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资本论》的立场与方法
张雷声[2]认为,《资本论》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进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典范。唯物史观及其运用的原则即客观性、实践性、历史性是在马克思为《资本论》创作所做的研究准备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本论》渗透着唯物史观运用的原则,并通过社会基本矛盾在经济领域的运动、社会历史规律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发展变化而展开。因此,《资本论》关于唯物史观的运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体系建构融入唯物史观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人民的经济学”为本质,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矛盾分析的思维方式,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并且反映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王立胜[3]认为,社会有机体范畴是研究《资本论》的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范畴、体系。时代主题的变化要求我们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坚持的矛盾论的叙事而重新回到社会有机体整体下的总体叙事。这就要求我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需要辩证地认识,因为社会有机体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是一个联系的、交互的、渗透的有机整体。同时,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强调较短时期的具体过程和某一个国家、某一区域的具体模式,这样的理解才能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是着眼于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应该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专门研究,要抓住较短时间阶段性的特征以及中国的具体模式,也就是狭义的政治经济学。这当然也需要借鉴参考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成果。(https://www.daowen.com)
丁堡骏[4]认为,运用《资本论》的世界观方法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要坚持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我们首先要跨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这个峡谷,要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灭亡。我国现在农村一家一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宜使用私有化的观念,而应当让它走自由发展的道路、自由联合的道路、奔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样才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生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两者的辩证统一。
余斌[5]认为,我们应当全面理解和把握《资本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斯大林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及经济管理,尽管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但是研究对象的范围狭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升级,以及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我们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不能停留在初级阶段,而应当不仅说明这个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和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对它为什么必然会被更高的阶段所代替提出理论阐释。同时,余斌[6]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包括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严谨的逻辑辩证、批判与借鉴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分,同时还包括对其他经济学说的批判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