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一生中，在三个城市工作过。

第一是成都。这是我的故乡。我在这里出生、长大，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50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成都市第二区中心小学、成都市文教局、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工作，共二年余。1952年8月底离开成都。

第二是北京。这是我学习和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我“两进一出”的城市。1952年8月我以调干生被中国人民大学录取，9月2日到达北京入校，在校研究生科领导的中共党史研究班读研究生，学制三年。1953年4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刚读完两年，1954年夏，学校又选派我读中共党史副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1958年毕业，导师为胡华教授。学习期间，我于1956年11月被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后正式调入政研室历史组。1964年，中央决定在政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为院长，政研室的干部全部转入研究院。1967年春，陈伯达无端宣布解散研究院。实际上是解而未散，直到1969年才真正解散了。1969年7月，我们一行（主要是原政研室的业务干部）到河北省汉沽农场劳动，陈伯达下令将我们的工资关系和户口随人转到汉沽，原在北京的宿舍交还机关。这就是我“一出北京”。

1981年5月，我从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调回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从事关于毛泽东著作的编研工作，这时我已50岁了。这是我“二进北京”。在文献研究室我工作了33年，2013年12月才离开工作岗位。我是2000年办理退休的，时年69岁，后又返聘工作十几年。2013年底离开工作岗位时，我已83岁，有病在身。可以说我将后半生献给了党的文献事业，对此我无怨无悔，而是感到欣慰，自己没有虚度年华。我在北京学习、工作、生活了60多年了，日久他乡似故乡。

第三是石家庄。1971年夏，原研究院的干部从干校和其他地方回到北京，参加批陈整风学习班。两年后学习班结束，我于1973年12月分配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工作，为时七年余。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33年中，在龚育之同志指导下，我参与主持编辑了《毛泽东书信选集》；在龚育之、逄先知同志指导下，我和汪裕尧同志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13册）的主编，每一册还有分册主编，毛泽东研究组的大部分同志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在逄先知同志的指导下，我和汪裕尧同志任《毛泽东选集》1至4卷第二版的主编，赵福亭、吴正裕同志任副主编；在逄先知、金冲及同志指导下，我和汪裕尧同志任《毛泽东文集》（共8卷）的主编，每一卷还有分卷主编，毛泽东研究组的大部分同志参加了这项工作；我还参加了《毛泽东诗词集》和《陈云文集》的部分编辑工作。在做编辑工作的同时，我参加编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任副主编，负责修改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年谱初稿；接着又参加编写《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任第二主编，负责修改1958年至1965年的年谱初稿，并审读1949年至1976年的全部年谱稿。此外，我还牵头组织为《辞海》《大百科全书》等辞书撰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及他们的重要著作的词条。

我于1987年在中央文献研究室被评为编审。1988年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直到2000年退休。

收入文存的文章，基本上以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进行编排。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我参加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集的介绍文章和写的编辑记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出版时，只内部发行到地、师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及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高级专业人才，所以没有写介绍文章和编辑记事。另一类是我写的一些研究文章。

下面就我写的一些文章，作一些说明。

《〈毛泽东书信选集〉介绍》是我1981年5月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写的第一篇较长的文章。

1983年是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决定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项目在1983年3月正式确定，当年12月必须出版，给编辑工作留下的时间并不充裕。这个项目由室副主任龚育之同志负责指导，毛泽东研究组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日常的编辑工作由我和张诚同志承担，我侧重书信的正文并抓全面的编辑工作，张诚同志侧重书信的注释。工作比较紧张，调查访问的任务也很重，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经常加班。在龚育之同志有力的指导下，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毛泽东书信选集》按期在1983年12月26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毛泽东书信选集》的书稿付印后，龚育之同志对我说：你应当写一篇介绍文章。他说：《书信集》是毛泽东的专题文集，按规定专题文集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篇目介绍，你这篇文章应介绍《书信集》的主要内容，起到篇目介绍的作用。我说：我没有写过这样大的文章，怕自己写不好。他说：你放开写，写出初稿后，我帮你修改。初稿写成后，经龚育之同志细心修改后定稿。这篇文章，在《毛泽东书信选集》公开出版的第二天，发表在1983年12月27日的《人民日报》。

