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集》介绍
《毛泽东文集》介绍[1]
《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1至4卷）之后，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多卷本综合性的毛泽东著作集。1993年12月26日开始出版，至1999年7月1日全部出齐。全书共8卷，803篇。第1至5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504篇；第6至8卷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299篇。
毛泽东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文稿和讲话谈话记录稿，内容十分丰富。《毛泽东选集》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收入他民主革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他最主要的著作集。但是，《毛泽东选集》还难以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博大而精深的内容。多年来，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强烈希望能有更多的毛泽东著作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面世，以便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为适应这个要求，中共中央于1991年下半年决定出版多卷本《毛泽东文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文集》是《毛泽东选集》的补充和延伸。凡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著作，《毛泽东文集》不再选入。只有一篇例外，就是《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原是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毛泽东文集》第1卷将这个决议案（共八个部分）全文选入，以保持文献的完整性，它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重复收入了。
《毛泽东文集》的选稿，从1921年到1975年，时间跨度为50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选入的大体上是内容正确或基本正确的。
一
《毛泽东文集》第1卷，选入毛泽东1921年1月至1937年6月的著作67篇，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卷，主要介绍以下一些内容。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文集》的开卷篇是毛泽东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这是表明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一篇具有标志性的文献。他抛弃并批判曾经对他产生过影响的无政府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赞成中国革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毛泽东人生道路的一次最重要最关键的选择。他后来说过，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在同蔡和森的通信中讨论建党问题，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不久，他参加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22年党的二大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以后，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明晰而科学地论述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问题，并强调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正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
（二）农民和土地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农民问题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内很少有人可以与毛泽东比肩。大革命中的1926年，农民运动开展起来，毛泽东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害怕农民起来革命吓跑了暂时的同盟者，附和国民党责难农民运动。毛泽东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党内外的责难作了有力的回答。后来，毛泽东又指出，如果畏惧农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唯恐其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那也是错误的。1929年他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土地问题，毛泽东极力主张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大革命时期，他已指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就在于，解放农民、增加生产力（即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用农民这支生力军来保护革命。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底颁布了毛泽东起草的第一个土地法。它虽然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肇始。（这个土地法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毛泽东制定出一套正确的农村阶级政策和分配土地的政策。
（三）调查研究
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有力武器。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强调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不久，在1931年春他又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的《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毛泽东不仅奠定了调查研究的理论，而且作了很多农村调查，在党的工作方法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毛泽东文集》选入了他的一些著名的调查报告，如《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是他认识中国农村、认识中国社会的珍贵记录。毛泽东根据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倡导的调查研究，曾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狭隘经验论”。1939年他在《研究沦陷区》一文（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针锋相对地作了辩驳，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
（四）军事问题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从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中，最早认识到这个特点。在1927年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他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毛泽东文集》第1卷选入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坚决而及时地率领起义部队转入农村，开展革命战争，建立根据地。中国革命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经过长达22年的战争，终于取得全国政权，打出了人民的天下。
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正确的战略战术逐渐形成。毛泽东在制定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完整地表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最早文献，就是选入《毛泽东文集》的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选入《毛泽东文集》的另一篇军事著作——毛泽东1935年12月为瓦窑堡会议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毛泽东文集》第1卷选入这个决议的前两部分，题为《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初步总结了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基本的战略战术原则，成为他1936年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准备。
（五）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
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入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转变。《毛泽东文集》第1卷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策略思想上的发展变化。这一转变的开始，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这时提出的统一战线是不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的，口号是“反蒋抗日”。标志着放弃反蒋口号的，是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通电，通电敦促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办法。（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使第二次国共合作难以推进。这样，诚如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的《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鉴于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提出中国共产党“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等。估计到1935年提出的“人民共和国”口号蒋介石不会接受，故改为“民主共和国”。毛泽东称这封信是“我们新的宣言”，它对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大作用。这封信是经考订确认为毛泽东所起草而选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的。《毛泽东文集》还选入了毛泽东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写给国民党当权派、地方实力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许多书信，主题是团结抗日，写法各具特色，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团结抗日作出的真诚努力。
二
《毛泽东文集》第2卷和第3卷，选入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188篇。这两卷，主要介绍以下一些内容。
