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研究
高岭[23]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资源配置的自然属性,不研究其社会属性;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失灵为逻辑起点研究政府职能,只研究“政府一般”,不研究“政府特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因而是科学的资源配置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一般”,政府的职能包括古典自由主义的“守夜人”职能、新古典主义的弥补市场失灵职能,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职能;作为“政府特殊”,政府除了要承担以上政府一般职能以外,还必须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具体环节中得到贯彻并进一步发展壮大。林光彬[24]认为,市场不会配置资源,市场只是商品交易的平台,是聚集、发布交易信息的平台,并且是事后呈现的结果,即市场平台观;市场上交易或行为的主体是组织和个人,即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是这些主体在配置资源;政府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市场和市场经济的最大行为主体,也是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奠基者、设计者、规划者、建设者和维护者,同时也是设租者,甚至不良的制度和政策会加剧市场的波动,这个可以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演进中清晰地看出来。由于市场中的组织和个人在资源配置中行为的短期化、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的全局性后果,政府、企业、家庭、个人这四类市场行为主体都需要国家和社会通过法律等强制力与伦理道德来约束。
杨大威、郑江淮[25]对20世纪40~70年代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20世纪50年代开始东亚国家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回顾,发现两个研究样本中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深度干预,造成了重大资源错配,但政策实践效果却完全相反。为了弄清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条件,在批判继承新结构经济学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战略性资源配置政策,指出稳慎地综合运用改革和战略选择两种手段,纠正资源错配和利用资源错配可以并举,以实现预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目标。
郑瑞强、曹国庆、石寒[26]认为,新常态下资源配置机制优化的重心在于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的协调。政府有效发挥作用必须遵循市场秩序,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时也应该兼顾良好的政治秩序,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高效协作表现为社会运行秩序形成。他们系统地阐述了资源配置机制的演进历程,比较分析了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机理,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秩序重构策略应当做到:良心为本,重拾个体层面的道德理性约束;契约至上,健全组织层面的规制体系;协同参与,完善社会层面的复合治理模式。(https://www.daowen.com)
陈新汉、黄文丽[27]认为,对于马克思提出的“人体解剖”命题,中外学者予以不同的解读。“人体解剖”所体现的社会自我批判是社会自我评价的特殊形态,需要特殊条件,具有特殊的深刻性。不能把社会自我批判的特殊条件理解为“通畅自由地对所处时代和社会”进行批判,也不能把社会自我批判理解为“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社会主义改革就是当今中国的社会自我批判。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和体制、机制更新所出现的深层问题,表明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限制由物化社会关系而产生的消极作用,这是当今社会自我批判的题中应有之义。
华民[28]认为,经济结构原本属于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经济结构应当达到三个目标:在实现全要素充分就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同时,能够确保经济资源始终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部门和经济领域。然而,由于对经济结构问题的认识有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按照再平衡、产业升级、全面赶超的结构理论,通过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形成了一种与中国现有的资源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的经济结构,从而造成经济增长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就业双双下降,以及经济体制向非市场化倒退的严重问题。为了让中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正视结构调整的“问题”,应当调整“结构调整”,适度放弃现有的一些结构调整政策,让市场而不是政策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