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方面的文学革新活动
革命党人的文学革新活动和要求不仅见诸白话文运动，其他文学方面都可以印证。
就文献所见，晚清革命党人高揭“文学革命”一词的，首见于杨毓麟（笃生）。他在1903年已指出要有政治革命运动，必先有文学的革命运动。(30)由于文献有缺，杨毓麟具体言论如何，尚未获悉。杨氏1910年以忧国日苦而自戕于英伦后，有笔名“待死生”者撰文称颂杨毓麟是“中国之大文豪也，文学革命之巨子”。(31) 虽资料零散，仍可见清末革命知识分子倡导各方面文学革新的努力。
近代首举小说改革大旗自应以梁启超为先驱。不久，属革命派的人士中，鼓吹也不遗余力。天僇生（王旡生）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年）、《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1907年），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1905年）和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等皆属之。(32)
近年研究者分别在不同题材，挖掘辛亥革命派的文学革新运动并疏解其与改良派的文学革新的不同地方。颜廷亮认为清末代表革命派的小说理论是存在的，并指出两派在创作和理论方面的区别：一、在创作方法上，改良派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革命派重视积极的浪漫主义。二、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小说理论，都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不过，改良派的政治立场是改良的；革命派是革命的。(33)这种分析基本是事实。清末自1900年开始有代表革命派的小说。著名的有在日本横滨发行的《开智录》连载的《贞德传》（1900年），《洗耻记》（1903年），张肇桐的《自由结婚》（1903年），徐念慈（1875—1908年）创办的《小说林》，另黄摩西、张鸿（蛮公，1867—1941年）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作者。(34)
近代戏曲、杂剧和话剧亦由革命派人开拓。最早的戏曲期刊是由著名革命党人陈去病和汪笑侬（1858—1918年）创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上海，1904年）。汪笑侬被陈佩忍目为“中国近世第一戏剧改良家”，汪不仅倡言中国戏剧之革新，而且身体力行，以能演乐剧而名大著。(35)五四时期对中国话剧活动实际发起和主持的是汪仲贤。汪仲贤即是汪优游，安徽人，早年在南京学习海军，与周作人是同学，他在清末推动“文明戏”，稍后与夏月珊、夏月润积极倡导“海派新戏”。(36)中国最早话剧表演的是1906年留日学生李息霜、曾孝谷、欧阳予倩组成的“春柳社”，他们一班人都曾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也是此后中国话剧的积极推动者。著名革命者王钟声留学日本时参与“春柳社”，1907年回国后在上海成立了“春阳社”演出新戏，1909年参加“王成班”，倡演“改良新戏”。在清末最后的两年，长江流域各城市都成立了剧团。辛亥革命失败后，上海有“新剧同志会”“文社”等，继续从事新剧推广活动。演出了《猛回头》《家庭恩怨记》《社会钟》等80多个剧目，主题在反封建，暴露社会罪恶，鼓吹革命。(37)另外，辛亥革命时期传奇、杂剧的革新者，主要是居于上海、东京的革命知识分子。1905年《大陆》《江苏》《中国白话报》《女子世界》等杂志都刊登了不少新型传奇和杂剧。所以论者说：“五四以后的戏剧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戏剧改良运动的继续和深入。”(38)
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的译介，是近代文学革新的重要环节。从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文学作品和思潮的译介的研究不算深广，所以历史全貌也未见明晰。
胡适曾分析说，在五四运动前，近代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不过是林纾翻译的一些十九世纪前期的作品，其中最高是迭更司的几部社会小说，其他都是一些科学趣味……至于代表十九世纪后期的革新思想的作品是国内人士所不曾梦想见。”(39)胡氏所说，用以指清末改良派还勉强可以，用来概括清末民初全部外国译介情况，则不免所见不广了。
根据阿英的研究，中国译印西洋小说，最早是乾隆年间1740年左右。大量译介，则在戊戌变法前后。(40)这与整个伴随着戊戌维新运动而出现的文学革新思潮是一致的。译介外国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和译述者是梁启超、夏曾佑、严复、林纾等人。至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自是以林纾最为突出。而林纾所翻译的作品，也已超出胡适前说的范围。林纾翻译的160多种作品中，介绍的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美国有欧文、斯陀夫人；法国有大仲马；挪威有易卜生；西班牙有塞万提斯；俄国有列夫·托尔斯泰诸人。
至于清末革命青年致力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者不算少。戢翼翚（元丞）1902年译了俄国普希金的《俄国情史》（《上尉的女儿》）。吴梼译了莱蒙托夫的《银钮碑》部分、契诃夫的《黑衣教士》，甚至用白话译了高尔基的《忧患余生》（1907年），他1908年又在东京出版的《粤西杂志》中介绍了高尔基的《鹰歌》。陈冷血译了法国柴尔的《祖国》（1910年）。包天笑、徐卓呆合译了法国雨果的《牺牲》（1910年）。东亚病夫（金天羽）译了雨果的《毁》（1906年）。(41)我们如能遍翻当时出版报刊，相信有更多材料。
