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学习
毛泽东谈学习[1]
坚持学习和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毛泽东在领导党和国家建设的历程中，始终强调党员和干部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并领导全党开展了多次学习活动。他把学习作为培养干部、提高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重要一环来抓，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强调要活到老，学到老。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的发展，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得到弘扬光大、丰富和发展。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坚持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要位置。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要求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地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
今天，在进行学习型政党的建设中，重温毛泽东关于学习问题的论述，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一、为什么要学习
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要求党员和干部必须学习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众多人口进行伟大革命和建设、担负着神圣使命和繁重任务的政党，要求它的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完成各项任务的本领，这就得学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2]当时在延安举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如抗大、陕北公学、鲁艺、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等，在全党形成一种浓厚的学习风气，后来成为党的中坚力量的大批干部，很多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要求广大干部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成为内行。他批评说：那种对经济、对工业以及别的工作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空头“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长期当外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他告诫我们的干部，做领导工作，要“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3]要有学问，能讲得出道理，不论写文章、作报告等都能以理服人，又熟悉业务，那就必须学习。他劝告那些不愿意学习、对学习缺乏兴趣的人，要培养学习的兴趣，养成学习的习惯，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他提出党内要造成学习的环境，养成学习的风气。
（二）学习是提高人的思想认识和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
知识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是千百年来人类文化的积累。今人掌握了它，就能增长智慧，变得更聪明，视野更开阔，看问题更深刻，从而使人们能更好地把握今天，展望未来。毛泽东引用韩愈“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的名言来告诫大家，人一定要有知识。他将有学问和没有学问作了形象的而又十分深刻的对比，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这显然是毛泽东自己真切的体验。古人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应当通过学习这个梯子，不断地攀升，求得思想素质的提高，学识的长进，眼界的深广，能力的增强。
（三）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完成新的任务，必须不断学习
毛泽东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5]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每到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毛泽东总是向全党突出地提出学习的任务。在中国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他把学习新的东西这一任务明确地提到全党面前，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6]他强调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1952年，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即将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他在一次讨论青年团工作的会议上说：青年人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当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他又及时地提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任务，指出：现在是一场新的斗争。我们的知识不够，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7]
二、学习什么
毛泽东是博览群书的革命家，知识非常渊博，他也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对各方面的知识都要学一些，知识面要宽一些。他一生中最重视、最喜爱学习的那些方面的知识，也是他要求或者号召别人学习的，主要有马列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历史、文学等。
（一）关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非常关注党的理论水平，深切地感到党的理论水平不高对革命事业是很不利的。他反复向全党指出这一点，要求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高理论水平。他常引用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他自己也说过：“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8]
1929年11月，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前委后，就立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9]这时正值古田会议召开前夜，他深感红四军党内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人民军队的建设，急需用马列主义理论提高思想觉悟，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就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作了经典论述，深深地教育了党的干部，至今读起来仍感受到它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指导意义。他说：“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0]他期望“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1]毛泽东总感到党的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同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说：“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12]40年代初，他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中译本第四版时，十分感慨地写下这样一条批注：“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13]直到1948年，他仍然认为党的理论水平不高，因此把学习理论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提出来。他在当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14]
每到一些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毛泽东都亲自选定或指导选定干部必须读的马、恩、列、斯著作。例如，在党的七大上选了五本。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选了12本，他在会上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5]这时正处于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党面临着全新的更艰巨复杂的任务。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抓住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这个重要环节，增强全党理论信念的坚定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迎接胜利和新的任务。20世纪60年代，他指示有关负责人提出并经他最后审定，选了30本马列主义的著作（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的三本），于1964年2月由中宣部下发，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中级干部选学。毛泽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两万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
