研究论著只剩下一半。也就是，多年以来我们只能平均每年发表1.1篇论著。在我的课题组里，大多数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永远不发表的。
看到论文发表之后不断被同行正面引用，这是很幸福的事。我几乎不到3天就会上网检索一次引用情况，虽然明明知道SCI网站每个月初才更新这方面的动态，但我还是喜欢看看这些数字。它们让人平静和舒坦。
不好也不坏，我当前的H系数为11，这一数字稳定了很长的时间。我当然希望H系数高入云端，但点滴进步都是可喜的。（2010年3月21日）
3.想说学术不容易
按照医院的规定，我每年有两次出国的机会。这两次机会一次用来参加美国呼吸年会（ATS），另一次则去开欧洲呼吸年会（ERS），其他的场合便无缘出席了，除非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否则不值得撕破脸皮。
从北京飞到华盛顿耗时13小时12分钟，再从华盛顿飞到新奥尔良又要2小时20分钟，一路上很是辛苦。
国家强大之后做什么都可以赚钱。今天世界各地的胸科医生蜂拥到新奥尔良乖乖地交钱给人家的就有三万五千人之众。单单盯着每位与会代表必须奉献的500美元注册费就是一个巨大银行，与此相关的旅费及吃喝拉撒不知可以在美国建立多少所希望小学。相比之下，我们召开全国呼吸年会能招来两千人就算给足了面子。
这样的大型会场有若干个，基本上场场爆满。时间一到，主持人就上台干活，绝对没有领导到场做指示，那些人在学术场合不受欢迎。主办单位不会因为请不到当地卫生厅厅长出席而自卑，大多数的人们欢聚一堂唯一的活动就是学术交流。
在许多这样的会场，报告者汇报完自己的工作，当场会有人站出来，或质疑，或支持，或评论，非常热烈也非常具有挑战性。
没有卫星会，厂商不能左右讲课内容，所有代表必须自己掏钱购买午餐，会场没有晚宴，代表们可以出去自行解决。上面是代表们休息和吃简约午餐的地方。相比之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规范之前，几乎所有的情形都一样：主办方收齐会务费就撤人，几个头面人物做些由厂商准备PPT的专题讲座，而大部分的代表则以景点旅游为首要目的。
会场有大量的壁报，这些论文摘要定期更换。作者站在自己的壁报前，随时与感兴趣的读者交流。在这样的场合，人们很容易被学术气氛所感染。我最大的感慨就是：科学真是一个浩瀚的海洋，你所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滴海水，而由你首先知道的就更微乎其微。
上午的日程安排10：45便收官。我在厂商参展会场里走来走去，碰到为数甚众的国内同行，估计来美国开会的中国呼吸科医生有三四百人。
我们的医学界有了越来越足量的研究经费，但缺乏具有创新性或者特色的研究成果，很多论文经不起推敲，难以得到同行的认可。与此同时，我们每年却在自娱自乐：取得了多少项国际领先的科技进步奖。
许多方面都值得反思，包括我们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不能单纯责怪科研管理部门和科技评价体系的呆板和腐败。总之，学术是严肃的，是神圣的，当然也是不容易的。（2010年5月16日）
4.再说全国呼吸年会
想当年我们还就读研究生的时代，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医生要参加一次全国呼吸年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本上相当于阔到了买上BP机挂到腰上四围显摆的地步，可以傲视一辈子未曾做过几次火车出门的同事们，还可以在评选先进工作者的光辉事迹材料中重笔着墨：参加全国性呼吸学术会议2次。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专科会议多如牛毛，甚至比牛毛还多得多。前几天在广州出席全国呼吸年会时和几位长老级专家谈论到医学会各个分会的工作，大家好像都有许多话要说，却十分收敛，几乎都是欲言又止，但结论大抵离不开医学会的全部工作基本上都集中在“开会”这一档子事情上。如今，本该以“专门为医师讨回公道”（至少在关键时刻帮忙说几句良心话）为天职的“医师协会”也提着验钞机加入到了开拓“开会或者办班”的辽阔市场。
美国的呼吸医学比我国发达，但每年呼吸领域只有两场全国（实际上是全球）性会议，为首者是ATS年会，其次是规模和档次都低得多的ACCP会议。同样，整个欧洲的呼吸医学也就比我国发达，但每年也就只开一次ERS年会。除此之外，我不曾听说过美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医学分会还要举办“呼吸年会”或者“沙龙”这样的事情，更加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机构举办可发学分证的“高级研修班”这类的慈善活动。
欧美国家的呼吸病学者当然也会召开一些小型的会议，但过程主要是针对某种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评价最新的循证医学依据，目的在于指出研究方向、形成专家共识或者制定诊治指南。
我们热闹多了，用“遍地开花”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描绘这一人间盛象。
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明确：除了每年一度的全国呼吸年会，彻底取消呼吸学会所有学组单独组织的专病会议。因为使用参加学组会议的稿子再去开一次大集中的年会实在没有必要，炒来炒去还是那些老东西。这么做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也不想在此点破，其中之一无非是各个学组的组长如果不积极配合办会就给人一种“能力不强”或者“没干什么事儿”的印象。
如果大家集中精力每年只开一次年会，而年会的重头戏可以是每一个学组公布一两项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结果，那才是真正的有作为。只有发展到了这个局面，我们才能真正自认为与国际接轨，而且在这么认为的时候不再需要心虚。
更重要的是，应邀做大会专题报告的讲者在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时候，可以拿出自己组织实施的研究结果作为主打资料，而不再只是解读别人的东西或强调自己的体会。这里所说的“结果”是指随机对照试验结果。
我们都应该刻骨铭记：循证医学时代早就来临，而我们已经落后别人太多太多。（2011年9月21日）
5.避免无谓的雷同
前天中午准备下班时接到一个同行专家朋友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到前不久在评议一项科学基金申请书时看到了我的一份申请书的克隆版本，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有人向我索取申请书作为参考，我通常都会欣然应允。
朋友说，他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就毙掉了，因为除了研究的疾病名称不同，申请书中的研究目标和内容、技术路线、预期成果、研究基础，甚至连已有的研究条件等几乎都是从我的申请书复制和粘贴过来经简单加工而成的。
看来不能太善良，服务不能太周到，不能太热情和坦荡，不然就无意中害了他人。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我不能再将自己的项目申请书及未发表的论文稿件交给本科室以外的人过目，不然便是害人不浅。
依照评审纪律，该名专家朋友是不可以和我谈论类似话题的，但既然他说了，我就有必要多说几句。那位申请者其实没有必要模仿得如此彻底，同样的研究方向，相似的研究手段，我中华文化浩瀚五千年肯定会有你可以选用的不同文句。
我的东西尤其不能简单重复，因为我个性分明，说话在有分寸的范围之内基本上无所顾忌。这种放荡不羁的风格在博客中更是发挥到极致，一般人看后或多或少总会留下印象，熟识的人就更不用说。即使撰写科学论文，我自成一统的行文特征同样体现在每一个句子之中，大多数有了些年资的呼吸科大夫基本上“看文识人”。
我想吹一次牛，其实也不是吹牛，是述说事实。用中华医学会多家期刊的编辑老师的话说，大凡我写的文章，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除了少数几个不小心的错别字，通篇不需要费脑筋修改，完全可以直接排版，残留的那几个错别字则在作者校对清样时一步清除。同样，申请书的流畅程度只有好上加好，因为那是能否拿到钱的唯一材料，我不可能不认真。这样用心做出来的慢工细活，别的人怎么能够照搬？大段照抄不等于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另外，也想谈谈科学论文的雷同问题，这里指的是文字雷同而不是资料重复使用，后者属于性质不同的范畴。即使是文字，作者应理所当然地努力避免出现雷同，有些文字雷同是不可以接受的，更是没有必要的。
开展相同主题的系列研究，有时候在“材料和方法”的部分不可避免出现相似的步骤。比如说，同一个课题组两篇探讨结核性胸膜炎患者Th9和Th17细胞的论文，描述受试者特征的段落、流式细胞仪的操作流程、结果的描述等实际上都有相似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同一作者在不同的两篇相关论文有一些类似的句子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在报告两个不同的研究发现。
但是必须注意，即使如此也应该避免大段大段的雷同，否则怎么看怎么别扭。其实只要用心一点便完全可以做到不雷同，除非你有意要自我抄袭。我使用以下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希望能够说清楚。这些例子只是文字例子，我们不会在两篇文章报道同样的内容，我们不干这种缺德事。
在第一篇论文中可以这么写：We next performed flow cytometry on mononuclear cells from MPE and peripheral blood with gating on CD3+and CD8-T cells （Fig.1A）.在第二篇中则可以这么写：Flow cytometry was performed on mononuclear cells from MPE and peripheral blood to identify Th22 cells in CD4+T cells with gating on CD3+and CD8-T cells（Fig.1A）.只是简单改变语态和添加几个字，何须担心雷同？
在第一篇论文中可以这么写：Fig.2B are the representative flow cytometric dot plots from one of five independent experiments，showing enhanced Th22 cell differentiation stimulated by IL-6，TNF-α，or/and IFN-γ.在第二篇论文中则可以这么写：We noted that IL-6，TNF-α，or/and IFN-γsignificantly stimulated differentiation of Th22 cells，and the representative flow cytometric dot plots from one of five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are shown in Fig.2B.
