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很有特色的纠“左”的历史文献——读毛泽东《党内通信》
一篇很有特色的纠“左”的历史文献
——读毛泽东《党内通信》[1]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信》，是纠正“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一篇重要文献，同时它又是一篇很有特色的文献。
一
195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它的直接起点，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左”倾错误的主要标志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就密切地注视着全国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形势。他通过认真研究下面反映上来的一些情况和他派下去作调查的人所写的报告，通过亲身到一些省，同那里的省、地、县、公社以至生产队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还通过实地考察一些公社的农业生产情况，逐步了解到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左”的错误。毛泽东对这一时期“左”的错误，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在中央领导层中，他觉察错误是比较早的，并率先纠正错误，尽了很大的努力。毛泽东认识和纠正这些错误，经历了不断探索的艰难过程。他既要向别人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消除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对纠正“左”倾错误的思想阻力，还要否定和纠正自己思想上有过的“左”的东西。就在1958年11月召开的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自己说过：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些问题到底这样好还是那样好？这些话正是反映了他在纠“左”过程中由于对一些问题还没有认识清楚而产生的一种矛盾心理。他始终在认真地努力地探索这些问题和正确解决这些问题。他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集中地反映在这一期间他主持召开的多次中央会议和他在这些会议上的多次讲话中，以及他亲身所作的调查研究中。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主要解决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界限问题，初步纠正“共产风”的错误。同年的11月21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先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在批评“共产风”错误的同时，着重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所取得的成果。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集中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毛泽东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提出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这两种倾向。3月25日至4月5日先后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进一步降低了钢铁指标（当时钢铁指标问题对国民经济有全局性的影响），又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确定了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在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的这篇《党内通信》，正是在上述一系列中央会议之后，继续纠“左”的一篇重要文献。
二
毛泽东在这篇通信中，针对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中普遍地、严重地存在着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向全国省、地、县、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提出了几点意见。这篇通信直接发到生产小队一级，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一）信中涉及的问题，都是十分急迫的，需要立即解决。当时正值春耕春种季节，过高的生产指标和违反因地制宜原则而强行规定的高度密植，遭到生产单位和农民群众的抵制，直接影响到春耕生产的适时进行。为了迅速解决这些问题，调动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不误农时地掀起一个生产高潮，毛泽东将他的这篇通信一直发到生产小队，以求在农业生产上立即发生实际的效果。（二）在一部分中、上层干部中间，对纠正“左”倾错误仍有思想阻力。他们对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和指示贯彻不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成为梗阻。为了有效而又迅速地解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采取了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直接将中央的方针、政策传递到地、县、公社、生产队直至当时农村最基层的生产实体——生产小队。
毛泽东的这篇通信，明确提出了当时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中急需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问题、讲真话问题等。正确解决这几个问题所要达到的目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是“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毛泽东在这篇通信里，直接讲的是几个具体问题，但里面包含着下面一些重要的思想原则：
第一，生产单位和生产者应当有生产的自主权
这个问题是关系到能否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根本问题。从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在人民公社体制中反对过分集中的倾向，主张放权，要给农业生产的最基本单位以自主权，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但那时着重解决的是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人民公社一级的状态，还未解决生产单位在包产指标和采用生产技术措施等方面的生产自主权问题。
到了1959年春耕时节，由于浮夸风尚未得到基本纠正，农业生产方面的高指标还没有压下来，过高的包产指标遭到生产单位和农民群众的反对，包产落实不了。而在生产技术方面，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那种违反科学的“高度密植”的瞎指挥和强迫命令之风，刮得很厉害。一个包产指标过高，一个强令“高度密植”，成为当时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两个突出问题，也是妨碍生产单位和生产者行使生产自主权的两个突出问题。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已有发觉。1959年4月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就已经提出：“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包产的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包产指标一般要比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低百分之十到二十，使包产单位和社员群众可以从超产部分得到较大的实惠，这样才有利于刺激群众的增产积极性。”[2]至于密植问题，毛泽东早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就说：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他在1959年2月视察河北、山东时，又对过分密植表示了很大的怀疑。对这两个问题，毛泽东始终感到不安，所以在这篇通信中，首先提出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关于包产问题，他说：“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一针见血、言简意赅而又包含着深刻思想内容的话，说得多么好啊！真是掷地有声！尊重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生产自主权思想的光辉，跃然纸上。
第二，尊重科学
毛泽东在这篇通信中，对包产、密植等问题所表述的意见，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尊重科学。
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生产工作中的瞎指挥、浮夸虚报的坏作风严重蔓延开来，不尊重科学的问题，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破除迷信，现在有一些把科学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他还说：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在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强调党的任何工作必须坚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这一重要原则。