在文学领域革新和外国文学译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苏曼殊、鲁迅、周作人和马君武等在清末已是先行者。以下分别述说。
首先看看苏曼殊。苏氏极早就对代表改良派的外国翻译表示不满。他说：
衲尝拜伦足以贯灵均太白，师黎［雪莱］足以合义山、长吉；而莎士比亚、弥尔顿、回尼孙，以及美之郎弗劳诸子，只可以与杜甫争高下，此其所以为国家诗人，非所语于灵界诗翁也。近世学人，均以为泰西文学精华，尽集林严二氏故纸堆中。嗟夫，何吾国文风之不竞之甚也!……惜乎辜氏志不在文学，而为宗室诗匠宰其根性也。(42)
近代文学家中，苏曼殊之钟情和专意于拜伦和雪莱作品的阅读和翻译，是较为人知的。实则，在清末，鲁迅、陈独秀、马君武等都热衷于拜伦和雪莱作品的译介，这是清末“拜伦现象”，清末革命知识分子追求革命浪漫和个性解放的表征，这也是近代文学性情思的表征。1907年到1909年，苏曼殊与好友陈独秀在日本东京从事英诗的翻译，尤迷醉于拜伦。苏氏其时作品中《文学因缘》《拜伦诗选》和《汉英三昧集》等都是19世纪现实浪漫主义作品。(43)诗作而外，1904年他翻译了《女杰郭耳缦》。与陈独秀合译了雨果的《惨社会》（《悲惨世界》）。(44)《惨社会》后来的结集出版，影响了尚在南京读书的周作人。同是1904年在《警钟日报》上，除了介绍黑格尔和巴枯宁的哲学外，更介绍了波尔格尼夫（屠格涅夫）的小说。(45)近几十年来，大多数人视苏曼殊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始祖，近年才扭转这种看法，不仅承认他是革命派文学革新的代表，而且视其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先驱。钱玄同早在新文学运动的初期，讨论近代文学的发展时，即说：“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46)
陈独秀在1904年至1905年间办《安徽俗话报》就有丰富的文学革新的内容。在其时又提倡国语教育。他用白话文撰的《论戏曲》一文尤重要。极力弘扬戏曲作用，主张戏曲改良。(47)除此之外，陈独秀与苏曼殊一样，曾热衷于拜伦和雪莱作品的译介。胡适曾说过，中国近代“把法国文学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入中国，陈先生［独秀］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48)胡氏这里所说，应是《新青年》时期陈独秀所撰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章。(49)事实上在此以前，陈独秀早已从事西方文艺思潮的系统译介。1907年的《神州日报》即刊登了他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的文章。(50)按诸史实，就能见所及，近代中国关涉到当时较新文学理论和思潮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也以陈独秀最早。在《绛纱记》序中，他提到：
王尔德（Oscar Wilde）以自然派文学驰誉今世，其书写死与爱，可谓淋漓尽致矣。法人柯姆特（Comte）有言“爱情者生活之本源也”。(51)
约略同期为章士钊和苏曼殊撰写小说《双枰记》和《碎簪记》的序中，陈氏都运用写实主义观念加以分析。
过往，或因主编章士钊在五四时期被目为文化思想保守派，忽略了《甲寅》杂志之在近代文化史上的价值。以上我们已提及，《新青年》早期的大部分作者，大都是此前的《甲寅》杂志的编者和作者。就这一点，已可窥睹两种杂志的承传关系。当然也得承认，由于两杂志主编思想倾向的差别，影响了两种杂志的主要方向。这种承传关系，在文学方面也得到反映。
《甲寅》杂志上刊登了不少小说作品，虽手法运用并不一定成功，但创作方法上倾向写实主义；在思想内容上，也跳出了纯政治小说的范围，而侧重表达“人生问题，死与爱问题”等文学永恒的课题。在《双枰记》中，作者章士钊强调：
今所得刺取入吾书者，仅于身历耳闻而止。然小说者，人生之镜也，使其镜忠于写照，则留人间一片影。此片影要有真价，吾书所记，直吾国婚制新旧之交接之一片影耳。至得为忠实之镜与否，一任读者评之。(52)
这正是一种写实主义文学观点的论调。同在《甲寅》杂志上刊登的小说《西泠异简记》，作者寂寞程生（程演生）开宗明义，推崇言情小说，但强调此中情是“本然之性”，严格区别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的不同。(53)
结合民初这一辈来往较密的陈独秀、章士钊和程演生等对小说的见解，对苏曼殊的所谓言情小说，当会有不同的看法。
最后，近代外国文学的译介的先驱自然不能不数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了。关于周氏兄弟在清末对近代文学发展的贡献，研究者也多，不拟赘论。这里想要补充的有几点。其一，在革命只偏重军事和政治，留学界风气倾重理工和法制的清末，周氏兄弟尤其鲁迅是少数能怀有强烈的文化意识，而体察到文化和民族心理改造的重要的革命知识分子。因此而有“第二维新”“国人新生”的呼吁。其二，鲁迅是外国文学作品和思潮译介的先驱者，他译介的作者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所以在《域外小说集》序中曾自负地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54)这在时间上，正与陈独秀、苏曼殊、程演生诸人的见解相距不远，正反映了近代文学出现的苗头，也是五四新文学出现的来源。
————————————————————