这些都还是很小的事情，如果真的有心开展系列研究工作，你最好还是调整研究思路。比如说，研究结核性胸腔积液中的Th22细胞时，你可以重点关注间皮细胞对Th22细胞的影响；研究恶性胸腔积液中的Th22细胞时，你则可以重点关注Th22细胞对恶性细胞的影响。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有何可能出现段落重复或者文字雷同？（2012年7月7日）
6.评审结束话评审
一年一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的重点和面上项目的评审工作基本结束，我所在免疫学科评审组的专家们大都收拾好了回家的行囊。我明天还要处理一些事务，打算按原计划于18日返回武汉。
自从生命科学部和医学部分离各过各的日子之后，我从来没有胆量申报生命科学部免疫学科的项目，今年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一学部的二审工作。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其实很多临床医生和我一样，对生命科学部的认识存在误区，总是认为这个学部的项目“都很基础”，更适合于从事基础研究的老师申报，医生报了也是白报，前期工作基础和论文清单都拼不过专职搞研究的人。其实，我们都错了，事实不是这样的。
首先，以免疫学科为例，学科收到来自基础和临床的申请书之后区别对待，来自医生的申请书将分送给临床医生评议，基础的申请书则送给搞基础的人评议。我本人也是直到前两天才知道这个分选过程的，在这篇文章中谈论这个问题也得到了基金委相关部门领导的默许。
由于大多数临床医生存在误解，只有少数人敢于尝试申报生命科学部的项目。我们医院的300多份申请书中居然没有一份来到免疫学科，整个广西也只有两份上会的申请书。
我个人感觉，同样的一份研究某种疾病免疫学机制的申请书，申报生命科学部免疫学科成功的可能性或许略高于申报医学部免疫学科，因为那一边充满了这样的申请书，而这一边不多，初评过关的话肯定有一定的资助比例。
尤其是青年基金，每一个学科分配得到的基金总额是和申请项目数量挂钩的，所以无需担心僧多粥少的问题。也即是说，免疫学科申报的青年基金项目数越多，这个学科拿到的钱也就越多，申请成功与否与申请书的质量有关，与申报数量无关。
此外，生命科学部的申请指南按规定不能出现某一种疾病的名称，只能使用“免疫调节失衡”等诸如此类的字眼，以避免和医学部的相重叠，实际上只要沾边都可以申报。面上项目不定向，申报之后不可能出现“申报不对口”而不被受理；如果初审过关不可能不外送评议，评议好的项目不可能不上会；上会之后评审专家挑不出毛病也就过关了。
其次，不管是申报什么项目拥有相关的研究工作背景和积累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如果申请人不在国际专业期刊发表数篇与现申请项目直接相关的论著，申请书几乎没有过关的可能，连可能性都没有，报了也是白搭。当然，地区项目除外。那一部分基本上不考虑学术水平，考虑的是平衡和扶贫，评委要干的事是从矮子中挑出高帅富，分果实而已。另外，地区项目有扶贫指标，再水的项目也要凑够下达的指标。
到了今天，单纯的SCI已经不中用了，现在看重的是影响因子，单单发一两篇低分SCI很难得到评委的注意。有些重点项目的申请人可以带着3篇本土的Nature Immunology和一大堆PNAS论文前来答辩，这样的情形必将越来越多。
青年基金虽然不强调论文，问题是别人有论文而你没有的话，你说评委是给你还是给有优秀论文的人？所以，青年基金也还需要有些本钱的，本钱是指发表的论文。可以不多，但尽可能“高点数”。这样做可能不尽合理，问题是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评审标准。
评审过程中，肯定会有评委问：“申请人发表过什么论文？”有人马上翻到申请人简介栏目，然后答道：“发了两篇JI一作，一篇Blood通讯，背景非常硬。”肯定有人定调：“不错，拟开展的工作思路也很好，过了吧。”接着是讨论下一个。如果有人提出：“论文不咋样，就三篇没听说过的期刊，还是co-authors，研究内容太泛，重点不突出……”这就被直接卡死了。
不管怎么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环节，但作为事实这一基金应该也是目前国内最为公平和公正的科研经费的分配体系，在网上遭遇的批评都远远少于其他项目类型的审批机构。
可以这么说，我本人的学术发展就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扶持之下点滴进步起来的，我接受的研究经费绝大部分来源于基金委。想当年，我申报杰青前后努力了8次，终于在第8次成功。来到武汉之后我尝试申报了3次重点项目，全军覆没，包括今年申报医学部的一次努力，但不能言败，明年继续出征英勇杀敌。
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终归有成功的时候。你说是吧？（2012年7月16日）
7.临床的医生与基础的老师可以进行科研合作吗
教学医院里的临床医生与基础学院里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师可以进行科研合作吗？如果单纯从理论大话的层面来慷慨激昂，答案当然是：可以。但是，在神州大地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偶尔有此奇观，也很难有后续。
首先谈论涉及这个问题的两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为基础老师爬上了校长位置，如果要在其管辖的附属医院里寻求临床医生作为合作伙伴，当然是一呼百应，因为攻下副院长或者科研处长职位本身很快就会成为其中一位合作者；第二种情况异曲同工，医生爬到了书记位置，三步并作两步跑来帮忙拿试管的基础老师自是多的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还会有成群结队的幕后英雄代劳为校长和书记们填写各种申请书。
这两种情况与我们普通医生的距离太遥远，不能作为本文的话题，本文想阐述的是你我这些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人们。混得有点模样的临床医生或者基础老师通常都会拥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比较稳定的团队及充足的经费来源，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不再需要额外的合作。
望穿秋水期待与人合作的临床医生通常都是那些一年四季在病房疲于奔命的高年资副高人士，他们手头一般会有一点研究经费，最大的苦恼在于既没有时间动手收集资料，也没有起码的实验条件。可能手头刚刚招进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大多数情况下该学生不会有太多的科研经验，争气点的可能能做些简单的工作。这样一来，只能走合作这条路子。
医生可能会搜肠刮肚想来想去想到了自己有个同班同学在基础学院或者某家医院的某个实验室做研究工作，因为生养孩子苦了几年至今没有解决好职称问题，眼下正愁无米下锅，碰到老同学带人带钱前来合作，正中下怀。于是一种各怀心事的科研合作就这么上路了。
医生早就有一些想法，只是实在忙不过来无法开展工作而已，而基础老师尽管拥有研究能力，但长期苦于没有经费和标本，所以实际上也未曾开展过太多的研究工作。两者的情况大同小异：都在渴望写出文章，用于申请经费和申报职称。
这种合作的结果对于医生而言通常是蛋打鸡飞，一旦取得比较扎眼的初步结果，医生通常被一脚踢开，到头来顶多拿到一些边角料凑出一两篇低端文章而已。另一方面，基础老师得到的通常也就这么多，景况好的年份，他们还可以让自己的学生顺着原来的思路干下去，但这已经没有医生什么事了。
一般不会有人为了共同的学术兴趣和理想进行长期的合作研究，大家看重的都是短平快的近期利益。一旦得不到预期的论文，或者一方因为被对方认为是小人，这样的合作立马无疾而终。
那么，临床的医生和基础的老师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的科研合作吗？我的答案是不可能。只要有一个同胞能够提供一个成功的例子，我确认之后迅速改变这种看法。在我看来，在现行的科研管理机制之下，没有理由指望这样的合作会取得成功。（2012年11月19日）
8.过去30年呼吸内科观念的变化
我1982年毕业于一所中专之后作为检验士在老家县医院工作了两年，所以从事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工作迄今已经超过30年。作为呼吸内科医生从事临床工作却是1991年之后的事，此后有幸在南部、中部和北部中国三个不同大型医院的呼吸内科工作，期间耳闻目睹我国呼吸医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观念的转变。
第一，高学位教育的发展带动了呼吸学科的提升。
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之后，我国呼吸专业第一批研究生于1978年开始入学攻读硕士学位。当年的入学门槛非常高，招生人数很少，这些优秀的青年才子几乎全都成为我国呼吸专业的权威专家，北京协和医院的陆蔚宣教授和蔡柏蔷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后，呼吸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如今很多经济后发达省份的医学院校也都能够独立培养自己的呼吸内科博士。
后来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不适当扩大造成了招生门槛的大幅度降低，生源质量有所下降，但由于群体基数庞大，从中涌现出许多具有开拓和创新精神的中青年才俊，他们逐步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呼吸专科医生。他们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下逐步走上国际呼吸领域的学术舞台。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我国呼吸学科整体实力逐步提升的事实。2003年以前，我国呼吸科医生在国际呼吸专业主流期刊诸如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Am J Respir Cell Mol Biol、Thorax、Chest及Eur Respir J等发表的研究论文就只有不到10篇。2003年非典的出现似乎突然间促发了呼吸科医生加强临床研究的意识，在国家加大科研投资的背景之下，全国各地的呼吸科医生纷纷就着自己的学术兴趣开展研究工作。到了今天，许多大型医院的呼吸内科在国际期刊发表的优秀论文一年就不止10篇。这些成绩无疑得益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实行研究生教育而培养出来的一大批高层次人才的发奋努力。
第二，循证医学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我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教授查房很多时间都在强调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毫无疑问，高年资医生的临床经验是极端重要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人们毕竟普遍没有循证医学的概念。
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的呼吸科医生逐渐意识到循证医学时代已经来临，也明白循证医学要求医生既要努力寻求最强有力的研究证据，又要结合个人的专业知识及临床经验，考虑到患者的个人意愿和实际可能性，而后制定出最佳的诊治方案。
