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中医药起源的历史线索
中医药的起源与巫术、巫医的产生和存在密不可分，可以从中国古文字中得到佐证。“医”的古文字，其中一种写法是“医”字的下部是个“巫”字，写作“毉”。《广雅·释诂四》解释说：“医，巫也。”“巫与医皆所以除疾，故医字或从巫作毉。”古文字反映着造字时代的社会现实，反映着造字者对事物的认识。从医字的古文字形象可以看到，早期的医生曾为巫者。小篆中的巫字，写成“
”，形似女巫挥动两袖在跳舞的样子，本义是指古代称其能以舞降神的人，《说文解字》释为：“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相传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萌发了原始医学。在日常饮食劳作和与大自然抗争中，发现食用某些动、植物后具有减轻或消除病痛的功效，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随着人类进化，人类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从商墓出土之药丸可知，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医学就崭露头角，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知识。这些知识初始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逐渐记录下来，出现医药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流传推广的作用。
《帝王世纪》中记载，伏羲“味百药而制九针”，认为伏羲发明了医术。在很多古代典籍中也常提到医术起源于“上古三坟”。“上古三坟”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孔子在《尚书》中说过：“伏羲、神农、黄帝，谓之上古三坟，言大道也。”而现代有学者认为，所谓“坟”就是用来刻字的泥板，“上古三坟”，也就是记录了伏羲、神农、黄帝言行的泥板典籍。历史上有伏羲画八卦、神农遍尝百草、黄帝辩论医道的传说，与伏羲密切相关的阴阳神学是医术中医的理论基础，所以认为医术中医起源于上古的伏羲、神农、黄帝时代。
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相传起源于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中药最早的起源，是在不断尝试中累积的对药物性味功效的认识。《黄帝内经》相传为黄帝所做，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包括《灵枢》《素问》两部分。其中，《素问》基本上是黄帝询问，岐伯作答，以阐述医学理论。后世称中医为“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也被后世尊称为“华夏中医始祖”。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在原始社会已创造了远古文明，中医药学于彼时已经萌芽，流传着有关中医药起源的“三种观点”，以及后人研究论及的“两条源流”之说。
中医药起源的“三种观点”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各种各样的人类疾病。从考古挖掘出来的古人类化石中，经常可看到古代人患有各种疾病。例如，河南成皋广武镇古人类遗址发现15个古人类下颌骨，其中10个生前有轻重不等的牙周病。原始人类的口腔疾病，主要有氟牙、龋齿、牙齿磨耗等。也发现有创伤性伤口，头盖骨伤痕，有利丸器物、圆石棍棒打击的痕迹等。骨性疾病也很普遍，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脊椎变异、股骨弯曲、骨髓炎等。
从古文字和古代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中可以推测，神农是通过尝百草知道药性，通过荼来解除毒性。神农的认识不是生而知之，而是从实践中认识植物的药性。他也经常失误，经常中毒。除了药，中国先民还发明了砭针或砭石。出于生存和保健需要，医疗活动随之应运而生，并产生有关中医中药起源的三种代表性观点。
“动物本能” 这种理论认为，得了病的动物在自然条件下，会产生某种自救治病的本能，会本能地寻找某种草药拯救自身。例如猫误食了有毒食物后，会本能地喝水和采食解毒植物，如紫苏叶。人类也有这种本能，或者说人类发展了这种本能，并逐渐演变成中医药。这种理论指出人的生物学本性和动物求生本能的继承性，固然与中医药的发生、发展有某些联系。但人是万物之首，人与动物有着本质区别，人类识别药物、治疗疾病的手段，是无法全部用“本能说”来说明的，因此这种观点缺乏科学性，有其局限性。
“圣人造医” 这种理论认为，中华先民中的圣人发现了治病良药，由他们传授给民众，民众才知道药性。《淮南子·修务训》说“圣人出，医方兴，医道立”，或许就是说中医药是圣人出现后才产生的。《帝王世纪》说“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还有的典籍上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淮南子·修务训》指出“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尝一日而遇七十毒”。无论是伏羲、神农，还是黄帝、岐伯，无非是说中医药是由这些圣人创立的。当然，在中医药的创立和发展进程中，不可否认一些优秀人物的杰出贡献，但是绝不能认为中医药是由某个圣人创造，更不是在历史确切的某一天创立的。
所谓圣人，那是古代先人对优秀人物的一种仰视的心理现象。由于个人在自然界的弱小地位，期望有圣人拯救自己。这种圣人观，是人类早期的一种自我认知现象。从积极方面认识这些古老传说，可以把这些圣人看作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代表。这些传说也说明了中医药是从实际中来，创立中医药的正是生活和实践着的一代又一代人民群众。