尊重科学，首先要根据现实可能性办事。这个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党的领导机构确定的方针、政策，提出的工作任务，规定的工作步骤，是否符合实际，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毛泽东1958年11月25日针对云南因肿病死人的问题，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教训》的批语，其中写道：“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在这个批语里，还特别提醒：“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3]这个批语，既体现了对群众生活的关心，又体现了尊重科学的精神。(https://www.daowen.com)
尊重科学，就要因地制宜地推广科学技术，而不能不顾具体条件地强制推行，实行“一刀切”。任何一种生产技术措施的推行，都不能脱离具体条件。不顾具体条件地硬性推行，即使是先进的生产技术措施，也不能达到增产的目的，反而可能减产，要走向反面。所以，在密植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密植的程度因受气候、土壤、肥料、水、种子、各种作物的情况、田间管理水平等条件的制约，而应有所不同。这就是科学的态度。
尊重科学，就要尊重群众的实践经验。认识来源于实践，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群众的实践，特别是有着丰富经验的群众的实践。当时，还没有摸清合理密植的规律，还不能提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因此毛泽东提出，各生产队、生产小队要由老农、中年人、青年三种人开一个会，商量出一个适当的密植程度。
第三，反对讲假话
在当时出现的“左”的错误中，在思想作风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讲假话，弄虚作假，不实事求是。
关于反对讲假话，毛泽东早就提出来了，并努力纠正。在纠“左”期间，他多次讲到这个问题。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已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在同月召开的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他强调正在起草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要把作假这个问题写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要专门写一条，以示郑重，引起大家的注意。后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专门写了一段话，指出“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种倾向是浮夸”。在这篇通信中，毛泽东再次对讲假话问题，痛加针砭，指出它的危害是“一害人民，二害自己”。大家知道，1959年许多农村发生春荒缺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1958年粮食产量的浮夸虚报。对于讲假话这种坏作风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在这篇通信中作了中肯的分析：“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在这以前，他还指出过讲假话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干部作风不老实，争虚荣。
因此，要纠正讲假话的坏作风，除了教育干部要做老实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以外，从领导上来说，就是不要向下级提出过重的任务而使他们感到难办，更不要只爱听报喜，不爱听报忧，而是应当鼓励下级干部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的忠言，从而使下情能够客观地全面地上达。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才能在全党蔚然成风。
三
从1959年3月9日至5月2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发出六次党内通信，指导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其中四次通信是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还有一次是写给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和省市区党委书记的，唯独4月29日这一次是写给六级干部的。
毛泽东用个人名义直接向全党一直到农村基层生产组织发通信，一竿子插到底，阐述党的方针、政策，这是极为少见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以他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引起全党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并很快产生效果。
毛泽东的这篇通信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就拿密植问题来说，他曾多次同省、地、县、公社、生产队的干部座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1959年2月23日，他在天津（当时为河北省省会）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小麦下种和密植的情况，当听说每亩分蘖有二百多万株时，他立即说：二百万株怎么行呀？最好你们割掉一部分吧！同月25日，他在济南同山东的省、县、公社、生产队的一些干部座谈，当听到有的公社每亩小麦下种四五十斤甚至六十斤时，他立即反问：每亩地施这么多种子行吗？就在他起草这篇通信的前一两天，还约集个别大区书记、省委书记谈当年的农业生产问题。
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虽然是以个人署名的，但并不是只代表他自己的一种个人行动，而是集中和代表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集体意见。1959年4月29日上午9时毛泽东起草了这篇通信后，立即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政治局委员彭真、谭震林（在政治局内分工主管农业）传阅，他亲笔写上：“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4]他还送给有的大区书记、省市委书记传阅，并亲笔写道：“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5]上述中央和地方负责人迅速传阅了毛泽东的这篇通信，有的还对个别问题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例如，有人认为，关于密植问题，省里可以提出一个密植的幅度，供下面参考，因为老农偏于保守，青年则有些冒进，他们在密植问题上争论很大，省里提出一个供参考的幅度，容易使下面的意见趋向一致。4月30日，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及有的大区书记、省市委书记谈这篇通信，听取大家的意见。随后，毛泽东对这篇通信进行了修改，吸收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例如，在密植问题一段，加上了“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这句话，这篇通信在5月3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中，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将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立即发到生产小队，在群众中普遍地进行传达讨论和执行”。[6]这篇通信，受到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在促进农业生产、端正干部作风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毛泽东这篇通信，尽管受着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个别问题上，例如对我国农业机械化进程，估计不正确，实践证明不可能那么快，但总的说来，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献。这篇通信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但是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受到它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感染力。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从认识论的角度，初步提出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
他说：“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里顺带说一下，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篇通信中的表述还不是毛泽东所作的完备的表述。他对这个问题的完备的表述是：“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中为这篇通信所写的一条注释作了说明。
[1] 此篇文章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4期。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74页。
[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584、585页。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38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38页。
[6]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