对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毛泽东更强调学习列宁的著作，他自己就特别喜爱读列宁的著作。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俄国，成功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随后又领导了苏联早期的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恢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言而喻，列宁的著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更切近的借鉴意义，在一些方面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对马克思和列宁作过这样的比较，他说：“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列宁是处于资本主义开始崩溃即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经过的、所看到的，自然比马克思更进一层，革命的科学，也就更周密，更扩大，更具体化。”[16]“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17]1958年他还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看列宁的著作，他讲民主集中制，讲党同群众的关系，讲得非常好。毛泽东特别称赞列宁的著作说理，把心交给别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毛泽东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读得最多的是列宁的著作，一些重要的著作他多次阅读，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反复体会，并在运用中加以发展。在他提出或审定的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书目中，不论是五本、12本还是30本，列宁著作所占的比重都是最大的。
（二）关于学习哲学
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毛泽东又特别强调学哲学。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理论基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一个讲话提纲中写道：“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毛泽东同列宁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伟大的认识工具。1939年，他在写给何干之的信中，说自己想研究中国近代史，但“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18]他所说的工具，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1938年撰写的《论新阶段》中说：“如何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工具——唯物辩证法。”毛泽东认为：“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9]这个论断是非常正确的。《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同时又可以被看作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马克思的许多哲学思想都贯穿在这部巨著之中，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几年后，1873年1月马克思为这本书写的《第二版跋》中，提到一篇讨论《资本论》方法的文章时，他十分肯定地说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是辩证法。毛泽东在他的著作特别是军事著作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也是辩证法，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著名的军事著作。毛泽东能写出这样的科学著作，需要很多条件，而辩证法这个工具的具体运用是特别重要的。
毛泽东特别重视和爱好学哲学，下了很大功夫研究哲学。他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还阅读不少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他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思维能力、概括能力、抽象能力，以及看问题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善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之所以能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这些哲学名著，都是同他的哲学修养分不开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下苦功学习和研究哲学，而且一贯在党内和干部中强调要学习哲学，用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武装头脑，克服和纠正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1937年，他给抗大学员上哲学课，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938年夏，在他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他同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哲学，并在研究会的年会上发表讲话，推动和引导干部学习哲学。毛泽东认为，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其思想根源都是由于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延安时，他不止一次地向陈云指出犯错误主要不是由于缺少经验，而是思想方法问题，再三嘱咐陈云要学习哲学。后来，陈云多次说到学哲学可以使人思想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的各种会议上，甚至在国际会议上，总是倡导人们学习辩证法，防止片面性和形而上学。例如1957年，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把片面性专门作为一个问题来讲，批评思想上的绝对化、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他说：“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20]当时，他在一个讲话提纲中特别写道：“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21]毛泽东很赞赏邓小平说的“照辩证法办事”这句话，一再向大家推荐，并说：“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22]
毛泽东说：“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23]他又说：“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24]毛泽东强调学习哲学，学习辩证法，主要是为了培养和提高干部分析问题的能力，求得对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正确的解决方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党内一些同志不喜欢分析问题，或者不会分析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25]他强调说：“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26]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会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曾经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仔细看的，就是关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27]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后，一位外宾向毛泽东提出希望能很快看到第4卷的英文版，毛泽东的回答是：“这里头只有一点可参考的，这就是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情况不同，方法不同。这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28]他所强调的仍然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要真正掌握分析的能力，首先要通过学习哲学，学习辩证法，了解基本的分析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对具体问题的实际分析中去锻炼，总结经验，如果分析错了，就接受教训，吃一堑长一智，逐步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毛泽东说过：“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29]
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读起来比较困难，不容易读懂。为了让广大的干部和群众能够读懂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一贯提倡哲学的通俗化和群众化。1936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书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是哲学通俗化、生活化、群众化的成功尝试和范例。毛泽东很看重这本书。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不久，他就写信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和刘鼎，提出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书籍，强调“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30]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久，李达写作《〈实践论〉解说》，并将其中第二部分送毛泽东阅。毛泽东回信，称赞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进而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31]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也是一本讲哲学的通俗读物，毛泽东嘱咐林克为他买一些来分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学习。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32]
