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良心与道德的底线
张玲
我很庆幸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向命运妥协，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出卖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我很想对那些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打工的日子里会有许多苦难和挫折，汗可以流，泪可以淌，但良心和道德始终不能出卖。
那个冬天，我和同村的珍珍在广州火车站下了车，站在南方阴冷、陌生而繁华的大街上，我感觉我们自己就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我和珍珍来到一家餐馆打工，月薪300元，包吃包住。凡是店里的脏活、累活、苦活都是我们的工作，我和珍珍在店里是最没有地位的两个人，不但那个老板对我们指手划脚，甚至就连那几个小厨师也可以向我们吆三喝四。餐馆的生意很不错，这意味着我们会更加辛苦、更加被餐馆里的人呼来喝去。客人来了我们要满面春风地迎过去，小心翼翼而又快速地端上茶送上水。客人吃饱喝足走了，我们又得赶紧收拾干净桌子，然后跑到如同蒸笼的厨房里洗碗涮盘子。盘子还没有洗好呢，大厨又叫我们去洗莱；菜刚洗好了，二厨又让我们赶紧去剖鱼；正在剖着鱼，又听到老板在骂：怎么他妈的还没把盘子洗好，客人还等着用呢……只有等到夜里客人都走光了，餐馆打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歇上一歇；有的时候要是赶上那些半天也不走，几个人在餐馆里边喝酒边骂街的人，我们只好耐心地等，等他们走了，我们收拾完“残局”后才能收工，每天收工回到住的地方有时候都来不及洗漱一下，就累得倒在床上呼呼入睡了。
身体上的辛苦，一咬牙我们都能挺得过去。毕竟，我跟珍珍从小就在农村种地长大，什么样的苦都是吃过的。但最令我们无法忍受、倍感屈辱的却是来自经常在餐馆吃饭的男人的那些下流的挑逗，借着酒劲，吐着肮脏的酒气对我们俩动手动脚。一般情况下我们俩只能忍气吞声或者干脆假装不在意，因为我们毕竟知道，敢在店里明目张胆地放肆的大都是老板的常客，甚至是老板的朋友，都是不敢得罪的，也得罪不起的主儿。有时客人闹得实在过分了，我们便眼巴巴地望着老板，希望他能过来，即使不能给我们主持公道，也能帮我们打一下圆场，解除我们的尴尬。但可恨的是，老板要么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要么就是带着一种对那些男人赞赏鼓励的神情和笑容。老板的这个态度，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店里那些打工仔也经常在我们身上讨便宜，有一个小厨子甚至以在我们身上占便宜，然后看我们那个难受尴尬的劲来博取其他几个店里男人的开心。但我和珍珍，这个餐馆里仅有的两个柔弱的女人，除了愤怒地瞪他们几眼，骂他们几句，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每每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心在流泪、在滴血，我们都觉得做一个女人真痛苦，尤其是在广州这个无依无靠的城市里。
有一天深夜里，当我和珍珍刚躺下不久，那个平时对我和珍珍手脚就不老实的大厨突然闯进了我们的宿舍，这个一身肥肉的家伙只穿了一条内裤，满嘴吐着恶臭的酒气，说看看我们俩睡得怎么样。我和珍珍惊恐万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时大厨从内裤里掏出一叠钞票，故做潇洒地在我们面前甩了甩，然后含含糊糊地说着：“两个乖妹子，跟你哥哥我耍一盘，我给你们发一个月工资。”我拿出那把早就放在枕头底下的剪刀，故意在大厨面前晃了晃，大声朝着他怒吼道：“你这个王八蛋，今天敢对我们撒野，我就把你XX剪了。”我心头压抑了太久的怒火在那一刻全面暴发了。我不再是平日那个低眉垂目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大厨大概是被我的怒气和剪子的寒光给镇住了，或许是良心发现，他看了看我和珍珍，然后什么也没说，灰溜溜地溜出了门。大厨一走，我像虚脱了似的，无力地瘫软在那里，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和无助。几个月来努力控制的泪水在那一刻像决堤的山洪一样奔涌而出。这时珍珍早已是流泪满面。
第二天一上工的时候，我就向老板提出辞工，老板露出一副很怪诞的笑容对我说：“如果你是嫌钱少，跟我说一声嘛，我可以考虑给你加薪。你年轻，人又漂亮，只要你聪明点，我当然不会亏待你的，你要好好利用自己的资源嘛，这可比端盘子涮碗有前途啊?”说着说着，他就靠近我，将一只手伸到了我的肩上，我闪开后愤怒地对他说：“我就是在广州要饭饿死，你也别想在我身上讨到一点便宜!告诉你，我虽然没钱，但我有良心，有道德，我不是你想像的那种女人，我也不会做那种女人的，你别痴心妄想了。”说完，我和珍珍就离开了我们受尽屈辱的那家餐馆，虽然我们几乎是被那些丑恶的男人们逼出餐馆的，但我感觉我们离开的时候是高昂着头走的，毕竟我们守住了我们的良心和道德，没有做那些仅靠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来迎合那些男人的女人。