（一）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持久战的总方针，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持久战总方针的著名军事著作。他提出持久抗战思想，则是在写这篇著作的两年前，即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而在持久战的总方针下，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或作战原则，则是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经验的积累和党内不同意见的讨论而逐步完善起来的。早在1937年8月初毛泽东就指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的《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不久，在洛川会议上他更明确地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2]这句话包含有运动战的思想，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更为强调的是游击战和依傍山地。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洛川会议上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会后，毛泽东反复阐明这个方针，比较重要的是1937年9月12日和21日给彭德怀的两封电报。他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这两个电报编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1938年5月4日他在给项英的电报中再一次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在《论持久战》中，他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作了更完整的表述：“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3]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毛泽东从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如一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前，毛泽东主要批评“左”倾关门主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则主要警惕右倾投降主义。1937年9月1日，他提出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必须严密注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的《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王明右倾错误的出现证实了这个论断。实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毛泽东说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4]广州、武汉失陷后，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成为国共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峻考验。1939年1月，毛泽东及时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并指出：“亲爱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原则”，“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的《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要实现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毛泽东在《毛泽东文集》第3卷的另一篇文章中说得非常好：“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三）党的建设和整风运动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一贯重视党自身的建设，并把它称作“伟大的工程”。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特别注意党的思想建设。
党的建设，首要的是解决理论武装问题。毛泽东强调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党，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放在党的建设的第一位。1938年，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5]他曾说过，党要纠正或避免一些带原则性的错误，“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中的《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六中全会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起了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他强调学习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指出学习是没有止境的，不能浅尝辄止。“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6]他号召“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的《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关于学习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党的思想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实践党的宗旨，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毛泽东在七大上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7]毛泽东还曾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指出：“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切实执行十大政策》）根据党的宗旨，他将党的一切干部，不论其职务高低，一律定位为“人民的勤务员”（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8]做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反对做官当老爷，不能高踞于群众之上，而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恭谨勤劳地为人民服务，在自己的工作中，自觉地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坚持好的，改正错的。
毛泽东创造的整风运动这个进行党内教育、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形式，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他的党的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顿党的作风》等三篇讲话，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著作。毛泽东还有一些指导和总结整风运动的讲话和文电，很多都选入了《毛泽东文集》的第2卷和第3卷。他指出，整风运动是在党内进行的“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他领导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一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党内斗争使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强调要通过学习文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使前车之覆真正能成为后车之鉴。整风运动的总方针，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党的统一。毛泽东强调：“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延安整风运动有一个准备过程，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1941年7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应当说，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尤其是他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都是重要的准备。九月会议的意义在于，在党中央领导核心里面，第一次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问题达到了比较一致的认识（王明除外）。没有这次会议的召开，要在全党顺利地开展整风运动是十分困难的。毛泽东在九月会议的讲话，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主题，揭开了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序幕。（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在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提出了不少问题，核心是总结历史经验应采取什么态度和方针。编入《毛泽东文集》第3卷的毛泽东1944年3月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六点方针性的意见：（一）王明、博古的错误是党内问题；（二）临时中央和六届五中全会是合法的；（三）思想清算要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四）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五）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党内历史上的宗派已经不存在了。这六点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这六点意见的提出和贯彻，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全党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新气象。《毛泽东选集》中的《学习和时局》一文的第一部分，传达的就是政治局的上述结论。关于整风运动的意义，毛泽东从多方面作了阐述，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而又含义深刻的提法是，整风“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所谓“更加民族化”，就是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延安整风运动，为我们党加强思想建设，正确处理党内矛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对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生死攸关的问题。党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党员都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和各种诱惑，都会在客观上对党员产生影响。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特别是在党所处的环境发生转变的时期，他都及时向全党提出警告。1936年10月，他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要他们提醒从革命根据地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的干部，在外面要节省费用，千万不可浪费。他语重心长地说：“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这封信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要“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9]他在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提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这是他的名言，含义非常深刻。他坚持不懈地教育全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作风。
