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滋味
杨凯
成千上万的民工匆匆告别故乡，如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他们在别人的城市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现实，他们在城市人的不屑或同情中体味着活着的滋味。
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完全褪尽，成千上万的民工便匆匆告别故乡，如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他们又将骑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为市民送去一袋袋牛奶、一份份报纸；又将出现在沸腾的工地为城市建起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通衢。在辛勤的劳作中，在别人的城市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现实，在城市人的不屑或同情中体味着活着的滋味。
来自山东的小保姆
“我们那儿下雪了吗?”出门打工的山东小保姆小兰的家乡情结依然不减当初。小兰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总是只看半截天气预报。
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当济南市的天气预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后播放时，小兰的脸上马上有了阴晴变化：“噢!好!我们那儿下雪了”；或者，她默默地抽身离去，嘴里嘟囔着：“又是大晴天，庄稼肯定都干死了!”
这半截天气预报一看完，她立即忙上了手里的家务活，不再继续看下去。
山东，是小兰的家乡。
其实小兰的家并不在济南市，她的家乡是在距济南几百里的莱芜地区。只是在电视上，她无法找到山东莱芜那个小小的城市，更无法找到距莱芜还有近一小时车程的那个小村子。于是，她只好关心济南，这个离自己家乡最近，而电视里又播报天气预报的城市。电视里的山东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心中具像了的家园。
18岁的小兰来到北京已经一年半了，她到北京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2000年9月17日中午，初中毕业、因家庭困难没有继续升学的小兰正在家中干农活，她的五叔隔着沟地远远地喊她，说北京有个记者来村里采访，想顺便找个保姆到北京帮记者阿姨带孩子。小兰顾不上换衣服，趿拉着一双鞋就飞跑过去，她实在是太想出去打工了。一个小时后，小兰含着眼泪跟着北京的记者阿姨坐上了汽车，离开了她自从出生就从未离开过的小山村。到北京的第二天，记者阿姨给了她一大堆衣服，让她换着穿。小兰高兴地叠着衣服，而后，她怯怯地与阿姨商量：“我能不能把从家里穿出来的裤子寄回去?因为——我12岁的妹妹，还没有像样的裤子可以穿出去见人!”
莱芜地区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它的贫困主要是因为缺水。在莱芜地区，只要降水量达到300毫米，也许预示着就是一个丰收年。然而，莱芜的降水量通常只有不超过一百毫米，而陆地的蒸发水量却达到了近两千毫米，小兰的父母、弟妹，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艰难生存着。从干渴的土地上走出去的打工妹自自然然地关心家乡的降水量。她知道，天气形势图中标志着降水的云朵，也许就是意味着莱芜农民家家户户的仓满囤流。小兰明白家里穷。这个懂事的姑娘，在离家三个月后，给家里寄去了第一笔收入——940元，她几乎解了家里的大急：莱芜地区半年多滴雨未落，小兰家的地里几乎绝了收。开春时播下的三袋小麦种子只收回了不到五袋粮食，在小兰寄钱回家的前夕，家中已经断了粮。小兰在离开家乡之前，从没有见过水龙头。在北京，她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使用煤气和各种家用电器。只是，她会在不知不觉中拿北京的一切与家乡相比——阿姨在外边吃一顿饭的饭钱，够交弟弟妹妹一学期的学费；看着阿姨家吃饭时挑东挑西的小弟弟，她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远在家乡的自己7岁的小弟弟，她可怜的小弟弟也许做梦也没有梦到过有这么多好吃的!在小兰眼里，贫困的意义是多重的：它表明没有钱买种子，没有钱给弟妹买新衣服，代表着一天三顿只能吃土豆炖面——如果加上点油，那就是改善生活了；贫困还意味着在她离家时，妈妈追上来，往她手里塞的3元钱，那是家里最后的3元钱，拿走了它，家里就没有一分钱了!而在北京阿姨的眼里，贫困，不但限制了生活水平，也许更多是体现在眼界的狭窄。拿一件小事来说：小兰到北京后，经常因为穿衣服的薄厚受到阿姨善意的批评，二十多度的气温下，小兰仍然穿着羽绒服!后来阿姨才知道，小兰之所以在大热的天儿穿着棉袄，是因为在莱芜的家里，从来没有足够的衣服让这个姑娘随季节替换!贫穷，甚至让人的感觉器官迟钝了。
贫穷，让小兰走出了莱芜；贫穷，也让小兰决心改变莱芜的家乡面貌。小兰来北京从未乱花过一分钱，她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家里；与此同时，北京的阿姨也给她家寄衣服，寄学习用品，寄种子……在小兰和她的北京阿姨的努力下，小兰的家开始有了变化。去年，家里在附近的河岸上，打了一眼几十米深的井，买了水泵。这口井和水泵，略微解开了小兰的愁水心结，从此，无论天气是否干旱，小兰家至少可以保证几块地能有个好收成。这个刚成年的女孩子规划着家庭发展的蓝图：每年种上一些果树，秋天果树结了果子，果子可以卖，果树几年就可以成林；养兔、养蜂……小兰也在努力改变着自己。她在工作之余看书，时而也摸摸电脑，还练字。当她一笔一划地按字帖写字时，就像是在描绘自己和家乡的未来。当然，小兰还是会用心地瞄一眼天气预报，有时候知道她心思的阿姨也会冲她喊一声：“你家那儿下雪了!”