离开餐馆，我们口袋里只有几百元钱。于是我们又开始了在广州辛苦找工作的历程，但整整半个月过去了，我俩依然一无所获，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嫌我俩是来自农村没有文化的人，眼看着钱就这么要花光了，我俩心急如焚。那阵子真是灰心丧气到了极点，正当我俩准备收拾行李灰溜溜地离开繁华的广州的时候，我俩幸运地被一家公司录用了，工作很简单，做前台的礼仪小姐。
虽然这份工作给的工资不高，但我俩想起那半个多月求职期间的辛劳与焦虑，我俩早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做得很是起劲。一个月下来受到的赞誉颇多。一个偶然的机会，深圳总公司经理来公司视察工作，并要物色一名女秘书，还包吃包住，经分公司经理推荐，总经理接见了我。面试的过程出奇地顺利，我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被总经理录用了。她还当着我的面夸我：虽然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但我的气质比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还要自然和高雅。听了总经理的话，我很激动，第一次觉得广州的天很蓝。
临去总公司的时候，我大着胆子问珍珍可不可以跟我一块走的时候，没想到总经理非常通情达理地说她公司正好缺一个打字员，并问珍珍会不会打字，珍珍如实说不会，总经理的眉头紧锁了一下。也许是总经理看到了我和珍珍的感情很深，于是她很爽快地说：既然这样，那你过去可要抓紧时间练啊，在深圳不会操纵电脑近似于文盲啊。我们俩听了总经理的话，像小女孩一样地拍起了手，觉得能在广州这个世俗势利的商业社会碰到总经理这么好的人，真是太幸运了。(https://www.daowen.com)
到达总公司后我才知道，所谓包吃包住的意思其实就是吃住都和她在一起，白天在公司我是她的秘书，下班后我便是她的保姆。总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离婚已经多年，生的儿子现在跟着以前的丈夫过。但我想总经理对我和珍珍那么好，简直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我应该感激才对，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愉快地做着总经理的所谓“秘书”。
总经理的生活极为讲究。为了上班不迟到，我只好凌晨5点赶到很远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买菜，然后再回到家为她做好早餐。而自己却从来都顾不上吃早餐，便得赶在交通高峰前去公司上班。如果迟到了，那么按照公司的规定，不管你迟到的理由有多么充分，你这一天的工资也就没有了。下班后我不能在公司磨蹭就得赶紧跑回家开始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经常在我忙得满头大汗毫无头绪的时候，她却在客厅里跟着电视做着极不规范的健美操运动。白天我在公司里更是没有一点空闲，以前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只是替人接接电话，倒倒茶，送送报纸，所谓很轻松的秘书活，在深圳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想，深圳本来就是一个生活节奏快，工作节奏快的城市，更何况面对着一个在全公司上下以刻薄苛刻著称的中年妇女老板。我想起，在分公司的那时候总经理的慈眉善目，再对比现在苛刻到几乎是在刁难员工的总经理，真觉得判若两人。
珍珍在公司的处境也不好。毕竟总公司是大学生林立的地方，所以他们很看不起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珍珍，尤其在珍珍遇到一些不会打的字去向别人请教的时候，别人总是趁机抓住那个“机会”，刁难取笑珍珍一番。有的男员工，甚至还借着教珍珍打字的借口，对珍珍有意无意地动手动脚。两个女孩在冷漠势利的深圳大街又陷入了孤苦无助的地步。在外漂泊的时候，我常打村里那惟一的一部电话，让父母接听。父母总是在电话里问我在外面的情况，我怎么忍心说真话呢？她所受的苦楚，在父母那里总是要加倍的。所以我总是说我好得很，老板对我很好，员工之间很亲热，彼此之间像亲人一样。事实上，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势利冷漠的脸，这么多欺软怕硬的人，这么多城乡意识根深蒂固的人，这么多脾气古怪的人。我的总经理，她怀疑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像是警察一样命令我监视每一个同事的言行举动；总经理不许其他员工与任何客户直接打交道，怕他们以损害公司的利益“炒单”而赚取外快，并严禁我与同事或其他人有任何业务以外的交往，即使是正常的带有友谊性质的交往也是不允许的；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总经理有一天竟然跟我说，让我跟珍珍也要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交往。