（四）关于发展生产力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的观点。在这个时期，他多次讲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在《毛泽东文集》中有比较充分的反映。1944年他指出：“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突出地强调发展现代工业的重要性。他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和《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他在给秦邦宪的一封信中，更从理论上深刻地阐述了这样一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这封信编入《毛泽东文集》第3卷）
毛泽东在抗战后期还多次讲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说：“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毛泽东所说的发展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自由的发展，更不是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他在七大指出：“关于资本主义，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后来，他又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来说，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的《给刘少奇的信》）
（五）党的七大
《毛泽东选集》第3卷选入了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和七大的开幕词、闭幕词，《毛泽东文集》选入了毛泽东在七大的另外五篇报告和讲话，一共有八篇。这八篇报告和讲话是七大的珍贵文献，蕴含着丰富的毛泽东思想。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八次报告和讲话，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加上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和七大闭幕后几天他在七大代表参加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毛泽东有关七大的报告和讲话就有十篇之多。
七大是准备夺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在七大作结论时心怀远虑地强调要想到各种意料不到的困难，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他讲了17条困难，包括“爆发内战”“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等等。（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党对各种问题和困难做到有备无患，才能在有关中国命运的决战中不会与胜利失之交臂，而是稳操胜券。
三
《毛泽东文集》第4卷和第5卷，选入毛泽东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249篇。这两卷，主要介绍以下一些内容。
（一）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和战术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为其假和谈所迷惑。重庆谈判后，毛泽东在1945年11月指出：“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蒋介石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中的《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的兵力为400多万，共产党的兵力只有120多万，当时的形势诚如毛泽东后来说过的那样“真是危及存亡”。但毛泽东却充满必胜的信心，他在1946年11月中共中央会议上十分肯定地说：“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中的《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7年7月下旬，全面内战已打了一年，他在小河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文集》第4卷）这里所说的五年，是从1946年6月算起。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全党正式提出“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展，比预想的要快。毛泽东在1948年10月31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九月政治局会议规定的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文集》第5卷）到1949年9月，国民党反动统治已被推翻，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毛泽东对人民解放战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阶段和重要战役，都及时作出正确的部署。全面内战爆发后五个月，毛泽东指出：经过半年到一年，就可以停止蒋介石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事情果如毛泽东所料，1947年6月30日，刘邓野战军开始渡过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接着陈谢、陈粟两部也相继渡过黄河。到1947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陕北杨家沟召开时，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完全按照毛泽东的预计如期实现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又及时地布置渡江作战。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并胜利地向全国进军。
解放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我军的作战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他反复告诫：切不可贪多务得，分散兵力；不可浪打，打则必胜；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等等。“歼敌方法，是集中大力打敌一部”。“这种打法，通全局看来，用力省而成功多”。（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中的《山东华中的歼敌方针》）1946年10月他又指出：“我们方面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中的《张家口失陷后晋察冀部队的作战方针》）随后他又总结出“围城打援”和“攻城打援”的作战方法，指出：“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中的《采取围城打援办法歼敌有生力量》）“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中的《围城打援是歼敌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筹建新中国(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总是比别人看得远一些。当他正在带领全党为当前的任务而斗争的时候，同时就在筹划着下一阶段的任务，适时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
1947年2月，当国民党军队正准备气势汹汹地向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不久就要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总的进展和蒋管区人民运动出现新高潮的形势，认定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说：“指出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这一点，使全党了解并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预作准备，那末在这次高潮中我们就可能取得胜利。”（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中的《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1948年4月，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的《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这样，具体地筹建新中国就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以及怎样来建立这样一个新中国，其步骤和方法是什么，这些都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着，并逐步地清晰和具体化。把选入《毛泽东选集》的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篇关于建国方略的最基本的文献，同选入《毛泽东文集》的有关筹建新中国的文献联系起来阅读，对毛泽东关于筹建新中国的思考和决策过程就看得更清楚了。中共中央1948年4月30日发出了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信中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这封信编入《毛泽东文集》第5卷）1948年9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为主要议题的政治局会议。他提出，我们将要建立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这就把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和政权形式从根本上确定下来了。1949年1月，新年伊始，他在为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指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三）政策和策略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是一门科学。政策和策略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成败。关于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在《毛泽东选集》中有一个著名论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10]在《毛泽东文集》所选入的著作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中的《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这方面，根据解放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必须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使党的政策和策略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在毛泽东看来，确定反右还是反“左”，不能抽象地来决断，而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哪种错误倾向成为主要危险，就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哪里。第二，强调巩固地团结中农和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中间力量的向背，有时决定着革命的胜败。第三，从认识论高度阐述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方面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政策是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又强调政策需要经验（实践）的检验，指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上述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党的正确政策形成的完整过程。