应当说，没有龚育之同志的命题、鼓励、支持和帮助，就不会有我的这篇文章，对他引领和帮助下级的赤忱，我十分感谢。我在龚育之同志领导下工作了六七年，他的言传身教令我受益良多。

在我写的文章中，有两篇是由胡乔木同志命题的。

第一篇是《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经过》一文。

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一位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由任弼时口述，他记录整理，再经任弼时修改而形成的。胡乔木同志认为这篇文章的回忆不准确，不符合历史事实。他提出由文献研究室根据档案材料写一篇文章，客观地如实地将《决议》的起草情况写出来。(https://www.daowen.com)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将写这篇文章的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我对这个题目没有作过研究，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积累。接受任务后，我就去中央档案馆看档案，将《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各种稿本（手抄件、复写件、铅印件）、有关的中央会议的记录、毛泽东的讲话和批示都看了，还阅读了任弼时当年有关《决议》起草情况留下的一些记载。根据这些档案材料，经过分析研究，写成了初稿。初稿送胡乔木同志审阅，他作了少量修改后定稿。这篇文章发表在《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2期。

这是一篇引起一定重视的文章。在《文献和研究》发表几个月后，《红旗》杂志1986年第13期再次发表这篇文章。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向文献研究室调阅这篇文章，文献研究室专门印了字号较大的铅印件上报。

这也是给我带来一些麻烦的一篇文章。我的文章发表三年以后，《湖南党史月刊》1989年第7期发表了曹瑛、张树德、王发武、王晋联合署名的文章，题目是《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这篇文章说我写的《毛泽东领导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经过》一文，是根据自己的材料进行推理和设想，“失真失妥之处颇多”。关于《决议》的起草经过，其实我没有任何自己的材料，我又不是事情的亲历者，我所依据的都是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为了回答《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一文，我写了《再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经过——答〈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一文》，对他们提出的质疑和歪曲，有针对性地作出回答和说明。这是一篇带论辩性的文章，有九千多字，发表在《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第二篇是《吕叔湘与〈毛选〉第二版》一文。

在《毛泽东选集》1至4卷第二版的编辑工作中，我们多次向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老师求教，吕老为我们解疑释惑，殷殷教诲。胡乔木同志很尊重吕老。在《毛选》第二版出版后，他亲自过问给吕老送书没有。在得知我们已经给吕老送了《毛选》第二版后，他又提出你们应写一篇文章，介绍吕老对你们编辑工作的指导。由于我向吕老请教的次数最多，同吕老比较熟悉，所以让我写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开门见山——《吕叔湘与〈毛选〉第二版》，发表在1991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下面说到的几篇文章，是自己想写的，对这些问题有兴趣，也注意积累资料，最后终于写成。

关于中共七大的三篇文章和一个发言，即《团结和胜利——七大的工作方针》《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和《愚公精神代代传》，基本上是1995年写成的。1995年是中共七大召开50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七大是党的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我任《毛泽东年谱（1893—1949）》副主编时，负责修改全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年谱初稿；担任《毛泽东选集》1至4卷第二版的主编之一时，负责校订《毛选》第一版的第2卷，属于抗战的前半期；担任《毛泽东文集》主编之一时，曾主持编辑第3卷（1943年1月—1945年8月），属于全国抗战的后半期。由于承担这些工作，所以我对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档案和中共档案看得较多，于是决定写一篇关于中共七大的文章。在1995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举行的纪念七大的研讨会上，我提供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与七大》，三万多字，作了大会发言。随后，从这篇文章抽出一部分，写成《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一万余字，入选中共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这篇文章发表在1995年9月13日《人民日报》。这时，《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约我写一篇关于七大的文章，于是写了《团结和胜利——七大的工作方针》一文，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愚公精神代代传》是1995年在纪念《愚公移山》发表50周年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收入文存时内容作了充实。《中共七大最重要的历史贡献》这篇文章是后来写成的，未发表过。

《〈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是2004年写成的。这是我一直想写的一篇文章。缘由是：一、《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论述调查研究的代表作，而且文章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核心的三个内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雏形，还鲜明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方针，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二、这是《毛选》第二版中唯一增选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很喜爱的一篇文章，他在生前亲自定稿，并选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