再后来，用总经理的话说，为了避免我被“打劫”，她经常不发工资给我；又因为怕我太“粗心”，我的一应证件，都由她“保管”了。一天我下班回家坐电梯的时候，电梯里只有我和这座楼的一个保安。那个保安打量着我，然后对我说：“出来做事不容易啊!我来这儿半年了，你已经是她雇来的第三个保姆了。你老板脾气那么坏，平时会不会打你啊y”我一边往电梯外走一边说：“什么?打人?这是个法制社会，她应该知道平白无故打人是犯法的。”但是，话虽这么说，在我内心深处，我没有哪天不想着要离开这个所谓的“家”，离开这个脾气暴戾的总经理，离开这没有人情味的深圳。但我没有证件，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尽管在深圳已经待了近半年，但在她的管制下，我离开她连吃住恐怕都成问题。上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父亲说：“你不是说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吗？现在家里很紧张……”要不到工资，我握着听筒只能在这边默默地流泪。总经理去一次美容院或陪客户上一次茶楼，一出手即是成百上千元，而我有时候连上下班坐公共汽车都得向她要钱。她一元一元的给，居然也不怕麻烦。
终于，我实在忍受不了总经理的苛刻和同事员工的刁难，加之珍珍闲暇的时候也跟我抱怨说，她虽然学会了打字，但那些员工总嫌她打字太慢，耽误了公司的办事效率，她也不想在公司这么“憋气”地呆下去了。于是我鼓起勇气向总经理提出了辞职，她一听我要“甩手不干了”，居然勃然大怒，并且还叫嚣着要扣掉我的全部工资。为了发泄自己来公司以后所受的屈辱和不平，我第一次当着公司里的所有员工顶撞了她，我说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这是我的正当要求和权利。有两个公司同事私下里凑了路费给我，我谢绝了。我告诉那些好心的员工，即使她马上赶我出公司的门，我就是在深圳流浪乞讨也要找她要回我的血汗钱。也许总经理终于意识到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吧，在跟我拖延了一个月后，她到底只扣了我一个月工资，把以前的工资都按原数发给了我，并且把我的各种证件也还给了我。而我只想快速地离开这个公司，快速地忘掉总经理那张伪善的脸，所以即使她还欠我一个月的工资，我也懒得去争了。珍珍见我走了，她没等总经理炒她，自己也知趣地离开了。
我和珍珍又像半年前一样，重新踏上了漂泊找工作的路程，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两个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而言，工作难找仍然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那天，我们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一个我高中时代的同学。她染着一头金发，浓妆艳抹，看她那一脸得意的表情感觉好像在这儿“混”得不错。得知我们的困境后，她摇了摇头对我们说：“我现在在一家夜总会当小姐，又轻松又能挣钱，你们愿不愿去？”我吓得一哆嗦，连连摇头摆手。她笑了，很看不起我似的跟我说：“你以为做小姐是做鸡哟，其实做小姐也有不卖身的——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在我们夜总会，做小姐顶多也就是让客人摸一摸，根本就不用卖身，钱也没少赚，比打工强百倍，还不用成天看别人的脸色过活!”珍珍被说得似乎有点心动了，她试探似的问我：“玲子姐，咱们去试试吧，我看这工作我们是找不到了，到哪儿去人家都要那些大学毕业生。我们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啊!”我说：“我就是饿死也不干那种工作!不然，以后我还怎么做人，还怎么面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同学看拗不过我，也就不勉强我了，拿出400元钱对我说：“那你再碰碰运气，实在不行就回家吧。如果愿意跟着我干，就来找我!”她带走了珍珍。我没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的漂泊，珍珍已经改变到让人家随便乱摸做小姐的程度。
天无绝人之路，我后来终于被一家比较正规的玩具厂录用了。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我从普通的打工妹做到了部门主管。两年后，我带着一笔可观的收入回到了家乡，在家乡开了一家餐厅，生意很红火，我还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我活得很自信也很充实。我很庆幸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向命运妥协，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出卖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如果当年我跟她们一道去做了小姐，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彻底堕落(珍珍后来因为卖淫被劳教)，那也许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很想对那些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打工的日子里会有许多苦难和挫折，汗可以流，泪可以淌，但良心和道德始终不能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