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临证诊疗专著，是中医学“辨证施治”诊疗思想的奠基之作，对我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后世“言必称《内》《难》《伤寒》”，从而将《伤寒杂病论》作为与《黄帝内经》并肩的经典著作的原因。
“伤寒”，是一切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而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外感热病及杂病诊疗方法的专书。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南阳市）。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所著《名医录》，但此书在南宋时期已经失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名医录》为北宋林亿等校订《伤寒杂病论》时所引用的，文曰：“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除《伤寒杂病论》外，仲景遗著，考诸历代史志尚有如下数种：《金匮录》一卷、《张仲景脉经》、《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金匮玉函》八卷、《金匮玉函要略》三卷、《金匮录》五卷、《张仲景五脏论》一卷、《张仲景伤寒论》十卷（王叔和编次）、《张仲景口齿论》一卷、《张仲景疗妇人方》三卷（《通志·艺文略》）。近代以来，由于敦煌经卷与日本古抄卷的发现与公布，也发现了部分与仲景相关的文献资料，学界多有考究。
张仲景师从于同郡张伯祖，而张伯祖的生平也仅见于张杲的《医说》：“张伯祖，南阳人，性志沉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同郡张仲景异而师之，因有大誉。”
张仲景所生活的东汉末年，政治混乱，社会动荡，加之自然气候的变化，疫疠大范围流行。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党锢之祸大兴，外戚、宦官、朝臣、士族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贪淫放纵，僭凌横恣，扰乱内外，螫噬民化”（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故而“农桑失所，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昌言·损益篇》）。政治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管理的失序，最终酿成了以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
而此时自然环境的改变、自然灾害的频发，无形之中加剧了社会生活环境的恶化。根据研究、统计，仅东汉明帝永平七年至恒帝延熹九年（65—166年）的100余年中，东汉共发生自然灾害：水灾37次、旱灾51次、地震57次、虫灾23次、疾疫12次、雪霜冻10次、风灾15次、雹灾14次。（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两汉时期，最显著的是气候的由暖而寒的历史性转变。
从史书记载来看，秦汉尤其是汉代气候的由暖变寒自西汉汉武帝时已经初露端倪。《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三年（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西京杂记》卷二：“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蜷缩如猬，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
新莽时期，严重低温气候的记录更为频繁。《汉书·王莽传》：“（天凤）三年（16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关东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天凤四年）八月（17年），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可谓是连年低温。
《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光和六年（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寒风如冬时。”体现出东汉晚期气候急剧转冷之峻绝酷烈的形势，也体现出“寒邪”致病对人体的重要影响。面对如此频繁的严寒，生活于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家族也难幸免。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一切无不促成了仲景专心向医，也最终促成了彪炳千秋的《伤寒杂病论》的问世。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东汉末年疫病的流行。随着自然气候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加之东汉政府忙于内斗，社会管理能力的弱化，疫病逐渐流行开来。
史载：“延光四年（125年）十二月，京师大疫，有绝门者，人惧。桓帝建和三年（149年）十一月，诏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连陌，处处有之……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二月，九江、庐江又大疫。”“（灵帝）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五年（182年）二月，大疫。”“中平二年（185年）二月，大疫。”（《后汉书·灵帝纪》）
对于疫病所造成的影响，曹植曾作《说疫气》一文，谈及建安二十二年的疫情时说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亦可见疫情之惨烈。
张仲景有感于家族的衰落，加之民生凋敝，医道日衰，遂悉心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前代医籍如《素问》《九卷》《难经》的基础上，又结合个人临证经验，编成了《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原书16卷，后经战乱散佚，先后经魏晋王叔和、北宋林乙等校勘整理，最终形成了现今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门讨论伤寒病，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