现在的查房更强调规范，规范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和参照相关的诊治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在我的印象中呼吸内科制定的第一个指南是1999年发表在《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的《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案）》。此后，越来越多的诊治指南或者专家共识陆续进入到临床实际工作。
人们开始努力通过规范的临床研究收集到可靠的循证医学依据。实际上，我国呼吸专业的指南逐步采用了国内同行自身的临床证据，而且证据的级别越来越高。譬如说，为了获得某些重要呼吸病发病率的依据，呼吸内科医生早就着手进行关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支气管哮喘等常见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许多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
更为可喜的是，呼吸专业越来越重视临床随机对照实验，许多重要的研究结果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譬如说，由钟南山院士领衔主导的观察羧甲司坦对慢阻肺疗效的大型随机对照试验于2008年发表在Lancet，当年即被Lancet评为“十篇重要论文”之一，如今已成为最新版的关于慢阻肺诊治指南的重要依据。
应该意识到，临床研究结果成为国际同行制定指南的依据，这是一种重要的认可方式。
第三，呼吸医学领域许多观念正在转变。
众所周知，我国无论男女肺癌的患病率正在逐年上升。造成这种可怕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人口老龄化、空气污染严重、不能有效控烟等。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呼吸医学的进步大大提高了肺癌的诊断率。观念的转变导致成年人定期体检包括拍摄胸片，新技术的应用确诊了既往不可能发现的早期肺癌。
呼吸专业转变观念的一个重要例子便是关于弥漫性肺间质疾病的诊断过程出现了显著的改善。过去认为弥漫性肺间质疾病发病率不高，诊断也相对有限和受限，面对患者的所有诊断过程都局限在呼吸内科医生内部进行。如今，人们逐渐意识到，要正确诊断弥漫性肺间质疾病必须强调呼吸内科、影像学科和病理科三个专科医生的同时会诊，结合临床资料、影像学改变及病理学变化等全面资料进行系统分析、整体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将误诊率降到最低限度。
关于观念转变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那就是关于肺癌治疗方案的制定。从前，不少医生接诊一位肺癌患者只注重明确诊断而经常忽视临床分期。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候难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呼吸或肿瘤内科首诊即化疗，胸外科医生首诊即开胸手术，放疗科首诊即放疗。后来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强调呼吸科、胸外科和放疗科等多学科会诊，提出最合理的治疗方案。通过多学科医生讨论，争取做到个体化治疗：①一些患者直接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其中部分患者术后不需要化疗或放疗，另一部分患者则又必须给予化疗或放疗。②一些患者应该现行化疗两个周期使肿瘤有所缩小再手术，术后接着再化疗。③一些患者不能手术，可以通过化疗或放疗延长生存时间，还有些患者可以给予靶向治疗。总之，多学科综合治疗可以保证患者获得最大的医治效益。
呼吸医学领域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可喜的改观，这里只列举几个方面的例子说明呼吸专业在过去30年间的点滴进步。今后，我们还需要更新更多的观念，譬如说，我们不应该再讨论医生应当是以医疗为主还是以科研为主，要讨论的是开展什么样的科研，强调开展高质量的规范化临床研究。首先，医疗和科研从来就不对立，符合诊疗常规的医疗工作本来就可以成为科研工作的一部分，前提是征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其次，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一个职业人群：他们不是医生，他们可以代替医生进行临床研究；现代医学临床研究每一个进步无不出自医生之手。（2013年4月1日）
9.2013年美国胸科年会
每一次来参加ATS年会总会有些感慨，虽然感慨意义不大，但毕竟有感而发，也是一番皇帝不急同事急的类似情怀。
不完全是崇洋，却不能不承认美国的科学发展水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发达得多。我和一位同样来自北京的专家对此感同身受。
这让我想起了早些时候听一个很著名的专家说到：今后，我们自己制定我们的指南，不要老是抄欧美的东西，那些玩意儿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跑？
有力量当然不需要跟着别人跑，问题是，医学方面不跟能行吗？
众所周知，制定指南或者专家共识最大的意义就是评价医学证据，并依照证据的级别提出推荐方案。我们拿不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证据”还有什么理由振振有词？除了翻译别人的东西并稍加文字修饰还能怎么样？这样做当然不好，但是，神州大地绝对不存在比这个更适合的方式。照抄别人的东西纵然不好，在目前的条件下毕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临床工作的诊治水平。也就是说，眼下我们要不跟着别人走，要不继续乱来，没有第三种可能性，这是很无奈的现实。
要摆脱这样的无奈，唯一可取的做法就是集体性更新陈腐的观念，经过几代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尊崇规范和标准化，促成复杂的问题和过程简单化和数据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捷径，口号和激情这个时候没用。
昨天在会场有幸遇上一位在美国打拼了20多年的苏教授，他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我问他为何不想法子搞个“千人啥的”回国捞一把？他说他尝试过，但找不到合适的接收单位，因为他认识的单位的头头都不搞呼吸疾病，引进回去之后不能直接替领导批量生产文章，所以没戏。
苏教授还问我：国内的科研经费已经很不少，许多人的科研条件比国外还要好，为什么就拿不出像样的研究成果？答案并不深奥，不怪体制，不怪不受重视，不怪社会不公，看看周围忙碌的人们，有几个人是在埋头做学问？（2013年5月20日）
10.还谈不上与国际接轨
为了准备两张PPT，我自己足足花了一个星期的晚上时间来辛勤劳作。先是阅读欧美国家自2010年以来发表的呼吸系统诊治指南或专家共识，包括所引用的全部参考文献。如果在参考文献的作者名单中发现貌似中国人的姓名，立即从Pub Med搜出摘要和作者单位以确认论文确是来自中国大陆。
第一张PPT列举的是20个呼吸内科最重要的指南，可以看到这些指南总共引用了6532篇文献，可怜的是只有7篇来自中国大陆（占0.1%）。其中3篇出现在2013版Gold中，均出自钟南山院士的团队；另有2篇出现在2012版ACCP的抗凝与预防肺血栓指南，均为王辰教授团队的贡献；还有2篇关于胸腔积液的文献出现在欧洲制定的指南之中，均来自广西。
第二张的肺癌指南比较大单，分为22部分，各自独立成章节，共引用3883篇文献，其中有33篇（有1篇引用3次）来自中国大陆（占0.9%）。33篇论文之中没有一篇出自呼吸科大夫之手；有意思的是，在“辅助治疗”一节有10篇来自中国，多为以中文发表的中医类论文。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临床研究论文被指南引用这事重要吗？我的答案是：极其重要。而且，撰写和发表被指南引用的论文应该成为评价临床研究工作质量高低的一个指标。这里说的临床研究主要是指诊断性试验和治疗性试验。前者旨在找出可靠的手段以提高某种疾病尤其是疑难危重症的诊断效率；后者旨在客观评估某种治疗手段的价值或改善其治疗效果。
在正规情况下，专家们制定指南的过程首先是依据事情商定的主题词检索出目标文献，确定符合要求的文献之后对论文进行质量评估，接着评定作为制定指南证据的级别。如果某一篇论文被引用入指南，则还会在文中的表述处及相应文献的末尾表明证据的级别。
只有那些优秀的临床论文才有可能入选，或者反过来理解也是对的：能够被指南引用的论文一般都不错。说这些论文优秀有两个含义：其一，符合医学研究的一般规范，强调前瞻性、随机、盲法、对照等原则；其二，能够指导别人的临床实践，起到借鉴作用。
如今，已经没有必要再讨论指南是否有意义，我们需要努力迎头赶上的是将每天都干的常规活儿变成规范的临床研究的一部分。指南引用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的文章都出自医生的日常诊疗工作，大都不需要依赖于高精尖的新技术。一句话，医生们只要遵从规范老老实实地干活就可以做出漂亮的临床论文来。
遗憾的是，我们（当然包括我本人）在这一方面的观念都先天性出错，都指望着做大事而不愿意做小事，最终大事做不了，小事也做不成。实际情况是，我国整个大陆地区成千上万的呼吸科医生对国际上相关指南证据的贡献率仅为0.1%，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我国台湾省的同行却贡献出将近500篇的临床论文。这值得我们大伙儿反思。
从0.1%这个不足挂齿的比率来看，不要说我国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不要说与世界接轨，应该坦荡地承认，我们连自家的门槛儿都还没有迈出去。（2013年11月20日）
11.呼吸科医生有哪些高含金量的奖项
今年大概也吃不成科室年夜饭了，那么就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梦吧？
作为呼吸科医生，工作能够得到同行的认可那是很幸福的事儿，问题只是需要什么样的认可。在国内目前的形势下，很多认可方式包括被授予科技进步奖、获得重大项目、被评上各种来路的称号等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这些名目之所以不能服众，是因为相当多的评比都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公正。因此，得到了不值得珍惜，得不到也不需要惋惜。只是，许多名目都能带来不菲的物质好处，令人难以忘怀。人们需要的不是奖项，而是其背后的公章和孔方兄。
那么，我们应该在乎些什么奖项呢？毫无疑问，美国胸科协会奖项（ATS Awards）值得关注，这些项目包括：
（1）Amberson Lecture：Amberson Lecture奖面向毕生致力于呼吸疾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以及临床操作方面研究的个人。此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在呼吸疾病及结核病学领域的国际权威专家James Burns Am-berson。
