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党和国家对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宋笑敏[1]将其分为三个重要时期和节点：第一个时期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四大期间，十四大第一次提出“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概念，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提法的雏形。第二个时期是党的十五大至十八大期间，以股份制为实现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经历了从概念的提出、界定到逐步发展的过程。十五大报告阐述了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的重大意义，指出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行效率，股份制的性质取决于哪种经济成分控股。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个时期股份制作为混合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经历了逐渐丰富发展的过程。第三个时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首次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含义、目的和定位，并在政策上做了具体规定。《决定》中经济方面的第一部分独立设计一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国内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混合所有制的认识
简新华[2]认为，混合所有制就是所有制多元化的经济，从单个企业或者说经济体来看，不是单一所有者而是多种所有者共同所有的所有者多元化的企业或者说经济体，而且这里的多种所有者必须是同时存在私人所有者和公有成分，如果多个所有者都是私有者或者都是公有者，就不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或者说经济体，而是私有制或者公有制企业或者说经济体；从总体上看，就是所有制结构是由包括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和两者以各种方式结合而成的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在内的多元化所有制经济。必须在坚定不移地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注意防止因为只关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而忽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致公有制经济的比重继续下降。只有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才能不断加强，而不是削弱。
傅尔基[3]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多元多样产权结构为基础的，是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主导的所有制经济形态。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近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融合发展的主导所有制经济形式，其实现基础则是依法独立自主及其权能充分运用的不同性质的产权主体，主要采用股份制形式，借助发展了的资本要素和信用市场，特别是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相互参股或持股，形成多元多样产权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经济制度演进客观规律的需要。程承坪、黄华[4]认为，现阶段我国不能跨越私人所有制直接进入公有制，而必须选择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混合所有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并从国民“公”与“私”价值观的融合、现代管理理论演进、现代市场机制的吸收三个方面来形成一种能够兼容各种价值观的文化基础，促进多元主体融合运营的微观组织基础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基因，进而通过建立良好的文化融合机制、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和现代市场运行机制来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妥善解决人们心中认为的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与适应国际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地位塑造的矛盾，助推我国“五个全面”发展战略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
武鹏[5]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认为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改革的内外部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要进一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仍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为此，加快推进管制放松和引入竞争方面的改革，提升非公经济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发言权，建设全国性的中小企业股权交易平台，完善相关制度细则，是当前迫切需要推进的工作。
董梅生、洪功翔[6]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质就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显著提高了民营化企业的效率和社会福利，因而是卓有成效的。之所以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再继续进行民营化改革，是因为进一步剖析发现，混合所有制企业效率和社会福利更高，且主要分布于垄断行业，所以垄断行业更适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内在机制符合“效率论”和“公共利益理论”，这与国内外垄断行业逆民营化现象和民营化效果不佳的现实一致，与坚持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一脉相承。
龙斧、傅征[7]通过对西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属性的辨析，而对所谓中国“终止论”进行评价。他们认为，一个经济制度下的各种宏观制度安排、企业微观形式都会对一个社会的主导价值做出本质性、根本性决定。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的政治与社会属性只能是由一个既定经济制度的性质、目的、利益代表性来决定。无论社会主义“最初阶段”还是“初级阶段”，都是如此。
2.混合所有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初的目的是引入民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改革实践证明，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效推动了我国经济稳步发展，混合所有制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效果明显。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出现和发展，主要源于打破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改革，源于寻找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助于“走出去”，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
周娜、鲍晓娟[8]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两条脉络对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论述，认为政策制定包括萌芽与探索、初步发展、推动与融合、分类与深化四个时期，学术研究分为经验总结、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创新研究四个阶段。
邹俊、汤吉军[9]认为，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在现实推进中困难重重，理论和实践表明沉淀成本的影响不容忽视。对沉淀成本进行理论溯源和分类拓展，探寻经济性与制度性沉淀成本的不同构成，可以发现，经济性沉淀成本对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演化路径形成制约，而制度性沉淀成本则型塑了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变迁。降低沉淀成本，完善混合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路径，一是推进国有企业兼并重组，降低经济性沉淀成本，完善混合制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加快制度创新，降低制度性沉淀成本，构建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制度保障体系；三是打破利益结构，推进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四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混合制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https://www.daowen.com)
伍开群[10]认为，历经40年改革，在经济发展中，混合所有制国企占据主导地位。他运用经验分析与制度分析，解释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为什么表现为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经验上，相对私有制民企，混合所有制国企效率低下；理论上，混合所有制国企性质与定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存在行政干预、目标冲突问题，导致混合所有制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国企混合所有制表现为过渡性制度安排。他认为，混合所有制国企的演变方向应当是：控股型国企向参股型国企、优先股型国企过渡，即国资减持股份，同时，民资增持股份；最终国资全部撤离竞争性领域，甚至退出营利性领域。混合所有制国企的演变路径表现为从低效到高效的过程。