搬家工的艰辛
新春刚过，一批批民工就从家乡急匆匆地赶回了北京，开始了新的一年的打工历程。然而，有一批民工春节期间就没来得及回家跟亲人团聚，依然为了生活而辛苦地在别人的城市里忙碌奔波着。
星星搬家公司的司机老徐是五人搬家小组的组长，大年二十九晚上，已是华灯初上，他对其他四位员工兼哥们说：“大拆迁使许多人搬新家过新年的梦想成为现实，年前活儿特别多……”说话间，老徐的手机响了。“看，又有活儿来了。”关上电话，他略显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晚上7点，货车准时到达北京琉璃厂西街一条狭长的胡同口。寒风嗖嗖地吹着，胡同里几乎没什么人，搬运工王三毛和他的同事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摸索着来到了西北园胡同30号——董师傅家。院子里很凌乱，老董已在这个胡同里生活了整整60年，今晚，他的家将迁往石景山。
近二百斤的大冰箱、装满书的大箱子、29英寸的大彩电……老徐说：“这趟活不轻松，大书箱几乎是最难对付的东西，眼前这二十多个书箱，每个足有200斤。”就在胡同里的邻居们纷纷前来与老董话别的时候，星星搬家公司的五个哥们儿开始搬家了。笨重的家具一个人难以背起，一台大彩电需要几个人帮忙才能扛到背上，这时候上肢被深深地压弯了。
这条胡同足有一百四十多米长，搬家工背着沉重的家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铺着碎方砖的路面上，一米多宽的胡同里时而有骑车的路人经过，肩扛手提的搬家工们还要停下来自觉地给他们让道。不到一个小时，原本宽敞的车厢已满满当当塞满了七十多件家具、纸箱。“上车!”话不多的老徐一声招呼后，其他人就势坐在了车厢尾部的纸箱上，幸福地点起了几根烟，闷憋的车厢里随即飘出了浓浓的烟草味。因为要坐人，厢式车厢的后车门并没有完全关严，留出了一道宽宽的缝隙，既可透风，又能望见车外的风景。
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透了小伙子们单薄的工作服。衣服穿得太厚，既不方便上下楼搬家具，出汗后再经路上的风这么一吹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干搬家行当的人几乎无论冬夏，都穿着一身单薄的工作服。
卡车行驶在节日气氛浓厚的西二环路上，道路两边都挂上了绚烂的彩灯。透过路灯，老徐看见车后一辆红色富康车里，有一家人正兴高采烈地清点着刚采购来的年货，小孩子则忘情地吃着什么。老徐又狠抽了口香烟，吐出浓浓的烟雾。今天因为活多，老徐和同事们忙得只吃了一顿早饭，此时早已饥肠辘辘。
“过年了，想回趟家也不容易啊……”王三毛叹了口气，掰着手指自己算起了回家的开销。从北京到成都的硬座火车票涨价后是181元，从成都到家乡县城的长途车票是80元，下车后还要再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路费也不贱啊!”王三毛自言自语道。
搬一次家，老徐和他的兄弟们每人能挣8元，一个月下来可拿到六百多元，这笔收入与一般的京城搬家公司比属中上等。老徐每月只给自己留200元，剩下的钱攒足两个月就全部寄回家。有时候大伙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就谈自己的孩子，一说起自己的儿子，老徐眼中总是闪着泪花。前年回了趟家的王三毛则一直把全家福的照片放在枕头底下，睡觉前要仔细看看。“为了他们娘儿俩，再苦再累也值得啊!”王三毛经常这样安慰自己。来北京三年多了，王三毛还一直不知道天安门是什么样子。上次搬家公司的卡车经过前门，他远远地望到了天安门的黄色檐顶，高兴了好长时间。他们平时不敢随便出门，害怕检查暂住证。其实，他们几个人一到北京就办齐了各种务工手续，可不知怎么的，还是不愿出门。“什么时候让我的娃子来北京看看该多好，他肯定没见过大街上能跑这么多的车。”王三毛经常这么跟大伙说。
晚上9点，卡车停在了京西一栋高层塔楼前。望着高楼里的点点橙色灯光，老徐悠悠地说：“北京真好，可惜不是我们的!”