（三）关于学习经济学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经济工作和经济学就很重视。为了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战争胜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改善人民生活，他指出应当注意并且学会根据地的经济工作。1941年9月，他为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开列了理论学习的四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
新中国成立以后，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但是，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在内，都缺乏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在实际工作中去摸索、积累经验以外，还需要有理论上的指导。1953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规定中高级干部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至第12章，就是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而寻求一种理论上的指导和可以借鉴的实际经验的一个举措。而最突出的例子，是从1958年秋冬到1960年，毛泽东大力号召和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这两本书刚出版的时候，毛泽东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个别章节，但没有引起他的特别注意。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是这样说的：“我们现在看这本书，跟它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它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33]“我过去看不大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指第一、二、三章，分别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法则、商品生产、价值法则。——引者）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34]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当时，正值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干部中包括不少高级干部产生许多混乱思想。最突出的是否定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违背客观的经济法则，出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毛泽东认为，要纠正“左”的错误，必须在思想理论上提高认识，澄清混乱思想。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恰恰是当时纠“左”的对症良药。毛泽东是那样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反复讲这本书，想用斯大林的理论来说服大家。直到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他还说：“我睡不着，还想讲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问题做说服工作。”[35]他要求大家学习这本书，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斯大林这本书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外，成篇的东西、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过。他还在会上亲自领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第一、二、三章，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这三章。他一边读一边讲解，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斯大林“这本书的好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里头的一些问题，过去谁也没有提出过，或只是略为涉及”。[36]并说：“第三章讲价值法则，我是相当赞成这里头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很有必要。”[37]他说：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品，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38]毛泽东强调中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人民公社不仅要发展自给性的生产，更要发展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给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两本书。要求每人对每本书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他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还指出：“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39]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毛泽东也是多次提出要大家学习的。在1958年11月2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让杨尚昆给与会者每人发一本教科书，要大家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下，务点虚。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请各省组织一下。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40]1959年6月，他又要杨尚昆印200份大字本的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分送中央一级、省市区党委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阅读，首先送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每人一份。同年7月2日，他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1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41]
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同他一起专心致志地研读。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历时两个月，将教科书通读了一遍，边读边议。读教科书开始后，他在写给女儿李讷的信中说：“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42]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深感自己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足，亟须从学习经济学中获取一些启示。
在研读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讲了许多意见，内容十分丰富，提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观点。例如，强调对马克思主义要坚持又要发展，他说：“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43]又例如，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他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44]又例如，重视生产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45]“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46]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发表的意见中，有一些也有着“左”的痕迹。
在时间过了50余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年倡导读这两本经济学著作和他的一些论述，是很有意义的。当时学习这两本书，对于遏制“共产风”等极左思潮，在党内形成一个读书的风气，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根本改变，加之这两本书本身还有其局限性，今天我们来看毛泽东当年的一些论述，只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价。
（四）关于学习历史
毛泽东酷爱读史，又大力提倡学习历史。他说：人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47]古就是历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类发展的过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认真地学习历史，吸取经验，获得启示，以史鉴今，这是人类发展中一项连绵不断的活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我们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更加应当重视和学习。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讲的一段话，最能代表他对历史的总的看法。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48]
