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苇渡江”到“一苇渡海”——菩提达摩新神化形象探研
根据现有文物而论,宋金以来,一种僧人站立在水面上的图像成为较流行的铜镜镜背造型之一。学界普遍将此类镜背图像与达摩祖师传说联系起来,并将铜镜命名为“达摩渡海镜”或“达摩航海镜”。然而2013年杨玉彬对此提出异议,强调传统佛教史料中并无达摩站立渡海的传说,因此这类镜背图像应该是指达摩“一苇渡江”,铜镜本身也当更名为“达摩渡江故事镜”。[1]杨玉彬的观点很有道理,但对相关问题的追问却不应止步于此,其讨论给我们留下的问题远比其所解决的要多。既然佛教文献中不存在展现类似“达摩渡海”形象的材料,而“一苇渡江”又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那么为何今人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渡海”为铜镜命名?对“达摩渡海”图像的“错判”,是否暗示着新的达摩神化形象在大众心中的显现?最后,是否真的不存在确然表现“达摩站立(在苇草上)渡海”的文献依据?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将对达摩因“渡江”而“渡海”的新神化形象的形成脉络进行完整探索和深度挖掘。(https://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菩提达摩是禅宗追认的西天二十八祖和唐土初祖,生平资料在数十种文献中得以保存,[2]但相关记述富于神异色彩,并呈现出层累的人物形象塑造现象。20世纪上半叶胡适就对达摩传记提出严肃质疑,认为“我们剔除神话,考证史料,不能不承认达摩是一个历史人物,但他的事迹远不如传说的那么重要”。[3]现当代学者多继承胡适这一旨趣,以历史学(尤其是文献考证)方法对达摩进行解构剖析,已获得不少优异成果,揭开了围绕在达摩周围的部分迷雾。[4]然而,历史学的常规研究旨趣往往忽视对并非史实的“神话”的考察,[5]导致有关达摩传说的研究仍留有很多待挖掘的土地。[6]本章主要尝试以达摩“(一苇)渡海”形象的塑造为中心,对相关文献和图像进行考察,阐明超越文字材料的新神化形象的产生过程,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信仰和观念问题。总体而言,笔者认为达摩“一苇渡海”的新形象,是“一苇渡江”形象在明清以来的演化或变异。以下讨论分四个部分,首先对佛教内部达摩渡海传说进行总结;接着对一苇渡江传说的演变过程进行爬梳和讨论;继而通过文献和视觉文化资料来论证“一苇渡江”与“一苇渡海”之间的关系;最后点明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