龙斧、薛菲[11]认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很有必要，而向企业介绍某种新的资本结构组织形式也未尝不可。但将主观选定的某种问题颇多、效益低下的企业微观资本组织形式与宏观经济制度概念进行“套叠”，且为了使这种“套叠”看起来合理，更改这个本已在理论上得以科学确立、全世界普遍实践的宏观制度概念内涵，硬套一个所谓“微观层面”，则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或概念科学性问题。他们通过论证进一步表明，“非市场性交叉持股”所产生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对国有资产、资本、资源及其所赋有的权利、利益的政治经济性再分配。
张文魁[12]认为，混合所有制是我国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混合所有制受到冷遇、国企改革进程也慢于预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复杂、严密的国资监管体系与混合所有制难以兼容。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去监管行股权，而且要降比重、“搭便车”。国资监管体系的去监管改革，与国企跨越股权结构拐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会相辅相成。一方面，去监管改革将使财产权利逻辑逐渐取代政府权力逻辑，使非国有股东的权利和作用得到更多保障，使混合所有制比较接近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跨越拐点的混合所有制，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引入财产权利逻辑来抵制政府权力逻辑，促进监管体制转向行使股权的体制。
张冰石、马忠、夏子航[13]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开放国有企业非公资本准入，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融合基础是实现国资与非公资本的优势互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利益保障是明晰国资与非公资本的产权关系，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结构支撑是重塑国有资本管理体系，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保障是完善多层级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上述五个维度的理论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分析结论构成了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对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核心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李红娟[14]认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入关键期并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如要加快改革的进程和提高改革的效能，需要做到：一是厘清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理念，包括明确和统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理念，摒弃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偏见，理顺国企“混改”与国有资产流失关系，明确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路径，区分国企“混改”与国企改革之间的关系；二是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包括完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法律法规，出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优惠政策，提高国企改革配套政策的协同性和精准性，建立健全改革创新容错机制；三是利用资本市场形成定价机制，包括拓展资本市场化定价渠道，完善资产评估定价机制，健全定价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四是健全现在企业产权制度，包括调整国有资本控股比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企业加快制度创新。
杨松令、孙大卫、刘亭立[15]基于产权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国有资本投资对企业创值能力的影响机理，并尝试构建基于创值能力最大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最优股权结构模型。研究发现，首先，国有资本受其自身双重属性的影响，会以牺牲再投资的经济机会回报来实现一定的社会效益，因此，对国有资本投资效率及被投资企业创值能力的考核，应在考虑收益耗散的基础上进行。其次，国有资本的投入将为企业带来附带性收益，增加债权人的信心，实现企业债权资本成本的递减和财务柔性的提升，进而增强企业的创值能力。最后，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企业的创值能力与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股权比重息息相关，企业只有充分利用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福利属性，才能赢得运营效率的最优化，从而实现自身创值能力的最大化。
王曙光、徐余江[16]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宏观视角下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即垄断领域向民营资本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民营企业发展，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指标相对优良；微观视角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即企业内部实现股权混合，并未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绩效明显优于民营企业。他们认为，应以构建市场化环境和促进市场开放竞争为原则着力推进宏观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而以尊重企业自主决策为原则谨慎推进微观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
郝阳、龚六堂[17]经过研究认为，“混合所有”的股权结构提高了公司绩效，但国有资本之间的股权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没有正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参股增强了国企管理层的薪酬和离职对业绩的敏感度，国有参股减轻了民企的税负和融资约束，并且在市场化越低时异质性参股股东对绩效的影响越积极。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体中，“混合所有”有助于弥补市场化的不足，异质性股东的“互补”使企业发挥了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优势，但需要避免在改革中引入新的不平等或低效率。
许为宾、周建[18]研究发现，提高混合主体的股权制衡度对缓解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有显著的积极效应。但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权方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国有控股企业中，实施国有+外资混合股权结构以及国有+外资+民营混合股权结构，均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当混合股权结构中只包含民营股东时，混合主体的股权制衡度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则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经理人代理效应是混合股权制衡度影响国企过度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非效率投资问题的解释力相对更为有效。
段远刚[19]认为，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提高国有经济竞争能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快速增长。当前，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着力加以研究防范，以期更好地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促进国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刘钊宏、付华[20]认为，金融改革作为国家改革发展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我国国有金融企业虽然在股权结构上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但离充分市场化的现代金融企业运行机制仍有较大差距。要进一步推进国有金融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就要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加强相关配套保障措施建设。
汤吉军、刘仲仪[21]基于金融市场结构视角，分析国有银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效率问题，以“囚徒困境”为理论基础阐述了国有与非国有金融之间的竞争策略，透视出它们之间合作与竞争机制的障碍所在。在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大背景下，更需要积极探索国有与非国有金融机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结构问题，寻找有效合作与竞争机制，完善和发展金融市场秩序，以更好地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张涛、徐婷、邵群[22]以2010～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重点比较不同类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财务绩效，并对工业企业国有资本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全面评析，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实现规模效应、提升财务绩效、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进而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管理的政策建议。
郭雅静[23]对中国新闻传媒业混合所有制进行研究，认为无论是过去单一的国有制还是现在的混合所有制，党管媒体的原则决不能动摇。当然，不同的所有制，党管媒体的方式有所不同。对于过去国有制的媒体，党管媒体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而在混合所有制下，党管媒体如何能更有成效，需要不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