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圣僧的多元创造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导 论 圣僧的多元创造

作为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Bodhidharma,约卒于5世纪30年代)是国人最熟悉的古代高僧之一。自唐代开始,他的面谈梁武、九年面壁、一苇渡江、只履西归等种种传说便开始产生广泛影响,融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从后藤大用早年做的资料统计来看,佛教内部创作和整理的达摩传记至少有85种之多,[1]这还不包括当代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但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却让我们对这位熟悉的僧人感到越来越陌生。自胡适声讨禅宗附会达摩传记、否定达摩传说的历史意义开始,[2]到佛尔(BernardFaure)明确将达摩视作一个“文本和宗教范式”,[3]曾经高大伟岸的菩提达摩在学术立场上已被解构为一个没有实体的幽灵,缥缈的身影在历史的远方若隐若现。[4]

近代以来从史学角度入手的菩提达摩研究,[5]在破除达摩神圣光环的同时,却最终也没有建构出作为“凡人”的菩提达摩形象。原因很简单,“文献不足征也”。换言之,除非有新的资料发现,否则有关菩提达摩真实情况的考察都不可能再有任何进展,以史传为旨归的研究已经走到瓶颈。因此,有关达摩的研究,似乎应该转向另一个维度。解构式的历史研究当然有很大的学术意义,其能够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但与此同时,以“判断真伪”为旨趣的研究却也容易让我们忽视研究对象作为思想史、观念史、信仰史等常常建立在“虚拟预设”(而非某个真实实体)上的意义。当事件的真实不可得时,追寻思想或认识的真实情况和演变过程,便成为另一条接近古人心灵和古代世界的途径。

面前的这本讨论菩提达摩传说和另外若干佛教圣传建构要素的小书,便是这样一种尝试。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可以发现笔者的旨趣并不在于考证传说和传说人物的真实渊源,而是在反复思考如下几个问题:到底有哪些力量参与某个传说的创作,最终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的公共知识?佛教的传说和人物形象的创造是否只是佛教徒的行为?在一个文化圈子里初步成型的传说人物在相异的文化圈子里是如何被诠释的?有时明显是“误读”的跨文化诠释是否具有某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创造力?不同文化圈子对同一个传说人物或圣化要素的不同诠释,是否会激起彼此间的争执批判?二者是否又会达成某种妥协?带着这些问题,本书的研究实际是要借达摩等标杆式、箭垛式人物,切入语境变迁、文化交涉等既有趣又复杂的问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就会发现,有关达摩、龙树、锁骨菩萨等传说的认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将被演化出多么有趣的一些面相。

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的The Eminent Monk: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被誉为当代中国僧传研究的经典,此书强调僧传多遵从“模式化”“典范化”的书写范式,因此并不反映传主的真实情况。[6]这一观点非常有启发性,所述现象真实存在,但观点本身却可能会产生一些“流毒”。当下不少研究爱走偏激路线,将传说人物化简纳入某些类型,认为所有的传说或圣传记载均与真实无关,都是撰述创造和典范化书写,从而导致佛道圣传的研究彻底丧失史学意味,流为小说家言。这一问题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中尤其严重。首先,这种类型学式的圣传研究常常使研究工作丧失发现文本撰述逻辑与书写策略的功能,而仅将传说的形成过程做以极端化约,无视传说形成过程的复杂曲折,使研究沦为毫无新意的块状形态,“为了分类而分类”。其次,如果将此认识推到极致,那么所有的历史记载都将与历史无关,一切历史都终将沦为虚无。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成果已经很多,并不需要笔者在这里浪费笔墨。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传说这样极端的例子里,“历史”也并不总是任人摆布的玩偶。笔者并不否认很多传说表面上确实没有历史的痕迹,但我们却能从中看到闪烁的“历史记忆”。事实上,已经定型的历史记忆(尽管与历史本身仍旧不同),会影响传说内容的创造和比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情节可以出现在某个传说人物身上,而如果附加另外一些情节,传说便会因违逆“常识”而无法取信于人,最终难以流传。

