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提高和培育医学专业精神的对策
邱仁宗指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要重建医患信任，必须调整政策，废除“以药养医”政策，将医生收入与病人交费脱钩，政府加大对卫生保健（包括公立医院）的投入，让专业精神回到医学中去，让医学恢复为“仁术”，而不是赚钱术，进行专业精神的培养教育。具体的方案为深化卫生改革，维护医学专业精神，改善医患关系，必须以伦理为基准；管制企业与医生的关系，建议制定《医院/医师与医药公司相互关系准则》（应包括惩治办法），首先在少数医院进行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国。在媒体配合下，在全国医院进行一次《医院/医师与医药公司相互关系准则》教育和深入的、联系实际的医师专业精神和道德教育，加强对公司和医院行为的舆论监督，对典型的违法案例应给以严惩并公之于媒体，把药厂及医疗设备公司以各种方式与医院或医生建立非法经济关系列入行贿受贿的刑事犯罪范畴给以调查追究。[3]
王明旭、张文认为，社会对医生和医学界的信任是建立在医生个人以及全行业正直和公正的基础上的，对公平负责而不是考虑医生或行业的私利，是使医生得到公众拥护的先决条件，医生有责任也有能力共同制定高效低耗的医疗保健指南，有责任有能力提高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在资源公平分配上应努力消除医疗卫生中的歧视现象。医学界应当建立起有效的管理机制、动力机制、学习机制、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以保证每位成员富有能力。医学界对医学科学知识的完整性负有责任，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科学证据和医学经验基础上的。每个医生和医学界都有以医学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普及医学科学知识，提高人们自我保健、家庭保健、社会保健的能力，应当是医生和医学界不懈的追求。[6]
孙福川指出，当前中国医学职业精神建设的第一要务就是医学伦理生态的营造。职业生态建设必须是先行的，必须把营造和优化良好的职业生态作为培养职业精神的第一步，但是，这第一步也千头万绪。当职业潜规则大行其道的时候，摧毁这种职业潜规则是关键的第一步[17]。当职业潜规则由潜在的个别现象行为变成行为时尚的时候，就超出了它自身存在的必然性边界，会产生十分可怕的职业生态污染。其根本原因是医务人员不正当利益的存在和自我合理化，职业潜规则成为满足这些不正当利益的便利手段。其外在的必要条件实现规则的缺失或失灵。良性医学伦理生态的营造应实务举要，走出认识的困惑和误区，颠覆医学职业潜规则。孙福川还讲述了中国医学职业精神的昨天与今天，引出了当今中国医学职业的再建设：①伦理精神重构是医学职业精神的核心工程。②医学职业精神的再建设的设计原则。③医学职业精神再建设的施工指南。[18]
朱抗美在《以仁心仁术为病人服务》一文中指出，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中医医院的文化，应该从教育、培训着手，营造医院良好的人文环境，从点滴做起，让仁心仁术普惠民众，并探索加强第三方组织的监督指导机制，帮助医护人员的职业发展。[19]
Wendy Levinson在《职业精神和医患关系》一文中通过调查认为：在理想的知情决策和真正的现实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医生团体来看，向患者披露薪酬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促进医患关系的方式。[20]总之，“职业精神”塑造并影响着我们如何和患者打交道，在医疗领域中对“职业精神”的定义是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的，应该教育医生如何就一些难题进行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