《伤寒杂病论》脱胎于《素问·热病篇》，又结合了后汉时期“伤寒”证的发病过程，根据病邪侵入经络、脏腑的先后与程度的不同，患者正气的强弱，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将外感热病的发展过程概括为六大类型：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和太阴、少阴、厥阴（三阴），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外感发热疾病的发展过程，以及发病不同阶段出现的各种兼夹症候，提出了详细的治疗原则与治疗方剂。
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辨证之先河。(https://www.daowen.com)
《伤寒杂病论》以整体观念作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准，主张依据脏腑经络病机进行辨证，作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临床理论著作，确立了“六经辨证”的原则，他为后世医生在临床辨证施治等方面提供了准则和经验。
在用“六经辨证”区分病邪发展的深浅、进退、缓急的情况下，张仲景又把各种病势归纳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个方面，也即后世的“八纲辨证”。张仲景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望、闻、问、切四诊法，对病情层层分析、仔细辨认，做出对疾病的正确判断，最早体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
在治疗原则上，《伤寒杂病论》不仅仅简单运用了“祛邪”和“扶正”两大方面，后世所总结的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八种治疗方法皆有所体现。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方剂。《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若删去重复部分，合计实际载方269首，涉及药物多达214种，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提出了严谨的组方原则，严格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进行组方，根据病情的变化和出现的一些并发症的不同，处方可以适当加减。同时，张仲景还创造了多种剂型，在书中载有汤剂、丸剂、散剂等。他的著作还大大发展了方剂学，调制了不少复合方剂。且改进了剂型，分别使用丸、散、膏、栓、洗、浴、酒、熏、滴鼻、灌耳等多种剂型和治疗方法，还创用了灌肠导便法等。《伤寒杂病论》中所运用的方剂种类之多，运用方法之灵活，可谓是前无古人，因此，《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医家推崇为“方书之祖”。即便到了现代，《伤寒杂病论》中的很多方剂也是临床诊疗中常用的有效方剂，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也成为后世从医者必学的经典课程。
张仲景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医德高尚。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对当时医德日衰的情况提出了批判，张仲景高尚的医德思想也成为祖国医学道德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不仅影响了国内医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日本汉方医学的进步。仲景著作早在日本平安时期（794—1185年）之前就已传入日本，日本平安中期著名学者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载有《张仲景方》九卷。
到了日本江户时期（1603—1867年），日本汉医界出现了研究《伤寒论》的高潮，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的《伤寒论》研究著作，如丹波元简的《伤寒论辑义》《金匮玉函要略辑义》，丹波元坚的《伤寒论述义》《伤寒广要》，山田正珍的《伤寒论集成》《金匮要略集成》，森立之的《伤寒论考注》《金匮要略考注》，山田业广的《伤寒论读书记》《金匮要略读书记》，伊藤子德的《伤寒论文字考》《伤寒论文字续考》等，从而使《伤寒论》成为日本汉方医界的主流学术思想。
《伤寒杂病论》成书流传以后，不断受到后世医家的赞誉推崇。
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严器之序》云：“夫前圣有作，后必有继而述之者，则其教乃得著于世矣。医之道源自炎黄……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兹先圣后圣，若合符节。”
《伤寒明理论·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云：“惟张仲景方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实乃大圣之所作也。”
元代学者许衡则这样评价：“尝谓医方有仲景，犹儒书有六经也。必有见于此，然后可以议医。”
朱丹溪称赞曰：“仲景诸方，实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也。后之欲为方圆平直者，必于是而取则焉。”
明代李梃云：“独有汉长沙太守张仲景者，揣本求源，探微索隐，取《内经》大小奇偶之制，定君臣佐使之法，而作医方，表里虚实，真千载不传之秘，乃大贤亚圣之资，有继往开来之功也。”
清代喻嘉言说：“张仲景《伤寒论》一书，天苞地苻，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
日本幕府“古方派”医家尾台榕堂曰：“长沙为千古用方之鼻祖，然其方则咸出于三代圣贤之精制，长沙特集其大成耳。其方简明正严，条理秩然，宽猛之治，和攻之法，无不周详赅备。故苟能讲习谙练以精究其意，推广其义，则万病之治可运之于掌也。”
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最有名的为河南南阳仲景故里的“医圣祠”，相传为仲景墓所在。南阳医圣祠始建年月不详，现存建筑为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36年）儒医沈津等人倡修，明代藩王朱宇温（嘉靖四年进封，号“唐王”，就藩河南南阳府）亲撰《医圣张仲景祠墓志》一文，刊石立于墓前，残石现存祠内。其后，清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嘉庆十五年（1810年）、道光九年（1984年）、光绪九年（1883年）均加以整饬修葺。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重加修缮，1988年1月13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至今日，仲景“医圣祠”仍为人们所崇敬而四时享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