（2）Trudeau Medal：Trudeau奖章为毕生通过领导研究、教育或临床治疗，在肺部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中取得巨大贡献的个人而设立。该奖项设于1926年，谨为纪念美国肺脏协会的创始人和首位主席Edward Livingston Trudeau。
（3）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杰出贡献奖）颁发给在呼吸疾病研究、教育、病人护理或宣传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大名鼎鼎的Light RW因为提出鉴别诊断渗出液和漏出液的Light标准而于2009年获得杰出贡献奖。
（4）Jo Rae Wright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ience：Jo Rae Wright杰出科学奖依据已被证实具有潜在重大意义的科学成果和贡献而颁发，该奖项面向将成为明日科学界领袖的年轻一代科学家。
（5）Outstanding Clinician Award：Outstanding Clinician Award（杰出临床医师奖）颁发给在肺脏疾病治疗的临床实践中表现杰出的个人。获奖者应当在职业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肺脏病患者的临床诊治，并对美国胸科协会和美国地方或国家级肺脏协会做出过重要贡献。
（6）Outstanding Educator Award：Outstanding Educator Award（杰出教育奖）颁发给在肺脏疾病、重症医学或睡眠疾病方面的教育和指导中做出毕生贡献的个人，该奖项旨在表彰在肺脏疾病的临床和科研教育中所做的卓越贡献。
（7）Public Service Award：Public Service Award（公共服务奖）谨为纪念在呼吸疾病和治疗相关的公共卫生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8）World Lung Health Award：World Lung Health Award（世界肺脏健康奖）颁发给在基础或临床研究、医疗、继续教育或治疗护理肺病病患方面为世界肺脏健康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
（9）Recognition Awards For Scientific Accomplishments：Recognition Awards For Scientific Accomplishments（科学成就纪念奖）颁发给在理解、预防和治疗肺脏病方面的基础或临床研究中做出卓越科学贡献的学者。提名该奖项的学者应当在其全部职业生涯做出突出的科学贡献，或者在其中某个特定阶段做出重要贡献。
上述的9个奖项通常都在一年一度的ATS年会上公布，每年只奖励1~2名获奖者。获奖者当然有理由以此为傲，同时也能得到同行们的真心敬佩。我会尽快查查各个项目的评选办法，了解其具体的操作过程。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我相信都是比较公平的，通过关系捞奖在美国似乎行不通，干这种事儿的人通常都为人不齿。
整体而言，美国人在学术评价方面一般不玩虚的，基本上都是真材实料，而且经得起大众的推敲和岁月的检阅。能够这样做的重要前提是，他们拥有一个注重礼义廉耻的大众群体，以及人人敬畏的监督和惩戒机制。
衷心希望中国的呼吸同行在未来10~20年之内能够拿回一两个ATS Awards，尤其是Outstanding Educator Award、Outstanding Clinician Award或者World Lung Health Award。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应该好意思说与国际接轨，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那之前，任何吹嘘都不过是自吹自擂和自娱自乐。（2014年1月5日）
12.大数据时代
就如同有人在根本不了解循证医学的内涵便气势汹汹地嘲弄和排斥循证医学一样，现在也开始看到，有人在全然不知晓所谓“大数据时代”的情况下急吼吼地炒作这个东西，甚至希望能够从中获取私利。
昨天，一个公司的学术专员们来找我共叙中华情。他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为紧跟时代步伐，有关部门领导提出由哪家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要协助全国大型医院推进关于慢性病包括呼吸系统第一大病“胸膜梗阻性脓毒血症”的规范化管理，借此与世界接轨，并造福于广大病友群众。专员们似懂非懂地说了一大通外行性的漏洞话，让人心烦意乱。他们还说：北京初步入选三家医院的呼吸科，咱们的科室有幸被选中。
“别整没用的话，我们将得到什么好处？”我雷霆万钧的第一句话大概震住了专员们，他们显然慌了阵脚，此后所有的谈话全都语无伦次。我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十分简单而明确：不要跟聪明人玩聪明。
首先，我们针对该类疾病的管理已经绝对100%地规范化，不需要接听任何外行人士的废话。一帮从来不接触病人的人居然说要指导成天血战在火线的医生规范化管理常见病“胸膜梗阻性脓毒血症”。
其次，这些人显然不了解中华文化，以为玩点儿行政花招就可以空手套白狼。他们极端幼稚的想法是，花点钱买来一个破软件要求入选的单位将病人信息录入系统，每个单位只能看到本家的资料，而不能看到其他单位的信息。最坏的心眼在于，组织者可以看到随心所欲地动用所有参加单位的全部资料，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无本万利地写出“大数据”的文章拿去发表攫取利滚利。
显然，这种花招根本就不具备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日常的临床医疗任务都忙不过来，医生会有心思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病人得到实际利益吗？额外地干活的医生能拿到多少劳务费？文章写出来之后如何分账？都来个共同通信作者？
再次，这些人大大地高估了受宠单位的执行能力。众多的大佬们弄回了大把的研究经费，纵然在“有钱”的情况下也没有几个临床研究项目能够如愿完成，大多数情况都只能加工一些边角废料，最后糊弄性结题交差了事。难道搞个开工典礼之后依靠指手画脚就能“规范化管理”慢性病？
第四，大数据成立的前提是小数据的规范和可靠，我们拥有这样的观念了吗？小数据都还不知道在哪里，谈何大数据？
第五，你能确信智商真的比我们高吗？就算我等一开始糊涂被套了进去，待到我等成熟并明白事理之后理性退出，或者没有理由地终止充当杨白劳，可以吗？如果不可以，你会吹胡子瞪眼睛吗？你一吹瞪，我等会倒霉不？(https://www.daowen.com)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一些公司有可能通过“提供技术平台”套取病人的资料用于商业目的。那样做首先是不道德的，无论病人知情与否都违背医学伦理；第二涉嫌侵犯病人的隐私；第三也直接导致医院信息资源的流失。
所以说，真心要做学问，就要尊重学问本身的客观规律，来不得半点虚招和昏招。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结论都源自正确的思路和诚实的艰苦劳动，不能使坏。（2014年6月20日）
13.评审结束话医学进步
为期数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医学科学部的二审工作接近尾声，评审专家开始陆续离京。
让我吃惊的是，基金委从7月23日早上7点起将学科评审组组成名单在其网站公布。这种具有明确创新性的做法，道理上说应该有利于全体人民群众加强对二审专家的明察秋毫的强力监督，切实做到公平和公正。但是，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副作用也是随之而来的，电信部门的短信负担瞬时爆棚。
毫无疑义，我本人的学术成长极大程度地得益于国自然的扶持。迄今为止，我先后八次得到基金委的项目支持，最初拿到的当然都是地区基金，然后是面上和杰青项目。当年我申报杰青先后共8次，终于在最后的年龄关头成功拿下，也算不容易。
十多年前，我就曾作为一审和二审专家参加了国自然的评审工作，对其运作过程还是比较了解的。对于一个好的项目，就算有个别人要拉下马也不容易得手，一定要做代价怕是挺大的。对于一个极端糟糕的项目，就算有人努力想推上去也不容易。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里说过，国自然仍然是中国所有基金中评审最公平、社会诟病最少的一种。很多时候我屡战屡败，好在我的个性让我喜欢屡败屡战，所以日子长了也会有些好收成。
社会各界对于国自然的关注度日益升温。原来能够拿到一个面上项目便是一种优势，现在拿不到则变成了一种劣势。众多的医院里的大夫如果要晋升高级职称，手头握有一两个项目成了一个基本的入门条件。更多的青年大夫则要依靠一个“青年基金”作为风火轮冲上学术江湖去拼搏，无此也不能成为“培养对象”。
尽管国家在科研方面投入的经费相当一部分打了水漂，尤其是那些大胆惯偷们所窃取的经费更有如泥牛入海，但在客观上，医学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还是有了大踏步地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看看近些年来的申请书就可以明显觉察到这样的进步。
另一个事实也应该受到关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医学科学领域投入了数以千亿计的资金，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与此相匹配的产出。如果扳着手指头掐算，我国医学界对现代医学科学进步的突破性贡献，一个人的十个指头是用不完的。这里说的突破性贡献，是指诸如发现幽门螺旋杆菌、发现某种新细胞亚群如调节性T细胞、提出一种新的手术方式、创造一种诊疗设备、发明一种新药等。（2014年7月25日）
14.2014年欧洲呼吸年会
欧洲人的墨守成规表现在几乎所有的方面。比方说，多少年以来，由欧洲呼吸协会（ERS）主办的年会来来去去就只会在德国的慕尼黑、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及奥地利的维也纳四个地方轮流召开。这么做应该不涉及创收方面的考虑，纯粹是出于务实的原因。
现任ERS主委是法国的Peter Barnes，暂时不知道该主委是如何选出来的。很多人都知道，美国胸腔协会（ATS）的主委任期只有一年，由主办当年ATS年会所在地的大佬担任。
日本胸科协会的主委遴选方式也很有意思。前段时间一位日本同行来我科交流，我问他目前在广岛大学医院部的河野修兴教授是否已经退休，河野是我当年在爱媛县学习时的讲师。他说河野应该明年退休，因为他是今年日本胸科协会的主委。我这才知道，日本胸科协会的主委就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用以对即将退休的呼吸科教授表示敬意。
还是原来的感觉，ERS年会无法与ATS年会相提并论，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临床试验，都是ATS年会更加异彩纷呈。美国的呼吸科大夫不会向ERS年会投稿，要来与会也多半应邀前来讲课。另一方面，欧洲的呼吸科大夫则应该是往ATS年会投稿的主力军。
我看了看会议论文题目汇编，一个重要的安排应该就是GINA更新。这样的更新每年一次，本次的一个亮点或许是提出哮喘和COPD合并存在的所谓“重叠综合征”。
间质性肺疾病的研究异军突起，论文数量节节攀升，反映出这一组疾病在临床实际工作中日益受到重视。当然，老牌热点COPD和哮喘仍然方兴未艾。