除上述的缘由以外，还有一个附带的缘由，我对这篇文章有一种亲切感，自己当年参加了有关这篇文章的一点工作：

（一）1960年12月，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刘立凯同志从中央革命博物馆借回毛泽东的《调查工作》石印单行本。这是过去没有见到过的一篇毛泽东著作，历史组的几位同志看后都认为是一篇重要著作。缪楚璜同志让我照石印件抄清一份，请打印室照我的抄清件打印几份，避免损伤石印件。打印后，缪留下一份，其余的由我保管。我提出是否应向分管历史组的领导田家英同志（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报送一份，缪说可以。我在报送田家英同志的一份打字件上写了如下说明：“一、原件上的错字和漏掉的标点符号，均未加以改正或添补，以保持原件的本来面目。二、翻印时打字上的错误（包括打错或漏掉的字和标点符号）都按原件用钢笔字改正或添上。三、因原件不清晰，现用红笔在文中空白处填上的字，是根据原件上的模糊字迹和前后文的意思添上的，仅供阅读时参考。四、原件末页印有‘特委1930.8.21翻印’字样。”又写了一封短信，说明石印件保存在中央革命博物馆。上报的具体日期记不准了，大概是1960年12月下旬。当天田家英同志收到后，即来电话指示：你们不要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也不要在自己写的文章中引用，妥善保存。

（二）《调查工作》石印件上没有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需要考订，田家英同志让缪楚璜和我提一个初步意见。我们分析了文章的内容，并与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寻乌调查》报告作了比较，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考订意见：这篇文章应是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间写的。为什么上限定在1929年1月呢？因为这篇文章中说“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这是指的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下限定在1930年8月，是因为特委翻印的时间是1930年8月21日。这里的特委，我们分析应是闽西特委。因为闽西特委所辖的长汀县当时工商业比较发达，有石印所，并不是一般的县都有石印技术。我们倾向这篇文章很可能写于《寻乌调查》的前后。

（三）为了给毛主席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提供一点背景的参考材料，田家英同志让我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根据档案材料整理写出《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主席和红四军活动的大事记》，打字后上报。毛主席阅后，确定《调查工作》一文是在寻乌写的。写作时间定为1930年5月（我整理的大事记中，记载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于1930年5月2日攻占寻乌，同年6月上旬离开寻乌）。毛主席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因为有以上这些缘由，我下决心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文章。

《谈谈毛泽东〈词二首〉的写作时间及其他》这篇文章，是2008年写成的。但是，毛泽东《词二首》究竟是什么时间写的这个问题，早在1983年编《毛泽东书信选集》时，就悬挂在我的脑子里了。其后，因为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继续研究。《胡乔木书信选集》于2002年出版后，我从书信集中见到了1965年7月郭沫若与胡乔木关于《词二首》的来往书信两封，使我感到悬挂在自己脑子里的那个问题应当进一步研究。于是我查阅了邓颖超的工作台历及《人民日报》，确定了毛泽东所说的邓颖超“压迫”他写诗的具体日期；反复阅看、辨析《词二首》的手稿、铅印件及有关材料；请有关同志帮助查阅胡乔木日记，等等。收集资料后，用了几天时间写出这篇文章。《词二首》在1976年元旦发表时，《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写作日期署为1965年5月，《念奴娇·鸟儿问答》的写作日期署为1965年秋。我经过考订，认为这两首词都写于1965年7月上半月。我的考订意见，只能算是一家之言，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说。

《毛泽东谈学习》这篇文章，是2011年写成的。为什么想写这篇文章呢？一、毛泽东是党内勤奋学习的典范，读书伴随着他的一生。他十分重视党内干部的学习，领导全党开展多次学习活动，有许多关于学习问题的论述，较早就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二、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以上说明学习问题对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性，所以决定写《毛泽东谈学习》一文。这篇文章铺得宽一些，内容比较多，我写起来费的时间也比较多。这是我发表的文章中最长的一篇，有两万多字。

文存收入的文章，限于自己的学识水平，难免有不当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冯蕙
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