(1) 张毕来谓革命派“从创作思想上说，他们一般地都没有在文学思想领域内达到当时政治思想家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已达到的水平。即是说，他们还没有达到跟18世纪末法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欧洲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水平。……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之前，没有一个文学队伍以配合这个政治运动”〔《二十年代新文学发轫史》，页14，作家出版社，1956年，北京。王瑶，《中国文学史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上海。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页162，香港龙门书店影印本，1969年〕。
(2) 任访秋，《晚清文学思潮的流派及其论争》，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3) 茅盾，《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致节公同志》，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4)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原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印行，现据上海书店影印本。
(5) 1952年12月8日胡氏在《文艺协会欢迎会上讲词》，载《胡适口述自传》，页144，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
(6)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
(7) 《新文学的建设理论》，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页32、页33。
(8)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页53，香港汇文阁书店影印本，1972年。
(9) 《胡适文选》，页166，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68年。
(10) 《四十自述》，页75，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74年。
(11)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页56，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
(12) 谭彼岸，《晚清的白话文运动》，页3，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武汉。谭氏一书是至今唯一系统研究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著作，内中所发掘的材料和论证，相当有贡献。可惜现今看来有三方面不足。一、该书批评胡适词气浮露，反有碍学术论证的说服力。二、清末白话文运动重要环节白话报材料挖掘不够。三、将整个白话文运动归功于改良派，或者以改良派包摄了整个清末白话文运动，而未能区别和抉剔出代表革命派方向的贡献。
(13) 张若谷，《纪元前五年上海北京画报之一瞥》，载《上海研究资料续集》，页328—页329。范烟桥，《白话文》，载《茶烟歇》页136，上海书店影印本，1989年。
(14) 《论中国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警钟日报》，甲辰三月十一日（1904年4月26日）。
(15) 自民国成立，据当时内务部调查，在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后，报部立案的报馆有89家。其中断定其为白话报的占15家，可见一斑。(https://www.daowen.com)
(16) 谭彼岸前引书。
(17) 《大公报》1902年8月12日。
(18) 早期的革命运动，倾向于地方色彩，各自在本省分头进行活动。这时期的白话报多冠以地方为报名，是符合这种趋势的。其中《福建白话报》《河北白话报》以及《兢业旬报》皆倡“地方自治”。实则，“地方自治”在其时的革命党人来说，别有用意，是一种革命排满的态度，是一种分区起义的革命构想。这显然是受谭嗣同“以地方自立为国家亡后之图之想”一观念衍化而成（参看王德昭，《谭嗣同与晚清政治运动》，载《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74年6月，香港）。
(19) 《独秀文存》扉页，上海亚东图书馆第6版。
(20) 侯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页3，中外文学月刊社，1974年12月，台北。
(21) 见前揭翦成文辑，《清季白话文运动资料》，页131。
(22) 《警钟日报》，甲辰三月初十日、十一日（1904年4月25日、26日）。
(23) 《替各家话报请命》，页141，原载1908年《正宗爱国报》515号。又新旧不学人，《忠告报界》，原载《白话北京日报》51号，1908年10月20日（皆见《清末白话文运动资料》前揭书）。
(24) 同155页注4。
(25)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页8至页10。
(26) 夏志清，《文学革命》，载《文学的前途》，页5，纯文学出版社，1974年12月再版，台北。
(27) 同155页注3。
(28) 见该刊第1期。又见汉卿，《论白话报》，载《兢业旬报》第33期。文中不主张拉丁字代替汉字，但主张中国文字白话化。白涤洲，《介绍国语运动的急先锋——卢慈章》，载《关漫周刊》第12期，1931年11月21日。郑逸梅，《张毅谟提倡语体文》，载《清末民初文坛轶事》，页280、页281，学林出版社，1987年。