毛泽东对于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他不但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更有对历史的深刻理解，能够十分恰当而巧妙地运用历史事件、历史典籍阐发或论证自己要说明的问题，变成他的一种智慧。他曾说过，“读历史是智慧的事”[49]，“历史这门学问是一门好学问”[50]。这既是他对前人经验的赞誉，也是他自己读史的体验之谈。
毛泽东说：不讲历史，就没有说服力，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是历史是已经过去的既成事实，具有不可更改性，而且又具有规律性，以确凿的可以说明问题的历史事实作为论据，容易使人信服。事实胜于雄辩，历史是一部活的教材。二是毛泽东认为不讲历史就讲不出什么道理，自然也就难以说服人。1967年，他在会见一个外国革命党派到中国的学习团时，曾嘱咐陪同会见的中方人员：“要给他们讲一下我们的党史……讲讲我们是怎样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的。这就很有道理，不讲历史讲不出什么道理。”[51]他所说的通过讲历史讲出的道理，主要指分析和总结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种以历史事实作为基础讲出的道理，自然是具有说服力的。三是许多现实的问题，往往能从历史中得到说明。比如，我们的党和国家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这类问题，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过程，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奋斗历程，就可以充分说明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1840年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毛泽东一贯强调在工作中要注意总结经验，回顾我们亲身走过的历程，哪些是成功的，哪些是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这也是讲历史，是讲更切近的历史，讲自己所经历的历史。讲这样的历史，给人们的印象更深刻，对于错误会有切肤之痛，有利于接受教训，改进工作。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写出《十年总结》，着重总结中国1956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天他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就是讲一点历史，因为不讲历史，就没有说服力。”[52]
毛泽东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这是他1964年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讲的。当时，一位苏丹的和平人士请毛泽东谈谈亚非人民斗争的前途。毛泽东说：“亚非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人民将来的前途。”接着，他讲了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讲了古巴、阿尔及利亚革命的胜利，以及非洲有三十几个国家获得了独立，指出：“凡是压迫亚洲、非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最后他又归结道：“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53]
历史发展的长河绵延不断，是具有规律性的。只要条件、环境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的规律是不会失去作用的。毛泽东说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道理就在这里。
我们读历史，了解过去，重要的是要从历史和过去看到事物发展的趋势、方向，看到前途。中国有一句成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强调的是“始于足下”。对这句成语，毛泽东说：“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54]他强调的是，看到了光明的前途，才能把一件事坚持不懈地做下去。
毛泽东说：“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55]这是他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有人说他“轻视过去，迷信未来”时讲的。毛泽东的这句话是要求读历史而不要守旧，实际情况是读历史的人中也确有守旧的，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甚至颂古非今。要做到读历史而不守旧，就需要有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和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关于如何对待和研究历史，毛泽东讲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56]这段话饱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提出了学历史而不守旧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据当时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和产生的观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后人不能简单地给以否定。特别是当一种社会制度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期，也就是上升和进步的时期，会给后世留下不少值得继承和借鉴的优秀遗产。同时，又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已经落后的社会制度。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而是要进行分析，加以鉴别。对于历史上存在过的但在今天已经不适用的东西，应当抛弃；对于反动的有害的东西，应当加以批判，清除其毒害；对于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应当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当然也不能完全照搬，毛泽东说过“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57]读历史是看过去，了解过去，是一种向后看，但立足点、着眼点应当向前看，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毛泽东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58]这就是“古为今用”的方针，也是读历史而不守旧。
毛泽东一生读过大量历史书籍，他读史而不泥古，不拘泥于历史。他读历史是为了汲取智慧和营养，为今天和未来服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59]
（五）关于学习文学
毛泽东为什么提倡学文学呢？一个方面，他把学文学当作“认识生活的一种手段”。毛泽东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包括散文、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等。他很注重从中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了解人们的生活等。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把《红楼梦》这部小说当作历史来读。他指出：《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并说：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60]他还说过：“《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指宋朝。——引者）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指明朝。——引者）经济情况的。”[61]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你不学点帝王将相，不学点欧洲资产阶级的文学，你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是什么？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毛泽东读过一些西方的文学作品，如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美国作家米切尔的《飘》，可以从中了解到法国王朝复辟时期贵族社会的一些情况和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些情况。应当说，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是读小说进入了更深的层次，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通过小说中生动的人物描写、具体的故事情节，了解所反映的某些社会历史情况。关于小说的这种功能，列宁有同毛泽东相一致的看法。他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62]他认为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主要描写了还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那个俄国，对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作了出色的描写。