“呸”老徐朝掌心里吐了口唾沫，呼地扛起了一个大纸箱，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楼……
17岁的打工仔
熊天平、熊天勇兄弟俩提着三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来到了候车室，等着乘坐T10次列车去北京打工。当天早上6点钟，他们就坐上了从家乡邻水开往重庆的长途客车。邻水属于四川广安，全县93万人口中有八十多万农民，17万人常年在外打工。
天平只有23岁，但已到广东、福建、上海打过工。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一直在北京昌平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挖土方。(https://www.daowen.com)
弟弟天勇17岁了，去年7月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家呆着。家里供他上高中有些困难。再说，成绩也不好，终归还是怕钱白花了。家里田地也不多，多他一个人也不多，少他一个人也不少，其实他在家里也不种地，成天跟村子里的孩子乱跑。半年里，家里看他一直无所事事，所以决定让天勇跟哥哥天平到北京去闯闯，打打工。
正月初五，全家人送哥俩去了县城。母亲一路不停地叮咛。父亲提着行李，没说什么。听说北京很冷，父母让天勇带了一条8斤重的厚棉被。
第一次出远门，天勇收拾得十分精神，深蓝色的西服配一双白球鞋。天平对他这身打扮十分不满：“打工又不是走亲戚。工地上要穿我们这种衣服。”并自豪地扯了扯自己穿的牛仔茄克，“这种东西既经磨，又便宜，是我们打工的人穿的衣服。”
列车很挤，天平将编织袋放在过道上。不时有人从兄弟俩身边挤过。天勇尽量往里靠，坐着的人又使劲往外推。天平泰然处之，说：“几年前到广东的火车上，人多得连厕所都上不了。”
火车启动了，天平给弟弟又讲起他打工的故事：“打工仔最怕拿不到钱了。前年去广东打工，到年底了，老板‘打滚儿’不给工钱。最后几十个人一起找他，才拿到部分工钱。他不给，我们也没办法。老板要收拾打工仔，还不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天平右手小拇指少了一节，那是去年在上海一家塑料厂打工时被机器绞的。当天平的父亲听到音讯时，人都软了。父亲太怕天平年纪轻轻就这么残废了。而天平自己也知道，打工仔最怕的是受工伤。
“挖土方是个重体力活儿，不需要技术，也没有大危险，但稍不小心手也会受些小伤，不过用胶布一缠，保证没事。”天平跟自己的弟弟吹嘘道。他怕天勇承受不起，打算到北京后给他换一个工种。“如果不行，那只有我们两兄弟搭班，这样好相互照顾。”天平跟弟弟说。
天勇安静地听着哥哥说话。在他旁边的硬座上，三位返校大学生正兴奋地交流着各自学校的趣事。天勇觉得他们是跟自己不在同一个世界的人。
“打工是家里惟一的希望”天平经常在自己身心疲惫的时候这么安慰自己。
天色渐暗。天平拿出一袋煮鸡蛋，兄弟俩就着外面灰暗的夜色一起吃起来。那几个煮鸡蛋是从家里带的，好吃又不花钱。
在天平的家里，一年的开销很大。开春要买化肥和种子，添小猪崽儿。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税费，一年算下来，每个人得交一二百元。如果家里有一两个上学的学生，日子就更艰难了。家里人均只有三分田、四分土，粮食刚好敷嘴巴，周围又没有什么厂矿，只好出去打工。打工的确是家里惟一的希望。
去年邻水县有十多万人在全国各地打工，他们给家乡带来六亿多元的收入，是全县财政收入的10倍。天平家去年用他寄回的钱在院子里打了一口水井。天平还想将房子好好修一下，再修一个厕所、一个洗澡间。“等房子修好了，我们俩再打几年工，挣万把块钱，把家里的稻田改成鱼塘养鱼。听说科学养鱼比一般养鱼的产量要高几倍，到时还得学点科学。”天平这样跟弟弟憧憬着家乡的未来。
