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医学教育困局
（一）创新制度，化解“违法行医”风险
缺乏临床实训如今已不是临床专业硕士的“疑难杂症”，而是各学制医学教育的“常见病”。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医学院校教育和行业教育的深层矛盾。
1999年5月，我国正式施行《执业医师法》，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医学生在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后，必须在临床工作一年才能够参加国家统一举行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获执业医师资格后才有临床处方权。由于没有处方权，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不可独立处置病人和进行手术，这是导致其临床能力训练难以进行的主要原因。
一些医生出于职业责任感，冒着风险带教学生，进行极为有限的临床实践训练。有医生甚至这样说：“因为最后签字的是你，所以责任在你身上。但如果你不让他上手术台，将来等他上手术台了，救人的刀就可能成为杀人的刀。”这样的两难困境，一直困扰着医生。
“5+3”培养体系明确由培训医院组织具有双重身份的“5+3”临床硕士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使得临床技能培训不再面临承担“违法行医”风险，从而找到了提高我国研究生临床技能水平的根本途径，化解了临床技能训练与执业医师制度之间的矛盾，并通过3年不同科室的轮转将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夯得更实，有助于减轻学生和家长对于“违法行医”的担忧。
（二）构建模式，缩短医生培养周期
由教育部门主管的七年制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方案均已规定了相应的临床实践时间，但毕业后仍然必须接受卫生部门主管的至少2年时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从5年本科入学算起，七年制和临床医学硕士总年限分别为9年和10年。
“5+3”培养体系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相结合”，将医学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进行有效衔接，推进了七年制和传统临床医学硕士向“5+3”模式的转型，使得医学生用8年时间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师，既达到了培养目标，又节省了时间成本，有助于增强学生和家长对于选择学医的信心。
（三）控制规模，回归医学精英教育
随着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医学生就业问题凸显。“国家每年培养约60万医学生，据我掌握的一个数字，只有约10万人能穿上‘白大褂’。‘广种薄收’式的医生培养模式该变变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著名医改专家李玲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都认为，从患者利益出发，医生培养模式有必要转为“量少质优”。
“5+3”培养体系有效推动了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建立健全，并在实践过程中建立了医教协同机制，为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深度合作并建立医学人才培养宏观调控机制提供了重要保障。即按照卫生行业需求确立医学招生规模，供需匹配，使得医学教育回归精英教育，有助于满足学生和家长对于医学就业和职业发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