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研究
简新华[12]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过剩经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供求基本平衡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实现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协调配合，关键是合理、有效纠正“市场失灵”和克服“政府失灵”。
乔洪武、孙丽[13]认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的“两手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之一。所谓“看不见的手”，是由斯密率先提出、哈耶克深入挖掘和全面论述的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的“无形之手”。由这种“无形之手”形成的秩序相较于“有形之手”建构的“人造的秩序”，具有更多优点。而“看得见的手”这一概念在西方经济学的语境中至少有四种内涵，除了第一种外，其余几种包括肯定政府干预、反对自由放任的内核。因此，“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背后隐含着鲜明对立的经济伦理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政治经济学中的“两手论”，其蕴含的第一个经济伦理取向就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伦理的彻底否定，第二个经济伦理取向就是要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打造成托举和呵护“看不见的手”之手；而更重要的第三个经济伦理取向就是要让“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合力，在经济发展中运用这种合力的优势来赶超先进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白暴力、董宇坤[14]认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手合力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构成了“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社会总产品实现理论构成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论”的理论基础。“两手合力论”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具体现实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市场决定性作用论”重新对市场作用进行定位，开辟了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路和政府管理新模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论”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效率保驾护航。“两手合力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陈建华[15]认为，目前，由于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职能错位，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行政性垄断和市场性垄断两种现象，市场主体通过生产寻利与寻租两种行为同时并存，市场活力不足，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政府与市场角色和职能重新定位与良性互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应当简政放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破除行政性垄断，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应当运用制度改革促进有效竞争，规范资本集中，抑制市场性垄断，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充分发挥好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完成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三去一降一补”。都本伟[16]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学争论最多的基础问题。他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变出发，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认识：第一，市场作用的发挥受到市场失灵及市场缺陷的约束，因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有条件的，即有条件决定论；第二，政府作用的发挥受到政府失灵的约束，因而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有边界的，即有边界主导论；第三，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是动态调整的，即有阶段合作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认识对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张新宁、康乃馨[17]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它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并在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时，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重大原则，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充分体现和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激发了政府和市场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张新宁[18]认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其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重点和起牵引作用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要坚持“马学”为魂，马克思主义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是我们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灵魂；要坚持“中学”为体，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和导向意识，积极面对、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要坚持以“史学”为鉴，回顾和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界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相关理论问题的争论，准确把握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实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要坚持“西学”为用，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要借鉴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扬弃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成分。(https://www.daowen.com)
曾宪奎[19]认为，支撑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这一理论极端强调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作用，对政府干预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持强烈反对态度。哈耶克的理论具有三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忽略了资本主义的部分秩序来源于垄断寡头和政治家的人为控制，二是无法解释广泛存在的“市场失灵”等问题，三是忽略了政府调控行为的自我调整能力和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潜力。多年来，以哈耶克理论为支撑的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理论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支持者正努力谋求对我国的改革进程施加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和批判哈耶克的错误理论。
杜磊[20]认为，充分的信息是政府与市场做出科学决策的基础，而信息不完全不仅会导致市场失灵，也是政府失灵的重要致因之一。因此，信息是政府何时、何种程度引导和干预经济的决定因素之一，政府与市场信息资源的占有情况对政府干预行为的决定具有重要影响。大数据时代所具有的信息聚集、处理和加工能力，以及由此衍生的统计、分析、预测等重要信息产业，将对传统经济中政府与市场所能掌握的信息资源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带来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对此，政府需要根据新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和准备，以更好地迎接大数据时代带来的信息资源冲击。
胡德巧[21]认为，当前，国内外形势严峻复杂，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要善于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中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全国一盘棋上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总揽全局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上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在培养实用人才上处理好发展教育和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关系。
李强[22]分析了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过程，认为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到“中国式现代化”，再到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思想，现代化是中国人的长期奋斗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全方位建设，包括了五位一体的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他总结了现代化道路中国经验的五大方面，即集中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中央的决策机制和严密的各级管理组织）、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全社会对体制改革的共识、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的产业化城镇化道路，并指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进一步探索的三大方面，即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