四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卷和第8卷，选入毛泽东1949年10月至1975年5月的著作299篇。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些重要著作，对于学习和研究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特别是他对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这三卷，主要介绍以下一些内容。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主要内容是“一化三改”。在《毛泽东文集》中，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论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方法，毛泽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在中国农村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这既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也是农业生产自身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围绕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阐述了一系列的理论、方针和政策。首先是合作化与机械化的关系。在中国，是先实行机械化后实行合作化，还是先实行合作化后实行机械化？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国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短期内不可能给农村提供大批的农业机械，在这种条件下通过发展互助合作来提高农业生产，应当说是一种符合实际的选择。毛泽东并不是将合作化与机械化截然分开，他曾经设想：“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不是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其次，农业合作化要采取一些过渡形式，逐步前进。毛泽东指出：“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第三，必须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入社必须是自愿的，他说“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里突出的问题，就是要巩固地联合中农，他指出在合作化运动中，团结中农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关于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问题》）还要正确地对待单干的农民，他说“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11]第四，发展合作社要注意质量，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质量的标准“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第五，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
在几亿人口的农村，完成农业合作化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在这方面创造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同时，也出现了缺点和失误，主要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这些缺点和失误的出现，同自1955年夏季开始的批判所谓右倾有直接的关系。1955年7月，毛泽东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有不少正确的论述和深刻的见解，但报告却错误地批判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所谓的右倾。接着，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及一些按语中，他继续批判所谓的右倾。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农业合作化运动猛烈地加速发展，原定用18年时间基本上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六年就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人为地过于迅速地完成，给农村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而且潜伏下在不久以后中国农村工作发生严重挫折的危险。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究竟怎样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政策和一些深入的思考。但在农业合作化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既有主观指导上的错误，又受到历史的局限，发生过严重的失误。这些都是应当认真总结的。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赎买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做到的赎买政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功地实施了，并且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经验，主要的可以说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指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这就是要求在社会稳定、生产和经营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完成改造。1954年，毛泽东强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采取灵活的政策，“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关于步骤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第一、第二两个步骤中，又包含着多种形式，逐步过渡。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企业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都属于国家，国家每年给资本家五厘的定息。对于定息，毛泽东强调：“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要赎买就要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总之，采取逐步过渡的方法，好处很多。毛泽东指出：“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生产不中断，市场上群众需要的商品不短缺，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稳定。”（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宣传教育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采用的是和平方法，也就是说服教育方法。他亲自对工商界人士做说服教育工作，多次同他们的代表人物进行谈话。对于涉及工商界利益的一些问题，他真诚地同他们协商，尽可能地给予照顾。通过说服教育，把所有制的改变和人的改造很好地结合起来。
关于对资本家的安排问题，这是贯彻赎买政策的一项措施。毛泽东指出：“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统地安排好。”（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这以后，市场上出现了一些物资供应紧张、商品品种减少的情况，同时有民主人士写信向毛泽东反映上海出现了地下工厂。1956年12月，毛泽东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说：“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这叫新经济政策”。（这个谈话编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这是他从有利于发展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出发，对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从调整生产关系方面提出的一个构想，尽管这一构想未能付诸实施，但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
在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发展过于迅猛，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一部分原资方人员的使用和安排也有不适当的地方。
从总体上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很少引起震动、生产不但没有下降而且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实现这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1956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毛泽东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艰苦的探索中，他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也出现过失误甚至严重的错误。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并且要创造新的理论。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重视借鉴苏联及其他国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发展经济的经验，他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他说，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论十大关系》）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习与独创结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4月，毛泽东在经过一个多月听取各部委汇报的调查研究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并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个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几年来的建设经验，提出了一些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根据1956年以来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分析了各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阐明了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办法，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两篇最重要的著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两篇重要著作，都编入了《毛泽东文集》第7卷）。