毛泽东提倡学文学的另一个方面，是为了提高写作的才能，提高文字水平。他说：“不搞一点文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63]他指出，写文章和起草文件要有三性——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而鲜明性和生动性就包含有一个词章问题，要研究词章。他批评许多文件的缺点之一就是不讲究词章。毛泽东所讲的词章，是指写作技巧和语言文字。多读和熟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就能从中学习和领悟一些写作技巧，积累和丰富自己的语言。久而久之，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形中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毛泽东博学高才，他写的文章堪称一流，气势雄伟、论理深刻，情理交融、晓畅顺达，语言清新、优美生动。在他的文章中，时有将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些话语巧妙而精当地加以引用，在文采方面也起了增色的作用。
以上介绍的是关于读有字之书，毛泽东还强调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就是社会，他认为“没写字的是大学校”。他提出，只有把读这两种书结合起来，才叫作有完全的知识。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和方法，只是开启了进入社会的一扇门，进入社会以后还有许多东西要去认识，有许多问题要去解决，比书本上的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他把延安的一些干部学校同“无字之书”这个大学校相比，称之为小鲁艺与大鲁艺、小抗大与大抗大等。他批评轻视实践、轻视群众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指出除了书本知识以外，还应向工农学习实际的知识。1957年，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64]他常常用《史记》中的“纸上谈兵”的故事来告诫干部，只有书本知识而无实际经验是不行的，在实践中一定会碰壁、失败。毛泽东一生读了很多有字之书，他也从不停歇地通过各种方式从多方面在读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与建设这部庞大而复杂的“无字之书”。
三、怎么学习
怎么学习，这个问题很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学习的成效。我们不仅要勤于学习，还要善于学习。关于怎么学习，毛泽东从总的方面提出的是“挤”和“钻”，他说：“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65]从他关于怎么学习的进一步论述中，可以看出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掌握精神实质
毛泽东指出，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这就是说，学习这些著作不能停留在只学习和记住一些词句，而是要领会其最基本的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要领会著作的精神实质，学习就不能是浮皮潦草的，必须用心攻读，用心思考，多问一些为什么，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才能有所领悟。在读马、恩、列、斯著作中领会到的精神实质，应当像毛泽东所强调的要在自己的头脑里生根，像列宁所强调的要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面去，这样才是牢靠的，遇到实际问题才能加以运用，而不致产生迷茫、动摇等。对于遇到实际问题却对所学的理论产生动摇的事例，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批评过。当时他在谈到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说：“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他们“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66]这就是因为所学的理论没有在自己头脑里生根，理论同实际相脱离了。
毛泽东在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著作的精神实质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他曾经说，20年代初，自己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7]毛泽东所取的这四个字，抓住了这三本书的精神实质、最本质的东西，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最根本的方法。毛泽东运用这个理论，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考察和研究了当时正在迅猛发展的实际的阶级斗争——农民运动，写出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的两篇代表性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得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重要结论。这是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
（二）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郑重地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句话是“经典性的论点”，[68]是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69]毛泽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句话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话”，这里一连用了两个“最重要”，在毛泽东的行文中是不多见的，说明他对这句话特别的重视和强调。
毛泽东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70]“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71]他把理论联系实际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就是箭同靶的关系。他要求干部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具体环境和具体策略，而且要用点苦功。他强调：“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72]“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73]他指出，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这样意思的话，列宁也多次讲过。
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个调查研究具体实际的过程，一个分析和综合的过程，一个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毛泽东说过：“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育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74]就拿中国来说吧，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实际有许多特殊的情况，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从中得出的认识还需要经过一定的实践检验，才能确定是否合乎中国实际。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对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要“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75]这段话虽然是就军事和战争谈的，但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强调要增加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就是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过：“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结的，将来还有马克思的儿子、孙子、曾孙子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76]要增加自己所特有的东西，那么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就至关重要。毛泽东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为了了解中国的农村，用了六七年的时间亲自作农村调查，写出了许多重要的农村调查报告。1956年，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连续听了国务院所属的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经过分析、研究和总结，写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1963年，毛泽东回忆说：“我认识中国经过很长的时间，走过很长的道路，有胜利，也有失败。有一个时候可以说是中国人不认识中国。”[77]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有阶段性又是没有完结的。随着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的出现，又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行新的结合。
