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体系构建的历史演进研究
对一套理论体系内容与结构的全面探究，须首先梳理其学术史，在此基础上理清关于该体系构建的历史脉络，进而探索其发展趋势。
王立胜[1]以该理论体系的构建为中心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回顾，详细总结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五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至70年代，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反思与创新；第二阶段，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而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新体系；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初，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争论；第四阶段，2000年代中期至2014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讨；第五阶段，2015年至今，致力于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他认为，在上述第一阶段就确定了以《资本论》的方法和体系为体系构建原则，第二阶段的理论框架则在借鉴《资本论》逻辑的“生产—流通—再生产”体系基础上，包括了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内在逻辑为体系、以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和规律为体系以及借鉴西方经济学逻辑的“运行—发展”体系改革的内容；第三阶段开始以全球化视野考虑“中国经济学”的体系构建问题；第四阶段主要体现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探讨。针对第五阶段，也就是现阶段，王立胜详细论述了围绕《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展开的相关专题研究成果。
丁堡骏[2]则从两个历史阶段的建设实践来分析问题。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又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一阶段，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殊性就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从“前三十年”过渡到“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两个历史时期都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它们二者之间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差别而不应该是根本性差别。他认为，从两个阶段的建设实践可以概括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要重视对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材料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尹庆双和肖磊[3]则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从1978年到1992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时期；从1992年到2012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时期；从2012年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入新时代。针对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们认为，应当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着力推进体系创新、应用创新和融合创新，实现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https://www.daowen.com)
张旭[4]从话语转变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沿革问题，认为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划分的根据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以传统的计划经济学为核心的研究，围绕“计划经济”展开。由于围绕“计划经济”展开，其主要范畴表现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及其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格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等等。随着对经济体制改革初步设想的形成，又逐渐将“鞍钢宪法”“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等内容融入进去。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研究，围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展开。根据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成果，将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计划调节下的商品经济等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第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研究，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开，一系列概念范畴和理论判断进入政治经济学话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两个毫不动摇；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完善市场体系；制度变迁与制度设计；股票、期权、金融化；现代企业制度；治理结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等等，全面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张旭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变迁的来源，是在实践基础上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现代经济学最新成果的吸收过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变迁的动力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展现。
程言君、王鑫与程昊[5]总结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建构发展历程具有阶段性、多样化和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性特征。他们认为，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与时俱进的“变”与人民当家做主或人力产权当家做主历史本质一以贯之的“不变”，辩证统一地决定建构发展的历史走向，是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及日益以“人的逻辑”聚焦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王瑶与郭冠清[6]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实践上源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们认为，从理论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更清楚地将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识别开来。他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并结合对比分析，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四个方面基本特征：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性”特征，二是“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的“科学性”特征，三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国别性”特征，四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实践性”“时代性”特征。他们还对以上四个基本特征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当今表现形式进行了研究，对剩余价值理论是否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分析，并对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对“国家”忽略的“潜在动机”和“隐藏理由”进行了深层次探索。
贺卫华[7]认为，改革开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过程，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过程。他指出，时代变革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既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又提出了强烈的现实要求，因此应该以问题为导向，以改革开放实践和现实国情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