1962年1月，毛泽东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中国，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他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决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指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确定农业为基础的指导思想。在管理体制上，他比较早地提出正确处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要同时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提出企业的独立自主问题，要求中央和地方都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他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他一贯重视科学技术，他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关于中国如何发展自己的技术，他指明了一条道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最根本的是确定和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1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12]毛泽东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新中国成立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就将上海松江县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要求“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强调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3年底至1954年春，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更加完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政权性质的、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1954年12月，毛泽东阐明了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它既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而是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任务归纳起来说是协商、提意见和学习。1956年，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确定，一方面是因为民主党派长时间同共产党风雨同舟为人民事业而努力，做了好事；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需要多方面的监督，正如毛泽东说的“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他认为“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充分反映了他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还提出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应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关于如何看待中国的古代文化，毛泽东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面，毛泽东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的奠基人。在开国大典上，他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54年，他多次阐述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他说：“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中的《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的主权。他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应当一律平等。进入1970年后，他根据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首先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领导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4年，他又在60年代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为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三）党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确立的，他在1930年提出了这条思想路线的雏形，经过延安整风而在全党确立起来。这条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在1937年写成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代表作。在社会主义时期，为了使全党掌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法和认识论。《毛泽东文集》尽可能多地选入了他在这方面的著述。在1957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他赞赏邓小平说过的“照辩证法办事”这句话，在《毛泽东文集》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并说“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照辩证法办事，就要用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问题，反对片面性。毛泽东指出：“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照辩证法办事，必须学会分析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认识论，毛泽东重申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强调：“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特别强调哲学的群众化，要让广大干部和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和各种实践活动更好地结合起来。1957年11月18日，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做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1963年5月，他在《前十条》的第十条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又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认识论和辩证法，二者是统一的，统一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简要地说，认识来源于实践是唯物论的认识论，认识和实践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所谓辩证法与认识论一致”。[13]
1958年以后，党内在思想路线方面滋长了一些坏风气。一个是不作调查研究，单凭主观愿望、主观想象办事；一个是弄虚作假，不讲真话或不敢讲真话。毛泽东在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认为发生错误的原因首先是情况不明。因此，在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他还做了自我批评，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要求“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的《给张平化的信》）也就是在1961年，毛泽东将他在1930年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印发全党，对当时正在兴起的调查研究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一贯强调要讲真话，反对弄虚作假。在党的七大上，他将是否讲真话作为党内存在的一个问题专门提出来，说：“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浮夸风盛行，毛泽东发现后进行纠正。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专门讲了作假问题，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文集》第7卷）到1959年4月，党内不讲真话、虚报浮夸的坏风气仍然没有得到遏制，毛泽东采取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方法，亲自给六级干部写信，一直发到生产小队一级，再次对作假问题晓以利害，强调要讲真话。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他又说：“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这个《党内通信》编入《毛泽东文集》第8卷）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在今天仍具有警戒的意义。
《毛泽东文集》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成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这部文集的编辑出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重要事情。
[1] 此篇文章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6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0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94页。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页。
[6]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4页。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1096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28页。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39、1438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98页。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152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72页。
[13]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