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

李雪阳^[14]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西方学界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全球化新阶段论”。该思潮认为，经济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的国籍正变得模糊，“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资产阶级政权”已初露雏形。然而，真相却是：跨国公司的国籍身份并没有消失，传统民族国家也远未消亡，一种具备“统一意志和利益”“自在且自为”的“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资产阶级政权”更没有成形。当前时期，我们仍需继续坚持基于“民族国家”与“竞争资本”分析范式之上的列宁“帝国主义论”，反对抽象且散发着机会主义气息的“超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最新演化形态——“全球化新阶段论”。

徐明棋^[15]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全球化的效应和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重性。一方面金融资本促进了分工和经济效率提高，使世界市场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失衡提供了对冲的融资规模，使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能够在失衡中继续维持。但是另一方面，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金融资本更加贪婪地在全球范围攫取超额利润，导致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虚拟经济过分扩张、金融市场动荡、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全球经济被“美元化”绑架、全球金融治理矛盾日益突出等。针对这些负面效应，世界各国需要在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全球治理，让全球化更加平衡地发展。各国也需要更多地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让全球化的利益更均衡地在各阶层之间共享。以利益共享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特征的新型全球化，将是未来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郑必坚^[16]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和平崛起的新现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是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或逆转，而是意味着当前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经过近40年发展，正呼唤一个重大转折点的到来。世界经济发展长周期带来的重心转移，意味着共同和平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将以新的动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https://www.daowen.com)

何自力^[17]以新时代中国倡导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为基础，认为在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不确定、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提出的中国方案宣示了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决心，也是中国倡导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推动世界经济平衡、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而做出的重要贡献。

张晨、卢江、周端明^[18]认为，长期以来，为了克服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弊端，全世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国家层面，通过实行国有化、计划化和福利化等措施，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缓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在国际层面，通过创建国际性经济组织、推进国际经济合作和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上述努力和探索虽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和弊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勾画了新的美好蓝图。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和各个国家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都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条件。一方面，只有在全球化条件下，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获得全面发展的能力，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阶级剥削，从而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实现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