鉴于圣传传说本身具有文学、历史记忆、宗教典范等多重属性,相应的方法论也当突破单一范式。本书主张坚持基本的历史学立场,以文献考据入手进行资料整理,以叙事学介入文本撰述分析,以宗教比较学讨论不同信仰传统之间的交涉情况,最后从哲学或思想角度揣摩古人内在世界,尽量呈现传说形成和演变过程的复杂性。相信综合多种方法的研究范式,会让我们在具体问题上收获更多发现。

除本篇导论外,本书主体内容分为八个章节和一篇简短的结论。第一至第五章专门研究菩提达摩的一苇渡江(兼一苇渡海)、九年面壁、安心对话、袈裟传法、只履西归等传说;第六章对《高僧传》亡化神异进行讨论,实际关注的是达摩“尸解”的更广阔文化背景;第七章分析中观学说祖师龙树菩萨如何被唐宋汉地人士改造为善于治疗眼疾的医疗神的过程;第八章研究佛教信仰中的锁骨在佛教、道教,甚至民祠等不同语境中,被赋予的不同信仰意涵,同时解析佛教锁骨与道教仙骨这两种流行于同一时段的信仰的互动关系。为更深入地解析二者的互动,第八章还附有一篇有关中古道教仙骨信仰的专论;最后,以“错位”“创新”“接受”三个关键词为中心,对本书的整体思路作一简要交代。

【注释】
(https://www.daowen.com)

[1]后藤大用:《菩提达摩传考》,《驹泽大学佛教学会年报》1936年第6卷第2号,第27—61页。

[2]胡适:《菩提达摩考》,《达摩禅学研究(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3]Bernard Faure,“Bodhidharma as Textual and Religious Paradigm,”History of Religions,Vol.25,No.3,1986,pp.187-198.

[4]东西方有关菩提达摩的严肃研究多恪守历史学的范式。日本方面对达摩的主要研究,可参见铃木哲雄:《唐·五代の禅关系论文分类摘要》《,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纪要》1993年第23号,第183—222页;包括胡适、汤用彤、吕瀓等国内学者的重要研究,被广州华林寺主编之《达摩禅学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2册)所收录;西文方面有关达摩之研究,见Heinrich Dumoulin,Zen Buddhism:A History,India and China,Vol.1(New York:Macmillan,1988),trans.James W.Heisig and Paul Knitter,pp.83-89.西方达摩研究中尤以佛尔最具代表性,他对达摩传记真实性的全面质疑,对当下相关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见其“Bodhidharma as Textual and Religious Paradigm,”History of Religions,Vol.25,No.3,1986,pp.187-198。对佛尔的回应,又引出马克瑞(John R.Mcrae)等人的文章,见John R.Mcrae,“The Hagiography of Bodhidharma:Reconstructing the Point of Origin of Chinese Chan Buddhism,”in John Kieschnick and Meir Shahar,eds.,India in the Chinese Imagination:Myth,Religion,and Thought(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4),pp.125-138。东、西方学界对达摩的研究实际涉及宗教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争辩,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和讨论,见龚隽:《欧美禅学的写作——一种方法论立场的分析》,《中国禅学》2004年第3期,第236—255页《;作为思想史的禅学写作——以汉语语境禅学研究为中心的方法论考察》《,佛学研究中心学报》2000年第5期,第79—112页。对中、日、西方禅学和禅宗研究学术史的整体梳理,可参考龚隽、陈继东:《中国禅学研究入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8页。

[5]其中最典型的研究,除前注所列外,还包括林岱云:《菩提达磨传の研究》,《宗教研究》1932年第9卷第3号,第62—76页;松本文三郎:《达磨の研究》,东京:第一书房,1942年;关口真大:《达磨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7年;柳田圣山:《达磨の语录》,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等等。

[6]John Kieschnick,The Eminent Monk: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 ra ph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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