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当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克服和纠正自己不正确的思想，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分析和认识社会环境和社会现象，正确地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曾批评说：“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强调要使“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78]教条主义的来源是什么，是因为学习理论就产生教条主义吗？不是。毛泽东说：“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79]教条主义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使用的方法，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这个最基本原则。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个别结论、个别字句，看成万古不变的僵死的教条、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顾具体情况到处硬搬、套用。教条主义是一种盲目性，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偷懒、图省力，是最无出息的。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80]教条主义者不去了解中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却要妄图改造中国，那就只能是碰壁和失败。教条主义曾经给中国民主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苏联建设经验方面出现过的教条主义倾向，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过一些损失。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今天，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经验时，同样应当警惕和防止盲目照搬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一再指出，反对教条主义，决不是反对或轻视读书、反对或轻视学习理论。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81]
（三）勤于思考，特别要独立思考
毛泽东强调在学习和工作中要用脑子想问题，多思多想，他说“多想出智慧”。1939年，《新中华报》请毛泽东题词，他写了两个字：“多想”。他说题这两个字，是有感而发的，因为感到党内的同志不大想问题。在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期间，他不断地讲要开动脑筋想问题。他指出“不用脑子是个大毛病”，认为这是党内存在的一个严重的思想作风问题。他号召大家“开动机器”，用脑筋多想苦想，要学会分析的方法。
我们读书，学习马列主义的著作，必须勤于思考、分析和研究。一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多问几个为什么进行思考。不仅要弄懂马列主义著作中的原理和结论，而且要弄懂这些原理和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就是说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尤其是要认真思考这些原理和结论在中国的条件下怎样来运用。二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进行比较研究。毛泽东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82]古今，讲的是时间，就是历史和今天，这是进行纵向的比较；中外，讲的是空间，一般指中国和外国，这是进行横向的比较。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也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83]以上所述说明，我们读书和研究问题，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比较和分析，要立足于中国的今天来分析和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和有关的论断，立足于今天的中国来分析和研究在外国发生的事情和有关的论断。经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和研究，才能确定今天的中国应当从历史和外国的经验中吸取什么有益的东西。再就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思考，端正思想，改进工作。
在开动脑筋勤于思考方面，毛泽东强调要独立思考，破除对书本的迷信。早在1930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他常引用孟子所说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84]他强调“马列主义者要善于独立思考来运用马列主义”。[85]对于外国的经验，也要破除迷信。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他指出要刻苦虚心地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对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他指出：“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86]并说：“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87]毛泽东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总是反复强调中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一定不要完全照抄中国的，并引用鸠摩罗什法师的话“学我者病”，说明完全照抄是错误的。关于独立思考问题，毛泽东坚持的原则是：“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88]这是科学的态度。
四、学无止境
对于学习，毛泽东强调要学到底，活到老，学到老。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89]这也就是常言所说的学贵坚持，要持之以恒。
在学习上不能坚持到底，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自己的满足。学了一点皮毛就满足了，浅尝辄止。毛泽东指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90]人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无比丰富，人们用“书山”“学海”形容其多其广。作为一个人，生也有涯，精力有限，一生中能学到的是很少很少的，有什么可满足的呢？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永远不满足，渴求知识，努力学习，尽一切可能充实和提高自己。毛泽东是伟大的理论家，又是伟大的诗人，但他对自己在理论和诗词方面取得的成就从来不满足，心中常怀未竟之志，不断追求新的知识，不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在一次会见外宾时，当外宾谈到要学习毛泽东著作时，毛泽东说：“我没有什么著作，只是些历史事实的记录。”[91]在另一次会见外宾时，他说：“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92]20世纪50年代，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自己“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93]60年代，他对薄一波说：《毛选》中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直到迟暮之年（1975年）谈到自己的著作时，他仍然说“我不满意自己”。毛泽东的诗词，大气磅礴，雄伟浑厚，造诣很高，在国内外都有很多读者喜爱。当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称赞毛泽东的诗词很优美时，毛泽东说：不够格。比如说“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样的句子，我就写不出来。
学习不能坚持到底，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书籍特别是理论著作读不懂，没有兴趣。读不懂时怎么办呢？不要畏难而放弃，也不要急躁，而应该按照毛泽东指出的办法去做，有耐心地坚持学下去，积以时日就会弄懂一些，也就会有兴趣了。毛泽东说：“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94]“就要钻进去，一下不行，再钻，一而再，再而三，这样‘万世不竭’地搞下去，就会搞出味道来。”[95]毛泽东感到他的英文秘书林克对学习理论兴趣不甚浓厚，就写信劝勉他：理论书要“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96]将学习日有所进比喻为“倒啖蔗”，十分形象，又很贴切。古人把读书叫作“攻书”，毛泽东说：“我看‘攻’字是有大道理的，那就是说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字去‘攻’。”[97]他在晚年坚持学习英语，就是这样一字一句地攻读。这种坚忍不弃的学习精神，值得效法。
“活到老，学到老”，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在1939年有一次讲到学习问题时说过：我如果再过十年死了，那末就要学习九年另三百五十九日（这里是按农历计算的，农历一年为三百六十天。——引者），除了死的一天是不能学了。20年后的1959年，毛泽东再一次讲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国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总而言之，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一天的情况，让人们感叹他践行了自己的这个诺言。1976年9月8日，毛泽东生命垂危，处在紧张的抢救中。据病历记载，这一天，他看文件和看书11次（让人替他捧着文件或书），共2小时50分钟。他最后一次看文件，离他逝世只有八个多小时。毛泽东在逝世的前一天还看书看文件，说明读书学习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习惯，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是他的一种人生品格、一种精神境界。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1] 此篇文章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12期。
[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77页。
[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28页。
[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09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1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80、1481页。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50页。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94页。
