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精神代代传
——学习毛泽东《愚公移山》^[1]

《愚公移山》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当时没有公开发表，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一次公开发表。《愚公移山》这个篇名，是编《毛选》时毛泽东亲自拟定的。他对原闭幕词作了一些修改，删略了某些内容，而对《愚公移山》这个寓言，根据《列子·汤问》增写了两百多字，对故事叙述得更完整了，这个寓言在闭幕词中也更突出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发扬愚公精神的重视和强调。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多次讲过“愚公移山”的故事。从我所见到的文献中，第一次是1938年4月30日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讲的，不过那次讲中国要搬掉的是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之后，他在抗大的讲话还曾不止一次地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特别是在七大所作的报告和讲话中，毛泽东连续三次讲到“愚公移山”，这就是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结论和闭幕词中。毛泽东这样多次地讲“愚公移山”，是很不寻常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2]愚公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就是对战胜一切困难具有坚强的信心和坚定的决心，表现在行动上的坚持不懈的苦干和实干，一代一代人接力式的持续奋斗，不达目的绝不中止。毛泽东提倡愚公精神，就是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和完成各种艰巨的任务具有充分的信心，并有不怕困难、坚持斗争去争取胜利的决心和行动。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是最伟大而又最艰巨的事业，它需要经过多少代人一代接一代地坚持奋斗才能实现。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需要提倡愚公精神。

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突出地讲“愚公移山”的故事，提倡愚公精神，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是七大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所需要的，这是贯彻七大确定的路线所需要的。

七大召开时的形势，是西方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又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历史节点。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国民党政府抗战不力，军事上大溃败，腐败无能，民怨沸腾，它的力量缩小了、影响低落了。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反对侵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艰苦浴血抗战，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大大增长了。人民对国民党的统治丧失了希望，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成为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重心。毛泽东说：“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3]，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人民的期望。七大的路线是团结全国人民去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要争取的胜利是两个胜利，即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4]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要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和平，又要赢得进步，赢得人民的解放，赢得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夺取这两个胜利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从较长的战略考虑，可以说当时更着眼于准备夺取第二个胜利。因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可以说几乎已成定局，只是时间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具体地说不是1945年就是1946年。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果实更多地归属于人民，从而为下一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要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有一段艰苦奋斗的征程。

对于当时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看得十分清楚的，既对胜利充满信心，又下定坚决夺取胜利的决心。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党有清醒的头脑，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5]他满怀信心地说：党的八大一定要在北平、天津那样的中心城市召开，“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6]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认识和了解，并为之奋斗。毛泽东强调要宣传七大的路线，他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说：“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7]

在胜利的形势下，要认清形势，有胜利的信心，敢于夺取胜利。这是一个方面。在胜利的形势下，还要防止出现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即盲目乐观，轻视敌人，没有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中，专门讲了在夺取胜利的征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一共讲了17条，包括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国际的、党内的、自然界的。实际上不止17条，因为毛泽东讲的第17条是“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充分地讲困难和问题，并不是要削弱我们的信心，而是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反对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8]他还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9]他语重心长地引用了中国一句蕴含哲理的成语“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七大召开约20年后，1964年6月，毛泽东又讲要从困难着想的问题，还讲到他在七大讲的17条困难。他说：“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1945年七大，我讲了17条困难，其中有一条是‘赤地千里’，不知是否讲够了。”^[10]

学习《愚公移山》这篇闭幕词和毛泽东在七大的一些讲话，还要注意理解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他作出了具有战略眼光的判断。中国人民要搬掉帝国主义这座大山，当时首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在随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我们要面对的帝国主义势力主要是扶持蒋介石政权、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毛泽东揭露和痛斥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说：“昨天有两个美国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引者）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11]他还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12]

毛泽东在会见这两个美国人时，还对他们说：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叫作“愚公移山”，现在中国人民也要挖掉压在自己头上的两座大山。

自从赫尔利背弃他与中国共产党签订的五项协议，特别是他1945年4月公开宣称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已经露骨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提醒全党，指出：“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13]他还指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14]他不止一次地讲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的这种危险，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美国可能在中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干涉这件事，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又指出，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15]

学习《愚公移山》这篇闭幕词，还应注意到毛泽东对“上帝”这个名词的诠释。《列子·汤问》中说，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于是上帝派了两个仙人把那两座山给背走了。中国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什么神仙和上帝。毛泽东说：我们要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6]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正是据此对“上帝”这个名词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上帝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这就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17]“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8]关于上帝就是人民大众的思想，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会见外宾时还不止一次地讲到。1960年5月9日在会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的外宾时，他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19]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他再次说：“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20]

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曾勾画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战略计划，即从小半个中国，到大半个中国，到整个中国。小半个中国，指中国共产党已经有的近一亿人口的解放区，但这些解放区是被分割的，没有连成一片，又没有大城市。大半个中国，指七大以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取得连成一片的东北、华北以及其他地方，并打下一些大城市。有了大半个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比较巩固的基础。在七大闭幕词编入《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这段话。

从《愚公移山》这篇闭幕词，还应当学习毛泽东怎样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现实服务。毛泽东多次讲“愚公移山”这个寓言，并从中升华出一种愚公精神。他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学习愚公精神，下定决心，坚持斗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而形成一种战胜各种困难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毛泽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现实服务的一个范例，也就是他倡导的“古为今用”的方针。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积累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毛泽东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21]“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22]

毛泽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现实服务的高超智慧，他人难以企及。这里我顺便再举两个例子。

毛泽东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字。“实事求是”来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实事求是”作出新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3]我们应从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其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应当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这个成语，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三国志·郭嘉传》中说，郭嘉初投袁绍，认为袁绍好谋无决，难于成事；后归曹操，任司空军师祭酒，多谋善断，得到重视。毛泽东将“多谋善断”作为重要的工作方法，加以提倡和强调。他在党的一些会议上多次讲多谋善断这个工作方法，既反对多谋寡断，也反对少谋武断。他说：多谋善断，单是谋不行，第一要多谋，第二还要善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24]他指出：多谋寡断，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25]他强调：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26]什么是多谋？毛泽东说：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27]关于多谋，他特别强调要听取不同的意见。以上说明，毛泽东不是从《郭嘉传》中将“多谋善断”四个字简单地搬过来，而对其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充实了不少的内容。

毛泽东一贯重视历史，认为历史是一门好的学问。他广泛地阅读中国的历史典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他在从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为现实服务方面作出了表率，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愚公移山》这篇闭幕词，到现在已经5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已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底子薄的大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十分艰巨的事业。邓小平指出：“还要看到我们的路是漫长的，还会遇到许多困难，错误也是难免的。”^[28]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9]因此，他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30]他把“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作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四个前提和保证之一。他强调在艰苦创业方面，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要起模范作用。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也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愚公精神。今天重温《愚公移山》这篇闭幕词，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同全国人民一起，继续发扬愚公精神，艰苦奋斗，勤奋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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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1995年在纪念毛泽东《愚公移山》发表50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9页。

[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https://www.daowen.com)

[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9页。

[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37页。

[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33页。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1、1102页。

[8]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0页。

[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88页。

[10] 毛泽东1964年6月15日在观看北京部队、济南部队军事汇报表演时的讲话。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2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3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20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87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31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2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共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581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1页。

[1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91页。

[2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80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1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5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01页。

[2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页。

[2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617页。

[2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617页。

[2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9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9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8、259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