可怜的还是胸膜疾病，明天的一个分会场有关于恶性胸膜间皮瘤的诊断和治疗，壁报也有关于恶性胸腔积液诊治的内容。总的说来，论文数量十分有限，水平也很不高。也就是说，国际上对于胸膜疾病的研究仍然属于冷门。
我在会场的书摊晃悠了一下，发现有几本关于胸膜疾病的书籍：一本教科书、一本专著、一本超声检查、一本胸腔镜。我本想买一本专著，197欧元倒也不是很贵，但用处似乎不是太大，因为我手头上存有过去十多年以来发表的几乎所有相关的英文综述。这些综述的作者多半也是编写专著相关内容的作者，综述和专著章节实际上大同小异。
时不时想搞一本《胸膜疾病》专著。要出书当然不是难题，问题是大概不会有太多的读者愿意购买这样的书，还是因为用处不大的缘故。或许再过几年，我一个人动手编著《胸膜疾病》一书，没别的意思，就只作为退休纪念。
的确，还是ATS年会的含金量更高。（2014年09月08日）
15.临床医生也可以申报生命科学部的项目
始于7月10日的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学科评审组会议已接近尾声，有些学科评审组的工作业已结束，部分外地专家开始陆续打道回府。
过去十几年以来，我先后参加过医学部和生命科学部三个不同学科的评审工作，总的感觉是整体科研实力在逐年提高。单从申请书的撰写质量来看，已经很难判断申请项目水准的高低。因此，申请人的学术积累就成为判断的重要依据。如果申请人从未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过一两篇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样的申请几乎没有实际意义。
今年我参加的是生命科学部免疫学科的评审，以下是我的工作体会，观点不一定全对，但真是我的体会。
2015年，工作在医院里的临床医生申报免疫学科的项目不及四分之一（24%），但成功率却不低，高达22%。也就是，医生申报免疫类别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或者说，有些困难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从今年的上会评审情况来看，申请免疫类别的呼吸科大夫少之又少，我认识的只有3人。作为医生，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科研能力不强，不可能敌得过专职从事基础研究的老师，所以不敢往这边提交申请书。不要忘了，你申请到这边来不是要与基础的老师拼刺刀，而是与其他医生对打。因为大多数医生都这么错误地想，都不敢往生命科学部申请，使得申请书数量非常少，成功率反倒大大增高。这个情况，我在从前的文章中早有阐明，看来没有人注意到。必须记住，我一般只说大实话。
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临床医生的申请书一般会送到医生评议人手中进行网评，少有送到基础老师手中的。这么做是考虑到基础老师的研究水平的确大大高于医生，以他们的眼光来挑毛病，没病也会查出个阳性的化验结果来。
在会议评审中，在水平大致相同的条件下，评审组专家大都倾向于资助临床医生。因为医生的申请书本来就少，再以很高的要求对待，成功的机会就更加渺茫。在讨论时常听到某位评委说：“这是一份来自临床医生的申请书，能做到这个分上已经算是很不错了。”此后，便不再有人出声，接着便是默默打√。
还有一个情况，不管是基础老师还是临床医生，申请生命科学部免疫学科的杰青/优青项目很少。今年的杰青项目申请书只有10份，除去形式审查不过关的2份，实际只有8份。要知道，学科推荐上会答辩的数量是由该学科接收的申请书总数决定的。也就是说，免疫类别今年只能分配到一个答辩指标。相比之下，有些学科总共有30人以上申报，答辩指标就水涨船高涨到3个。
有些学科申请人手头的储蓄本来也不多，申请摆明是来充当分母的，目的在于为学科争取更多的答辩指标。作为一名从事临床免疫研究工作的人，我真心呼吁各位同道鼓励自己团队的青年人多多申报免疫学科的杰青/优青。明知某一年不可能成功闯关也报，因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杰青/优青不限项申请，可连年申请。我自己的杰青先后申报过8次，最后也是在免疫类别获得的。
即使不能成功拿下杰青/优青，申请人同年申报的面上项目一般都会受到格外的关注。在评审到该申请人的面上项目时，肯定会有人说该人今年也申请了杰青/优青。这个时候，人们脑海里的想法应该都是：没有两把刷子是不会申请杰青/优青的。几乎可以肯定，面上项目成功过关的可能性直冲云霄。
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申请三两次杰青即使统统铩羽而归，申请人大多会很快就被邀请担任科学评审组专家。不是说当评审专家有多么的了不起，而是说毕竟这是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我想，你再清高也不会清高到故意放弃这样的福利：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同行，同时能够捕捉更多更前沿的学术动态信息。
以上是我个人的体会，体会的核心思想是：免疫学科是临床医生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申请这边的项目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高深莫测。数据在说话：生命学部的免疫学科和医学部的医学免疫学科面上项目资助率都是最高的，高达30%。（2016年7月14日）
16.2017美国胸科年会
20年前来到美国学习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现在从城市硬件和某些方面的软件建设来看，中国已经追赶上来了。再过一个20年，在更多的方面超越美国应该是能够做到的。
美国胸科年会（ATS）年会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从前年景好的时候，与会代表多达三万多人，今年度情况貌似一万就能封顶。美国的学术会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学术是单纯的学术，不会出现攀附权贵的陋习。今年的ATS年会不可能邀请华盛顿省主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前来致辞。他们不玩这样的套路。
同样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学术界开会纯粹是为了交流，没有敛财或猎名的动机。瘦死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呼吸医学事业仍然繁荣昌盛，但他们全国每年就只召开一次学术交流会。除此之外，没有各省市县乡镇的医学会和医师协会及其各个分会张罗的年会，也不再有各种花色的国际高峰论坛。美国的年会实际上也是国际的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人数大大超过其本国的与会人数。十年以前，中国同行能够参加美国的会议，本身就是学术高水平的铁证。
说到学术，美国有众多的医生对科研全无兴趣，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不曾写过论文，当然也不谋求当副主任医生或主任医生。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推动现代医学科学进步的优秀临床医学论文都出自欧美医生之手；少数不是，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论文的作者也都是美国医生培养的他国医生。
奇怪得很，很多医院强调医院文化，有些科室甚至强调科室文化。强调文化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几乎所有强调的东西都是本来该做到做好的。文化是一种相对固定的集体思维和工作程序的传承和积淀，绝对不是找来几个没有文化的人上网找三四个含有“德”字的好听词儿凑出来的。
很多干部都会背诵梅贻琦校长“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字句，但当今会有人真正这么想、这么做吗？这是很尴尬的现实，然而，不能因为现实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就故意不出类拔萃。如果有那样心态，即使条件彻底如你所愿，想必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来。我的意思是说，体制好不好是一回事，你愿不愿意老实做事则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以上是我参加今天ATS年会的感慨，可能有些偏远了。要改变现状我们无能为力，但到底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譬如说，我们可以好好给人看病，可以严谨地带教学生，可以写真实的论文。纵然到头来捞不到“有之更好”的会议主席台座位，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在漫漫长路上愉快欣赏美丽小花朵的心情。你可以调整你的心情，不是吗？
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做事，而且是做日常手头上的琐细事，就一定能有所建树。一百个人中有一个老实干活的人，那就非常了不起。（2017年5月22日）
17.申请人的学术水平越来越高
过去七天没能在医院上班，出差到北五环住了几天北京会议中心宾馆。那宾馆很一般，12年前就曾注意到，九号楼房间里的空调开关全部失灵。那几天正是北京气温最高的酷暑日子，室外温度高达41度。室温高达28度，我竭尽全力没能调低温度，只好央求服务员来帮忙。一个小姑娘来了，一分钟解决。我问她是如何做到的，回答说“使点劲就行”。后来的几天，我就不再需要惊动服务员，自行使用宾馆的圆珠笔朝开关的按键往死里顶，还真好使。
出差的目的是作为评审组专家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学部免疫组项目的会议评审。我最大的感触是，申请人的学术水平逐年上升，单从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已经看不出高低，大多数包括来自临床医生的资料都写得相当不错。能够看出差异的主要是工作积累，研究背景和发表的论文成了最重要的评判依据。
我个人的体会是，如果没在Nature Immunology、Immunity之类发表过文章，从事免疫学基础研究的老师恐怕不再好意思申请重点项目了。参加答辩的申请人中，能够拉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者占大多数，还有Science和Nature正刊的。这年头厉害人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可以这么说，能来答辩的申请人谁过关都不是必然的，谁被淘汰都不是很冤枉的。
我还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觉得会议答辩评审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因为一个人的临场发挥能力、口才、普通话水准等因素对于答辩成功与否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换用一种形式，譬如说经过初审之后，再邀请另外一组专家采用网评进行第二轮评审，完全凭着申请书提供的情况择优给予资助，这样或许更加公平。答辩的不足之处首先在于，18分钟的答辩表现非常有可能比18年的工作成绩更为重要。必须承认，有些人纵然学富五车，但不善于表达或不擅长制作PPT，这就断送了美好的前程。当然，相反的例子同样也很多。