“实践出真知”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认识来自实践，实践出真知。人们关于医药的知识也来自实践。
一方面，来自生产劳动的实践。人们在实践中渐渐认识到一些植物的性质，如热性、寒性；又在生活中积累了一些疾病知识，并在不断实践中认识到某些植物具有某种功能，能治某种病。1972年在河南新郑县出土一枚砭石，一端圆形，可按摩；另一端呈三棱锥形，可针刺，可放血。1978年在内蒙古发现青铜针，也发现过陶针、骨针。箴是竹字旁的，从文字学上可以判断，中国先民也曾用竹针治病。中医药的产生，正是来自像神农一样的广大民众千百年来的实践成果。
另一方面，是通过与疾病作斗争的不断实践，形成对疾病病性、药物药性的感性认识，并不断经过实践体验和提炼加工，积累起医疗经验。起先是对某种疾病、某些植物以及对疾病和植物的关系产生感性认识，然后累积而成某种经验，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扩大和认识的扩展，在漫长的岁月中认识了更多具有一定治疗功能的植物、动物及矿物，又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这些认识是否正确。比如，随着实践的深入，人们逐渐加深对一类植物（动物或矿物）与一类疾病之间对应关系的认识；有些疾病，吃了某种植物有所好转，这种植物可能对这种疾病是有效的；有些植物吃了无效，还有些植物虽有效，却有毒，必须控制用量等。这些认识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形成，也表现为中医药发展的一种萌芽状态，是人们对于不同动、植物与某些疾病之间关系的不断认知，逐渐形成对于疾病与药物相互关系的更多认识，形成中医药博大精深的理论基础。
中医药起源的“两条源流”
中医药发展到现在已有五千年漫长历史，具体时间因无确凿的史料佐证而无从查考。但后人研究认为至少有两条源流，可以帮助和引导我们找到它的来龙去脉。
源流之一：中医药源于生活实践 流传久远的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是中医药史中最有影响的医药神话之一。《中国医学史》认为：中国医药之起源，历来有尊伏羲、神农、黄帝为医神者。有尊伏羲“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间接说明了针药的渊源；有尊“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关于中药，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有尊“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者。天地生人，人生病，其中一些俊杰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经验积累，逐渐积累了一些药物与治疗知识，并将他们见到的疾病表现、治疗经过及获效的道理，用简单的语言传达给后人，中医由此而诞生。从商墓出土之药丸可知，三千多年前的中国医学已相当进步。
中国第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即是借黄帝与岐伯之口，传达中医学流传千古的理论体系。此外，燧人钻木取火，使人们脱离茹毛饮血的生食时代，保护肠胃；巢氏构木为巢，使人们避开禽兽虫蛇的侵扰与外伤。灸法起源于我国北方高寒地带，“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是适应北方居民的居住条件、生活习惯和发病特点而产生的。汤剂之创始者伊尹“以滋味说汤”，《吕氏春秋》记述伊尹答商汤有关烹调问时曾有“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姜、桂既是调味品，又是常用药，故有“医食同源”之论。同时，2500年前的《黄帝内经》已经有较细致的记录人体内脏器官的形态、大小、容量等人体解剖记载，还有对人体呼吸、循环、消化等功能认识的记载，既有专篇论述，也穿插于其他篇章。
源流之二：古代哲学思想成为中医理论基础 有种说法认为，古代巫、医同源，中国传统医学一方面诞生于早期人类的探索，同时也与远古时期人类之神灵崇拜、宗教起源糅合在一起，从而使中医具有极其鲜明的人文医学特征。
医学起源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典型体现在“卜医”“巫医”的关系上。《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远古先民在原始宗教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祈求“神灵”保护，消灾灭疾的“占卜”由此产生，给原始的医疗活动披上迷信、神秘的外衣。所以，中国古代医和巫密不可分，两者往往连称“医巫”，人称为“卜医”。这些“巫”者除用祈祷、占卜等办法外，也有使用药物，以及运用原始的医具，像箴石、骨针、骨锥、牙刀等，进行某些医疗活动。再后来，医学转向临床与学术，巫则基本上转向神秘主义。
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从巫术中分离，并引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五运六气”等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营养，成为中医理论的灵魂，使其临床经验得以升华，这也正是中医有别于其他传统医学的根本所在，是中医得以历代传承的根基所在。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医学逐渐渗入天文、地理、社会、心理等学科。中医药根植于中国文化千真万确，离开了中国文化，中医药难以持续发展，这也是中医药起源所决定的历史定位和成长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