晚上10点，嘈杂的车厢渐渐安静。天勇靠在哥哥背上，朦胧地睡去。
窗外的楼房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列车经过一天一夜、长达二千多公里的漫长旅程，终于到了北京西站。站台上站满了接站的人。天平背起一个大编织袋，天勇提着两个小编织袋，穿过接站的人群，向北京西站出口走去。
在验票口的大铁门前，几位车站的工作人员一字排开，每人守住一个出口认真验票。初次出远门的天勇没理会这些，提着口袋低头直往前走，被一位车站工作人员一把拦住：“喂，有票吗?”天平赶紧追上去，把两张车票递过去。
过了这最后一关，兄弟俩沿着弧形台阶向地面走去。人流中，天勇提着两个口袋，显得有些笨拙，一脚踩错，差点摔了一跤。这时，天平腾出一只手，提走一个口袋。
正午的阳光十分眩目。兄弟俩眯缝着眼睛，在公共汽车站牌前看了一下，向着汽车走去。
漫长的旅程结束了，但天平兄弟的打工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在早春时节萌生的梦想，何时能够实现呢?
带着梦，去打工
对于来自安徽潜山地区的王军来说，春节是想家兼忙碌的日子。
王军在北京一家递送公司打工。春节那几天，他没来得及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依然像往常那样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奶送报。王军干递送这份工已经有三四年了。在这三四年当中，无论遇到多大风、多大雨，他心中的梦想都不曾熄灭。王军的梦想是在北京再干这么四五年，干出一番事业来。
23岁的王军住的是公司的集体宿舍，其实也就是公司给他们这些外乡打工的人在一个地方临时租的地下室，四名同宿舍的伙伴分别来自陕西、河南、山东的农村。
王军的梦想很简单也很实际，那就是能在北京某个稍微繁华的地带开一个卖货的小门市部。王军已经深深地体会到，在北京这个城市里，自己没户口，又没什么关系，想在此立足是很难的，但他不信外地人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农村人凭自己的劳动在北京就待不下去，王军的身上透着安徽人那种特有的单纯和倔犟。他一边翻着手中的名人传记，一边暗暗地想：“我要从书中找出别人是怎么成功的。”在他的床头，摆放着《三国演义》《Photoshop入门》等文学、计算机书籍。
有了梦想，王军不觉得艰辛，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苦。他花了20元钱买了十尾金鱼。五彩的金鱼为阴冷的宿舍添了些许暖意。
跟王军同屋，但比王军小三岁的张明明，在同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张明明的父亲在山东老家开餐馆，家中生活比较宽裕。去年，他中专毕业便到北京来打工。张明明的想法是：到北京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读个计算机专业的大专。
张明明现在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努力把每一份统计表格做得精确无误，工作之余除了钻研计算机知识外还四处寻找培训学校充电。和未婚的王军、张明明相比，已婚并育有一子的王栋的梦想则完全出于无私的父爱了。29岁的王栋来自河南的一个农村，一年前辞去民办教师工作带着妻子一道来北京挣钱谋生，他7岁的儿子留在家乡跟着爷爷奶奶读书。来北京时，王栋盘算着在北京生活安稳后，把儿子接到北京读书，让他尽可能多地接触城市文明。除夕夜，没能回家的王栋和妻子听到电话另一端儿子稚气地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时，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