面上项目的竞争也很惨烈。如果不在SCI期刊发表三两篇与申请项目直接相关的论文，就没有必要再申报了，报了也是白费力气。你可以说你很有工作经验，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有很多的想法，问题是，还有什么比论文更能说明你有科研能力吗？如果你在本专业主流期刊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几乎就不再有人会质疑你的能力，申请的项目通常不会被刷掉。
查重发现一些问题，居然有重复率达到80%的申请书。有些人更换了一个处理因素，在几年前的申请书基础上做了一些简单“替换”，连技术路线都懒得改动。这样的申请书哪里会有存活的可能？既然你自己都不当回事，评委有何可能当回事？态度很重要。
还有些比较低级的错误，那就是申请人本来是排名第二的共同第一作者，在申请书中将自己排到第一位。这么干不可能被忽略，能够蒙混过关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既然是蓄意误导，评委理所当然不与你合作。实际上，这个小动作构成了不折不扣的学术不端。问题是每年都碰见这种不雅的小动作，别再心存侥幸了。应该知道，基金委的老师手中握有利器，能轻而易举地找出这些申请书。
通过评审他人的科研项目，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有学术方面的提升，也有学术之外的收获。（2017年7月15日）
18.2017年欧洲呼吸年会
和往年的状况差不多，ERS的质量档次和规模不能与ATS相提并论，今年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新东西。参加ATS至少还能够更多地听到美国口音的英语，ERS的南腔北调让人无所适从，我的听力本来就不好。
天下乌鸦一般黑。几乎所有的呼吸年会都是COPD、哮喘、肺部感染、肺癌等内容霸占大部分的场地和时间。这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毕竟这些疾病都是常见病，受到更多的关注并不奇怪。不过我想，要不是有几家跨国大公司如GSK、BI、AZ、Bayer等的推动，想必也不会那样邪门。不管怎么说，既然愿意听的人那么多，说明市场的确是很大的。
几天会议日程唯一的一个小型的胸膜疾病分会场十分冷清。讲课的人无精打采，磕磕巴巴，听课的人就那么几个。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冷门，甚至可以说是偏门，感兴趣的人不多。我自己也曾想过每年往ATS或者ERS投些稿子，转念一想又觉得没啥意思。论文当然要写，是否在会议上交流好像并不重要，能够发表在心仪的期刊就好。
来参加ERS的中国同行很多，但投稿的人却很少，都以听课为主，估计大家的想法和我都差不多。
十来年以前参加类似的国际会议，看到日本医生一眼就能认出来。必须承认，那个时候我们的确比人家明显显土。到了今天，在外表上已经很难区别中国人和日本人，我甚至看见有中国人冲着日本人说起了中国话。中国医生的英语口音很重，日本医生的口音更重。中国医生的穿着很随意，极少有西装革履打领带者，而日本医生则大多数会干那样的事。他们穿西装打领带反而显得更土气一些。
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医学科学要赶上欧美国家的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差距不体现在病例总数、手术台数、采购大型诊疗设备的数量等方面，而体现在观念、态度，以及创新意识和能力等软实力之中。（2017年9月12日）
19.说来容易做来难
曾有几个外地的年轻医生或研究生建议我设立一个胸膜疾病微信群，旨在增进全国有志于从事胸膜疾病的同行间的交流。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干这样的事，有人提出来之后也不会有激情。据我所知，医疗圈中有不少这样的群，其中有些群可能相当不错，确实起到了促进学术交流的作用。
我不是傻子，不会对其中的问题一无所知。有传言，一些精英人士建群之后，最火的季节当是每年的六月份，最热的微信当是以下几条：①兄弟，我的项目申请书在你手上吗？②有请收到我申请书的各位大哥多多关照；③不在？帮忙问问本子在不在你科室的同事手上？这种搞法太麻烦，十分浪费时间，不如直拨一通电话来得有效果。除了一个名为“呼吸科重要通知”直接用于日常安排的微信群，我不关心别的任何一个工作群，绝对不。当然，那几个用于嘘寒问暖的群不属于此列。
偶尔，也会听到来自同行朋友们真诚的其他提议。譬如说，有人建议由我们牵头开展关于胸膜疾病的多中心临床研究等。我心里很明白，恐怕没有人比我更急切需要这样的工作模式。我更加明白，以我的能力要做出这样的大事肯定是不可能的。理论上说，我脑子里有众多的点子，随便拉出一个就是一项具有足够科学意义的研究课题。此外，有了点子之后，我有能力保证科研设计符合规范，并能提出清晰的技术路线。
理想总是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感。我曾经先后三次启动过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全都以惨败告终。到了今天，我唯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就是胸膜疾病，而我几乎不知道何处有对此感兴趣的同行。联系工作之初，不少人出于礼节都会答应说愿意协作，但真正到着手病例入组时就不再有声音。这里有几个问题是我无法解决的。首先，我没有能力弄到用于开展临床研究的经费。没有钱，激情或友情不值一提。如果每入组一例患者，能按照惯例给予协议的金额补助，或许尚有成事的可能。
经费可以来自大公司守法的资助，也可以来自国家机关的扶持。即使有了钱，我面临的第二个难题是不能给参与者带来切实的好处。一项临床研究，规模再大通常也只能发表一篇大文章，而且只能有一位真正意义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很多人对别的排名位置不感兴趣。我不能拿出别的利益递过去作为补偿，这就很尴尬。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干没有好处的事。
第三，既然是规范的临床研究，基本的要求是尽可能多地入组患者能够符合病因学或病原学诊断。尽管众多的大型医院都已购置了内科胸腔镜，但确诊病例的比率普遍偏低，难以达到国外同类型研究的水平。这种情况肯定会降低论文在高水准医学期刊发表的可能性，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第四，既然科主任没有真正的兴趣，面子上挨不过去而勉强接下工作，势必会转交给年轻的大夫。年轻大夫有自己的想法和手头事，哪有心思来分担这种任务？通常的情况是，大家都不走心，都应付了事，最终导致整个项目无疾而终。见识了太多的无疾而终，我早就不再有热情张罗如此难搞之事。
在这里，我绝对没有责怪他人不合作的意思。作为事实，别人来找我合作研究时，我不止一次因为缺乏兴趣而一口回绝。我的意思是说，我现阶段没有能力协调开展多中心研究。不过，我们已经开始着手了由两家或三家医院参与的临床研究。这三个中心即是北京朝阳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及广西医大一附院的呼吸科。这三家单位都有人接受过胸膜疾病的科研训练，都了解我的套路。譬如说，Thorax已在线发表的IL-27论文就是朝阳呼吸和武汉呼吸共同研究的结果。目前还有一些项目在协作进行中，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合作。
能做大事当然更好，可惜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转而求其次，力尽所能做些小打小闹的琐碎事。我觉得这也不错，总不能啥也不干。（2017年10月16日）
20.讲课与听课
如果我苦口婆心地劝导年轻医生们少去听一些翻炒旧货的老课，一定有人讥讽“那你为什么老是出去讲课？”这个问题留待最后一个自然段再给予回答。
依照我个人的理解，高中阶段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题海战术；大学阶段则重在建立自己的学习方式，并力求掌握扎实的专业技能；医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如果仍然寄希望于从他人的讲课中了解专业知识和新进展，这是于事无补的。
1997年，我前往美国波士顿学习时，导师Weller教授将一本厚厚的grant proposal交给我，让我自己先看看。此后，除了讨论具体的实验结果，他老人家从不和我谈论技术问题。我在那两年研究的是嗜酸粒细胞呈递抗原在气道过敏性炎症发生机制中的作用，Weller教授在此之前未曾涉足这一课题。也就是说，所有的研究路线都是我通过阅读文献来确立的。
回国之后，我从来不曾与任何人就临床实践或科学研究中的任何话题进行过实质性的交流，一次也不曾。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最好的状态，能够在国际上的学术场合和同行们进行交流和合作，任何时候都是好事。问题是，我本人很难遇上这样的好场合。我在日本和美国的指导老师都不从事胸膜疾病研究，无法从他们那里继续得到支持。由于言语障碍，我在每年的ATS或ERS上很难使用英语和这方面的专家进行讨论。最重要的是，即使从不与人交流，我的确没有发现我们的研究水平受到影响。
我在国内没有太多的讲课机会，要有的话自然大都集中在胸膜疾病领域。几年前，我还有可能接受几家大公司托付的活儿，就COPD、哮喘或咳嗽做一些小讲课，为的是赚几个讲课费补贴家用。如今，我基本上不再干这样的事，要去也只会就近在某一些小房间做个主持人。如果讲课内容与我烂熟于胸的胸腔积液无关，总觉得拿别人的东西来现炒现卖明显不符合规矩。一个高年资的医生出门去讲课，怎能可以不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讲解呢？
我不全盘否定所有的听课行为，但这种方式绝对不可以成为专业人士继续学习的主打途径。若然你热衷于此道，相信对你的职业生涯不会有太大的帮助。现在的工作压力很大，医生们利用某些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去到远方的城市走一走，借此散散心，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请仔细想想，你真的曾从听别人的讲课中学到了有价值的知识吗？如果只是去听听解读某个指南，你为什么不自己阅读原文？如此，大约一个钟头就完事，而且可以独立思考，须知，一边学习一边思考极为重要。
那么，年轻的医生应该如何扩展自己的视野？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成绩？我坚持认为，正道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和思考中的问题去阅读大量发表在严肃学术期刊上的综述和论著。可以肯定，这些严肃的文献能够帮助你解决大多数问题。如果某些情况下不能，那就说明作者和其他同行也同样不明就里。这个时候，你应该就此展开自己的研究，以你的研究成果来回答你本人及他人心中的疑问。这正是学科研究最根本的价值所在。
我竭尽所能做一个本分的人，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狭小领域去信口开河。在这一基本的原则之下，我不刻意回避接受某些关于胸膜疾病讲课的邀请。此时，我必定自己准备PPT，而且尽可能不糊弄他人。
最后回答第一自然段提出的问题。作为事实，很少有人请我讲课，我自己也比较乐于待在家里看书写东西。无论如何，我可能是相同资历中出门讲课最少的人之一。几乎所有出门讲课的情况，我多少都有些出于赚取些许辛苦费的考虑，但是，年轻人则不应当对听课上瘾。那样做确实没有实际的意义。（2017年12月3日）
21.写综述是需要资历的——以胸膜疾病为例