[9]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2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页。(https://www.daowen.com)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页。
[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94页。
[13]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445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37、138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61页。
[16] 毛泽东同施方白的谈话，1938年5月11日。
[17]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23页。
[18]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23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40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7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405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0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3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8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48、949页。
[2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7页。
[2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75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7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53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4页。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5页。
[3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89页。
[34]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9日。
[3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02页。
[3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99页。
[3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98、499页。
[3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05页。
[3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433页。
[4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51页。
[4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3页。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637页。
[4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9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6页。
[4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4页。
[4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5页。
[4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77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4页。
[49]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5页。
[5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56页。
[51] 毛泽东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团等的谈话记录，1967年6月27日。
[5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22页。
[5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72、373页。
[5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6页。
[5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290页。
[5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8页。
[57]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5页。
[5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2页。
[5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05页。
[60] 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版，第226页。
[6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34页。
[6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241页。
[6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291页。
[6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73页。
[65]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2页。
[6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00、503页。
[67]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9页。
[68] 《列宁专题文集》马克思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57页。
[69] 《列宁专题文集》马克思主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60页。
[7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6页。
[7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15页。
[7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58页。
[7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4页。
[7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97页。
[7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81页。
[76]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记录，1938年8月5日。
[7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260、261页。
[78]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62、363页。
[7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8页。
[80]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50页。
[81]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4页。
[8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00页。
[83]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375页。
[8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21页。
[8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384页。
[86]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9页。
[8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05页。
[8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9页。
[89]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4页。
[9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5页。
[91]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81页。
[9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57页。
[9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5页。
[9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81页。
[95] 毛泽东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的总结讲话记录，1939年1月28日。
[96]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89页。
[97] 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记录，1938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