(29) 《统一中国言语之问题》，载《进步杂志》第3期，1912年1月。《国语统一之希望》，载《进步杂志》第4期。《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汇刊》第11期，台北，1982年7月。
(30) 张枬、王忍之，《新湖南》，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
(31) 《哭杨笃生》，载《民立报》第300期，1911年8月23日。另据蔡元培所述杨氏在英国苏格兰之阿伯丁，习英文，自言欲以拉丁字母造中国新字，又言欲研究社会主义〔《杨笃生先生蹈海记》，1911年8月25日，见《蔡元培全集》（卷二），页117〕。这些材料都可见杨笃生用心于中国文化改革的蛛丝马迹。
(32) 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页14、页31、页36等，中华书局，1960年，北京。
(33) 《晚清小说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问题》，载《甘肃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2月。
(34) 黄霖，《清末革命派小说家琐记》，载《复旦学报》，1981年第5期。《关于鲁迅之二》，载《鲁迅先生纪念集》，页28，上海书店影印本，1979年12月。黄人，原名振元，字慕庵，别号摩西，常熟人。少而聪敏，无书不读。1900年与章太炎同被聘任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文学教习，直到民国。清末期间与同乡徐念慈创办了《小说林》，有意识地提倡新小说（见钱仲联，《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家黄人》，载《梦茗庵清代文学汇集》，齐鲁书社，1983年）。范烟桥，《黄摩西》《杏坛花雨》，载《茶烟歇》，页138、页183，上海书店影印本，1989年。
(35)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页459，大百科出版社。《汪笑侬戏曲集》，页398，中国戏剧出版社，1966年。汪氏与革命党人习，所演多在痛国事日非，提嘶警觉民气（范烟桥，《汪笑侬》，载前揭《茶烟歇》，页146）。
(36) 杨田村，《五四时期的一个戏剧团体——民众戏剧社》，载《人民戏剧》，1979年5月。
(37) 黄清根，《民初艺术述略》，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陈瘦竹，《五四运动和戏剧革命》，载《文史哲》（月刊），1979年第2期。李克非，《爱国名优王钟声》，载《京华感旧录》，页83、页84，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38) 梁淑安，《辛亥革命时期传奇杂剧的改良》，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
(39) 胡适，《四十自述》，页67至页75，远东图书公司印行，1974年，台北。
(40) 阿英编，《清代文学丛抄（域外文学卷）》，中华书局，1972年，北京。
(41) 参考冯至、陈祚敏、罗业森，《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载《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
(42) 《曼殊大师纪念集》，页48。
(43) 孙湜（伯纯）与苏陈同在日本，且来往密切。他目睹陈独秀和苏曼殊于英诗译述的情况（《关于苏曼殊之点点滴滴》，载《逸经》第12期）。章士钊也有同样的记载（《秋桐杂记》，载《民立报》，1912年4月30日）。至于惯为人知的苏曼殊《本事诗》“丹顿裴伦是我师”一首应是陈独秀的作品（见拙著《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页129）。
(44) 拙著《谈雨果〈悲惨世界〉最早的中译本》，载《抖擞》第31期，1979年1月，香港。
(45) 1904年3月31日。
(46) Leo-Ou fan Lee（李欧梵），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又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页216。《钱玄同致陈独秀》，戴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页97，新华出版社，1987年。
(47) 见《安徽俗话报》第11期，1904年8月，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83年。
(48)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见陈东晓编《陈独秀评传》，页54，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
(49)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15年11月15日。
(50) 《秋桐杂记》，载《民立报》，1912年3月9日。
(51)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期，1915年7月。
(52)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期。
(53) 程演生此小说原载《甲寅》杂志，全文则只见章行严编《名家小说》，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
(54) 《关于鲁迅之二》，载《鲁迅先生纪念集》，页28，上海书店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