在我的印象中，过去20年间胸膜疾病领域的临床研究进展是非常有限的。除了得益于靶向药物的不断问世，小部分恶性胸腔积液病人的生存时间得以延长，此外不再有别的惊喜。几乎所有发表在著名期刊诸如JAMA和Blue Journal关于恶性胸腔积液治疗研究的论文，都集中在减轻气促症状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还依靠原先的技术，虽略有改良，但并不超越1990年报道的纤维光学胸腔镜术（Respir Med 1990；84：23-26）。
直到今天，言及恶性胸腔积液的发病率，还得引用美国和英国20多年前的数据。即使是美国，这一组数据也是估算出来，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拿得出真正意义的流行病学资料。现在的指南（2010年英国版）推荐，诊断明确的恶性胸腔积液只要没有症状，便不做任何处置，因为任何干预手段都不能改善病人的预后，这是医学上一个很无奈的角落。
前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令人激动的综述，题为Pleural Disease，两位作者中的一位便是胸膜疾病鼻祖Dr.Light（N Engl J Med 2018；378：740-751）。我在N Engl J Med网页检索了一下，发现这是该期刊自创刊以来发表过的唯一一篇关于胸膜疾病的专题综述。将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review，在标题中出现pleural一词的文章独此一篇。2002年Dr.Light也曾在N Engl J Med发表过一篇专题文章（N Engl J Med 2002；346：1971-1977），题为Pleural Effusion，栏目是Clinical Practice，篇幅不及7页。
在权威医学刊物发表综述，作者必须拥有长年直接相关的工作背景，发表若干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绝对不看“做过多少例”。这些总结全世界研究的成果、提供循证医学的证据、阐明目前的观点、推荐可行的诊治方案、指明今后的努力方向的综述，无一例外都是期刊的约稿，不可能接受作者主动投稿。
这么说吧，Dr.Light发表这一篇综述，全世界医生不会有一个同行怀疑他的能力，也不会故意否定综述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近期肯定会有读者包括医学新丁质疑文中的某一种观点，然后很快就会写信给N Engl J Med，期刊会将读者来信连同作者回复一并刊登出来。人们在进行这样的交流时会很直接，不理会留情面或者畏惧权威这一套，那是非常有益的学术交流。
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的医学科学水平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据我所知，中华医学会系列期刊邀请专家撰写述评、专论等指导性文章时，充分考虑到作者的工作经验。这是值得肯定的。也应该看到，很多中文期刊发表的综述是由研究生准备课题时顺手写的。考虑到实际情况，我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做法。这样的综述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尤其是在面向基层医院的临床医生介绍国内外的学术动态、技术进展及观念更新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值得鼓励。
Dr.Light和他的合作者在2018年的新综述中，首先简单介绍了胸膜腔的解剖和生理学特点，接着介绍胸腔积液的评估，强调第一步是辨别胸腔积液是渗出性还是漏出性。这些都是我们从教科书中早已得知了的常识。
综述指出，最常见的渗出液是肺炎旁积液，其基础治疗是选择适宜的抗生素，最好有病原学和药敏结果依据支持。在判断肺炎旁积液和脓胸患者的预后时，可以使用RAPID评分（Chest 2014；145：848-55）。Dr.Light认为，行胸腔引流时使用14F大小的猪尾导管置管就好，太小容易引起堵管。如果引流不畅，可以尝试注入t-PA+DNase，部分患者有效。一旦超声发现分房现象，宜尽早施行外科胸腔镜术，尽可能避免行开胸，因为后者创伤性大。
关于恶性胸腔积液，Dr.Light更倾向于置管引流，而不主张施行胸膜固定术。有学者提出，可以置管引流之后注入滑石粉等固定剂。
关于复杂性漏出液，没有太多的新观点和新措施，要做的事是处理原发疾病。
关于气胸的临床研究，有些新东西。由于新技术如高分辨CT的广泛应用，从前很多“特发性气胸”的原因得到确认，譬如说脏层胸膜下的肺大泡破裂等。
关于气胸量大小的分度，目前没有统一的意见。美国版指南（Chest 2001；119：590-602）将压缩肺上缘至胸廓顶的距离大于3 cm归为“大量”；而英国版指南（Thorax 2010；65：Suppl 2：ii18-ii31）则在肺门水平将压缩肺外缘至胸廓侧壁的距离大于2 cm归为“大量”。
有对比研究指出，按照美国版和英国版判断气胸量大小在实际工作中的一致性极差。上述两种方法可能均不适用于中国，理由是我国是结核高负担国家，结核性胸膜炎很常见，因此发生胸膜粘连的机会很大，测量上述的3 cm或2 cm是不可靠的。不过，本文提出的这个观点没有研究资料支持，纯属个人看法。今后，应用CT技术来定量分析气胸量的大小可能会有意义，至少具有研究价值。
70%的气胸患者只需要门诊简单的抽气，不需要住院治疗。需要引流时，推荐使用小管径的引流管（14F）。压缩肺通常在3天之内复张，3~5天后仍无肺复张，则应考虑外科胸腔镜手术。
上述是我阅读Dr.Light新综述的体会，与同行们分享和共勉。（2018年2月24日）
22.回避不了的影响因子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评审或招聘学术人物诸如教授副教授等，论文从来都是主要的话事依据。除非有特别强壮的证据使得大多数评委信服，否则在拿不出论文的情况下要成功应聘严肃学术机构的重要位置，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另外，当医生不一定需要拥有高级职称也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开始说说呼吸医学领域的专业期刊的影响因子。老牌一哥Blue Journal依然称王，2017年影响因子飙升至15.239，比前一年上升超过2。老二ERJ还是万年老二，12.277，看来也没有篡位的可能。美国呼吸科医生一般不会投稿参加ERS，要去也多是应邀前往传经送宝；相反，欧洲医生对于ATS则趋之若鹜。有点失落，Thorax仍然不能突破10，只有9.655。今年我发了一篇Thorax，要是它超过10，咱也能多分几个钱买些好一点的海鲜回家改善生活。在绝大多数期刊的影响因子都上扬的情况下，Chest 2017年的7.652也高于2016年的6.044。有点悲情的是，具有良好专业口碑的Red Journal有所下滑，跌破4，只有3.785。不过，这仍然是我心目中的一流呼吸期刊。
有些期刊的影响因子并不高，如免疫学领域的Journal of Immunology（4.539）和European Journal of Immunology（4.248）的影响因子都低于5，但都是十分优秀的专业期刊。我们往这两本期刊投稿的次数都不下于10次，但迄今只发了一篇JI，今年有一篇可能发EJI，目前正在小修中。
关于影响因子，见仁见智，这本不该是关注的重点。我在国际期刊发表第一篇论文的年份是1997年（Red Journal），2003年非典之前总共发过7篇。当年没有SCI一说，至少还不盛行，更没有一分钱奖励，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兴趣为之。只觉得当医生总得思考一些东西，总得看书，想着看着，就有好多疑惑，一有疑惑就会看更多的书。看了很多书仍然不能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就说明谁都不知道答案。既然没有现成的答案，就说明值得研究，研究结果出来之后自然而然产生撰写论文的冲动。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
即使是在欧美国家，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也很重视影响因子，只不过没有咱们国家唯此为大而已。
在神州大地，从前连招亲都要比武，如今网投“十大道德标兵”的拉票运动都能不断掀起新高潮，知识界玩玩影响因子有什么好奇怪的？（2018年6月27日）
23.年年评审都有不同的感慨
我可能是广西医科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参加自然科学基金会议评审的人，那还是16年前（2002年）的事。按照惯例，医学部或生命学部的会评专家连续参评两年之后，要中断至少一年才能继续参与同一个学部的评审。我记不住确切的参评次数了，断断续续肯定不少于10次，有些年份是参评医学部的，有些年份则是参评生命学部的。
第一次参评的地点是在京郊怀柔县城，此后曾一度移师九华山庄，近几年则基本上固定在北京会议中心，这地方离我家不远。有些时候遇到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重点项目评审或验收答辩会，地点也会选在京西宾馆。不管在哪个地方，我过去五年都会驾车往返，如此更加方便出入。
自然科学基金委及其管理的科研项目在科技界具有良好的口碑，即使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网上也没有看到批评的声音，简直是一股清流。从亲身的经历出发，我深切体会到基金委力求公平公正的不懈努力，保证了基金管理数十年以来的平稳运行。
生命学部在本周举行的重大国际合作和重点项目评审，会前由专门负责监督的工作人员宣布评审纪律，并且全程目视监督。在评审过程中，除了针对答辩人的提问，评审组专家之间基本上不交流，实际上大部分人互不认识。所有的评审工作结束之后，全组的专家才于昨天下午逐个自我介绍，并合影愉快留念，然后各奔西东。
学科专家组会议评审的一个特色是没有预投票，强调一次投票成功，赞成票不过半数为不通过。少数情况下，有几个项目赞成票超过半数，但因为名额有限也只能忍痛割爱。投票结果当场揭晓，当场宣布，连资助金额也是当场投票决定的，不留下更改的缺口。在评审会上获得资助的项目，除非申请人被发现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否则，专家组的讨论和投票结果即是最终的结果。我想，这也是基金委坐拥良好声誉的一个高招。
还是忍不住说说，申请人的学术水平越来越高，从发表的论文来看与国际前沿差距日益缩小。实际上，半数以上的申请人是新近几年从国外全职引进回国工作的大咖，有不少免疫学家提供的10篇代表作全都是发表在CNS的硬货。至于在PNAS、JEM、JCI等之类期刊发表的论文，已经不能再成为亮点了，除非研究本身确实有突破。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很少再有申请人刻意强调论文所发表的期刊是多么牛，更不会强调期刊的影响因子是多么高，而转向陈述他引频次和H指数。他引频次超过10 000者不少见，甚至有超过20 000次者，H指数动辄50以上。（2018年7月13日）
24.在面的积累上进行点的突破
昨天上午主持肺癌学组的一个分会场，听了几场学术讲座，有些感触。由于强调多学科管理策略，特别是得益于靶向治疗的迅猛发展，肺癌患者的预后近些年发生了较快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晚期肺癌病人能够生存超过5年的时间，预期未来数年将有更大的进步。在美国，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已经明显下降，在我国，肺癌也已被列为慢性病。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各个学科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发展突飞猛进。尽管大内科仍然存在，而且还十分重要，近年来也十分注重全科医生的培养，但还必须承认事实，重点发展专科甚至亚专科这个方向没有走错。比较合理的构架是，两种模式合并存在，各自发展。医学发展到了今天，原来意义的“专科医生”早已发展到了“专病医生”的时代。
