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籍的校勘整理

典籍的大量汇集，也对宋代中央政府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书籍的校勘整理。从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至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官方先后组织学者校理了《史记》、《汉书》、九经三传等经史书籍，而其中又对《史记》《汉书》《论语》《孝经》《尔雅》等进行了反复校勘。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祁看详馆阁所藏正副本书，定其存废，删去伪谬重复，补写差漏；令翰林学士王尧臣、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仿唐《开元四部录》体例进行编目”，历时7年多，编成《崇文总目》（66卷），著录经、史、子、集四部，共45类，30 669卷，其中子部20类。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编成《秘书总目》，收书55 923卷。

宋代校书有固定的程式，今见于《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载“校雠式”：“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涂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语点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点发诸字，本处注释有音者，即以朱抹出，仍点发。其无音而别经传子史音同有可参照者，亦行点发……点有差误，却行改正，即以雌黄盖朱点，应黄点处并不为点。点校讫，每册末各书‘臣某校正’。所校书，每校一部了毕，即旋申尚书省。”(https://www.daowen.com)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赵匡胤诏令“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圭、王光话、陈昭遇、安自良等九人详校诸本。……撰《开宝详定本草》”。且校订完成后，宋太祖又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昉，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祜，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详加以审核上呈，太祖“御制序，镂版于国子监”，首开宋代历朝重视校正、修订药典和医书的先河。其后，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诏翰林学士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医书”。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大臣张知白上奏“古方书虽存，率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于是仁宗命医官院重新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经》《病源论》等古方书，并诏国子监摹印颁行，以改变“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的惨痛局面。自太祖开宝至仁宗天圣年间，虽然校书工作不断进行，但该时期的校正工作多属临时性质，却也为大规模地开展校定医书工作积累了经验。

南宋校书比不上北宋校正医书局的规模，但仍在继续。如政和八年（1118年），礼制局奉诏校《黄帝内经》。此前，政和二年（1112年）和六年（1116年），曾命卢昶校《太医局方》，曹孝忠校《圣济经》。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命检阅校勘官兼太医局教授高绍功等三人校《政和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