以朝阳呼吸为例，我们科室目前的管理体制是“以病管组”，充分强调各个专业组的核心作用。肺血管疾病归肺血管疾病专业组管理，肺部肿瘤归肺部肿瘤专业组管理，胸膜疾病归胸膜疾病专业组管理，以此类推。全科室的医生在一般临床实践包括门诊和住院管理病人的工作中，碰到什么样的病人都会首先接诊。但是，一旦疑难危重病例进入到制定诊治方案的阶段，专业组大夫的意见就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譬如说，朝阳呼吸5个普通病区的肺癌患者诊断一旦确立之后，如果需要进一步治疗就一定会转移到本科室的肿瘤病区，由张予辉教授为组长的专业组制定具体的治疗方案。到了今天，其他专业组的高年资大夫包括我本人，接诊一位肺癌病人时实际上已经不再熟悉化疗或者免疫学治疗的用药方案。这就是专病专管的模式，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昨天下午，我做了一个“恶性胸腔积液管理”的小讲座，对2012年以来取得的新成就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今天关于恶性胸腔积液的管理观念与2010年前后已经大不一样，这方面的进展理所当然地得益于临床研究的稳步发展。朝阳呼吸是目前国内唯一设立胸膜疾病专业组和专病病区的临床科室，我们在这一方面拥有深厚的学术沉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我想，这正是众多胸膜疾病疑难病例从全国各地前来朝阳呼吸求诊的唯一原因。
这三天会议给我的印象，更加坚定了我脑海中原本就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没有面的积累便不可能有点的突破。早在我加入朝阳呼吸大家庭之前，科室在胸膜疾病方面的家底就非常殷实，国内第一篇应用可弯曲胸腔镜的研究论文就是由朝阳呼吸提供的。今天，世界上最大宗的内科胸腔镜诊断不明原因胸腔积液的临床研究报告出自朝阳呼吸，朝阳呼吸在国际上首次将荧光技术应用到恶性胸腔积液的诊断，国际上主要胸膜疾病管理的指南都引用我们的临床研究成果。至于胸腔积液发生机制的免疫学研究，朝阳呼吸的新成果同样无可争辩地列队在国际的最前沿。
正是由于有了面的广泛积累，使得朝阳呼吸在胸膜疾病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点的突破，代表当今国内外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作为事实，中国的胸膜疾病领域发表在国际权威呼吸医学和免疫学期刊的主要优秀论文，几乎全部来自本团队的集体贡献，包括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一系列创新性成果。（2018年9月2日）
25.国内外2018年胸膜疾病新成就
现在各个专科或亚专科时兴总结过去一年某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以前好像没有干过这样的事，现在来总结一下国内外2018年在胸膜疾病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能够凑足10项。
（1）Thorax发表了朝阳呼吸较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报道（Thorax 2018；73：240-247），第三次证实IL-27是诊断结核性胸膜炎的可靠指标，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高达96.1%和99.0%。由于根深蒂固的家国情怀，我将这一成果排在2018年度重要研究成果的首位。
（2）Lancent Oncol发表了PROMISE研究成果（Lancet Oncol 2018；19：930-939）。基于来自蛋白组学的分析结果，PROMISE研究经过层层验证和筛选，最终计算出评价恶性胸腔积液（MPE）患者预后的模型。
（3）Lancet Respir Med发表了AMPLE-2研究结果（Lancet Respir Med 2018；6：671-680），显示积极排液组患者胸膜固定发生率和生活质量显著高于依据症状排液组。因此，MPE应该尽可能排放。
（4）N Engl J Med发表了关于联合应用埋管引流和胸膜固定术治疗MPE的研究论文（N Engl J Med 2018；378：1313-1322.）指出，对于那些没有肺塌陷的MPE患者而言，置管将胸水引流之后注入滑石粉能显著提高胸膜固定术的成功率。
（5）希腊老牌的胸膜疾病学家研究发现，来源于髓样细胞的IL-1β促使MPE的形成和肿瘤细胞的原发耐药（Nat Commun 2018；9：672）。
（6）初始B细胞通过调节TH1/TH17细胞反应促进MPE的形成，为癌症的治疗干预提供新的靶标（Am J 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 2018；315：L443-L455）。该项成果标志着B细胞的免疫学研究进入到了胸膜疾病领域。
（7）Blue Journal发表的一篇临床研究论文（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7：502-508）指出，胸腔内注入尿激酶不能减轻MPE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也不能提高胸膜固定术的成功率。也就是说，对于MPE而言，无需将纤溶剂注入胸腔。
（8）2018年国际上有4个关于胸膜疾病的重要指南发表，亦即ATS/STS/STR关于MPE的指南（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8，198：839-849）、ERS/EACTS关于MPE的指南（Eur Respir J 2018；52：1800349）、BTS关于恶性胸膜间皮瘤的指南（Thorax 2018；73：i1-i30）及ASCO关于恶性胸膜间皮瘤的指南（J Clin Oncol 2018；36：1343-1373）。
很遗憾，经过仔细梳理之后真凑不够10项相对重要的成果。有几项很好的研究成果已于2017年发表在Blue Journal和JAMA，不宜收录在此。（2019年1月11日）
26.肺癌是呼吸学科主要的病种
有一个胜仗，全国的呼吸科打得很漂亮，那就是不动声色地将肺动脉栓塞这个病种从心内科手中夺了回来。我记得，国内关于肺栓塞诊治的第一个指南就是由心内科专家制定的。多年以前，呼吸科医生遇到可疑的肺栓塞病例，总是习惯于邀请心内科医生前来定夺诊治方案。实际上，心内科大多数医生15年前对肺栓塞也没有多大的把握，来会诊最大的作用只是分担责任。呼吸科和心内科医生对于肺栓塞的诊断都没有充足的信心，对于溶栓和抗凝方案也很难提出明确的具体方案。
真正推动全国各个学科包括外科各个亚专业提高肺栓塞的防治意识，并大幅度提高肺栓塞诊治水平的是王辰院士。到了今天，几乎所有的正规医院各个外科病房遇到术后突发呼吸困难、低氧血症的患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肺栓塞，并且能迅速通过CTPA得到明确诊断或基本排除。呼吸科医生遇到急性肺栓塞或慢性肺栓塞肺动脉高压，很少会出现漏诊的情况。也就是说，在王辰院士的带动下，呼吸学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将关于肺栓塞全方位的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肺癌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在此领域发出重要的声音几乎都来自肿瘤学科而不是呼吸学科。多年以前，晚期肺癌的治疗手段有限、疗效不佳，还没有靶向治疗，介入手段短缺，呼吸科在诊断明确之后通常就将肺癌患者转到肿瘤科或放疗科。当年肿瘤科的手段只有化疗，所以名称大多叫“化疗科”。由于癌症发病率有增无减，化疗科顺势扩增为今天遍布全国各地的肿瘤中心/医院。
一个很无奈的事实是，呼吸科医生每年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肺癌有关的项目通常不敢投向肿瘤类别，因为那边的竞争更为惨烈，一般斗不过人家。所有的结果都是必然的，中国关于肺癌发病机制的科研成果，最重要的那部分出自肿瘤学科；发表在重要专业期刊上关于肺癌治疗和预后的重要论文，也大多来自肿瘤学科。呼吸科一开始不重视收治肺癌患者，也不重视深入探讨肺癌的发生和转移机制，久而久之话语权都落到了肿瘤学科。
那么是不是说呼吸学科对于肺癌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就不再拥有优势了呢？当然不是，本文的中心思想不在于发表悲观的言论，而在于呼吁同仁们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奋发图强，争取更大的主动权。工作做得好不好，有很多指标可以说明问题，其中一项便是将研究成果发表在权威的医学期刊上。争鸣的时候，你可以不同意这个说法，而且能够轻而易举地搬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但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格局。毕竟，指南制定的第一步是成立专家组，第二步是检索公开发表的论文，第三步是评估论文的质量，第四步是评价证据的级别，第五步是落实撰写成文。个人认为，以下几个方面都有许多工作值得为之落手落脚去做。
第一，肺癌的早期诊断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天地，譬如说，与影像学科协作提高单个肺部结节的诊断水平、寻找更敏感的生物学诊断指标、与胸外科协作找到早期肺癌诊断和评估预后更可靠的评价系统等。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前提是注重细节和规范。
第二，提高呼吸内镜对早期肺癌的诊断效率，减少针对良性肺部病灶不必要的手术切除。
第三，为肺癌的临床分期提供更多的研究证据。在这方面，日本医生的工作无疑走在世界的前列，欧美国家制定肺癌分期的方案，很多的依据就来自日本。
第四，加强肺癌介入治疗的规范实施。目前，很多的介入工作集中在晚期肿瘤出现大气道梗阻之后的疏通方面，如果能够将介入前移并扩大适应证，其价值必将进一步增大。
第五，虽然肿瘤学科在组织多中心前瞻性研究中已经具有了明显的优势和经验，但呼吸科如果想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当然也能很好地实施。毕竟，大多数肺癌的确诊程序都是在呼吸科完成的，确诊之后就能开始各项治疗性试验。我觉得呼吸科可以在免疫/靶向治疗方面做好更多的工作，这可能是延长晚期肺癌患者生存时间最有前途的方向。
肺癌已经成了我国的癌王，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在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在美国都已逐年下降。毫无疑问，呼吸科医生在诊治作为本领域主要病种的肺癌的工作中可以有更大作为。在这方面，仅仅有激情、有想法、有计划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家沉下心来付出更多的心血，拿出实打实的规范证据来显示努力的程度。（2019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