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活着的尊严
第3章 活着的滋味
每天，都想让自己远离漂泊的心酸，远离孤独的无奈。然而，每天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重拾起那颗疲惫而受伤的心，像看护一小簇火焰一样，精心护理，让它燃烧，又生怕它熄灭，于是在这步履蹒跚的小心翼翼之中品出了活着的酸甜苦辣……
不出卖自己
张坤
美貌是父母赐予的，自尊自爱得靠自己把握。在广州三年，我一直坚持这信念。面对各种骚扰和诱惑，我一直固执地坚持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孩。也许将来我还会做女秘书，但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被炒鱿鱼或误解，我绝不后悔——因为我绝不出卖自己。
傍晚，一轮红日在黑蓝色的海面懒洋洋地落下去，将广州的天边燃烧成一片灼热的绚丽晚霞。海风习习，宛如姑娘清晨漫步时衣裙所带来的轻风，飘逸、自然、青春、浪漫。海浪很有节奏地亲吻着沙滩，在沙滩上留下的海藻贝类，又被下一轮海浪的冲击带回了大海。此刻漫步海边，我心乱如麻，因为马上就要离开这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了，回想这几年在特区打工的酸甜苦辣，一时竟“欲辩已忘言”……
失恋南下，初尝“白领”滋味
在所有人眼里，我和阿明也许是最般配的一对。他读我父亲的研究生时，我才读大一。他常常来我家和父亲一起讨论课题，有时深夜离去，疲惫的老爸总会让我送他出门。与其说是我送他，还不如说是他送我，因为每次都是他站在路口看着我走上楼梯，直到我在房间的窗户里冲他挥手，他才转身离去。直到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原籍天津，并不停地给我写情书，我才隐隐约约地明白老爸当年的“险恶用心”。
相恋之初我们天各一方，尽管时常也通电话，但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我们开始在素笺上互相倾诉着衷肠。相爱三年，他居然前后给我写了近千封情书。我常想，不知天下还有没有像他这样痴情的男人了。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情全被阿明富有魅力的文字感动着。手抚着这些珍贵的“孤本”，心里总会漾起莫名的满足。被这样的男人这样地爱过，往后跟着他就是吃糠咽菜，我也是幸福的!
谁知正当我们要购买房子准备结婚时，我们的爱情却发生了变化。一位美籍华人在上海办了一家公司，因为业务关系，阿明认识了老板的千金宁小姐。渐渐地，宁小姐被高大帅气、谈吐优雅的阿明所吸引，这位宁小姐毅然和男朋友中断了保持三年之久的关系，向阿明发起了进攻。开始阿明颇不以为然，因为那位宁小姐和我相比，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都无法相提并论。但宁小姐有她的“杀手锏”：她能为阿明办在美国定居的绿卡。这样，一心向往美利坚的阿明，情感天平渐渐开始倾斜……接到“分手”的电话，端在手里的杯子不由自主地掉到了地上，我第一次懂得了心痛的滋味，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失落，接连几天，我神情恍惚，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好友怕我出事，便动员我到广州散散心。她姑父在香港做时装生意，前不久又让表姐在广州开了家分公司，那里正需要人手，我可以去试试!我性格内向，怯于与人交往，虽然漂泊的打工生活并不一定适宜自己，但为了减轻失恋给自己带来的伤痛，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这座伤心的城市。
“伊之花”时装公司虽不大却很气派。一间大大的办公室，蓝色的地毯，白色的墙面，一群靓丽的小姐穿梭忙碌，接电话、发传真，面对电脑屏幕快速地敲击。可能是看好友的面子，“表姐”林总对我很客气，几乎没经面试，我就成了她的秘书。到这种高层次的公司供职，虽辛苦，但很有新鲜感。比如，“白领”们平时都必须得用公司指定的化妆品牌和服装晶牌，下了班必须参加健身俱乐部、做美容等，这些看似小事，实则是老总在煞费苦心地树立公司形象。
虽然我并不太热衷于搞文案，但出于女孩爱美的天性，我对各种款式、质地的时装格外感兴趣。我经常光顾公司的展销大厅。在铺着羊毛地毯的华丽大厅，听着温柔的钢琴声和先生小姐们进出的脚步声，我感到格外惬意。最热门的时候，是每年至少两次的“换季大减价”，这也许是时装公司的另一特色。减价对于公司来说，有时机性和策略性的问题，有时价格低到足以让人不敢相信的程度，只要身材适合，顾客便会大得实惠。每到这时，展销大厅和几个专卖店“人山人海”，简直成了贸易市场。我身上的手机也总是响个不停，起草文件，发传真，增加销售小姐及时安排供货等，忙得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在人们印象里，“白领”应该是“休闲”一族，其实这想法是不恰当的。在公司做秘书和普通打工者没有太大的区别，广州生活节奏快，工作效率非常高，许多汇总性的报表及文件都要求当天做完，这样晚上加班就成了家常便饭。尽管工作量大得惊人，但老板又绝对不能容忍出半点差错，尤其是一些供销合同及报表，即使一组数据出现误差，也会给公司带来难以预料的损失。所以，为防自己因疲劳过度而大脑昏昏，我经常喝咖啡和浓茶提神；为防出错，每天的生活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初当秘书，尽管自己处处小心”但还是闯了一次大祸。一次我在给香港总公司传真订单时，将一份订单上规格为600×600D的布料，不小心错写成了600×300D，因为前一段时间这两种布料经常使用，结果一周后600×300D每米价值为40港币的布料，就送到了公司下属的工厂，而这种规格的布料近几个月根本就没用过。这下麻烦大了，老板(林总的父亲)从香港过来，当天中午把我叫到林总的办公室，大吼了一声：“Goout，马上在我面前消失!”那一次我不仅受到人格的污辱，而且也把自己逼上了失业的道路。要知道，广州是个最“现实”的城市，老板衡量员工的标准，就是你能否给他带来利益，自己给人家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即使“表姐”再同情又能如何?
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很难过，泪水涌满了眼眶。看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我觉得恍如隔世，那一刻，城市里的凉意浸透到我身体的每个细枝末节。在一家小酒吧里，我第一次尝到了醉酒的滋味。我知道，是我一个不经意的差错扼杀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春天，扼杀了让我心灵飞扬的种子——要知道，“表姐”是那样的器重我呀!
女秘书决不是“小蜜”!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寓所的，反正起来后发现太阳已经从西斜变成东斜，这种西升东落的怪景象让我惊奇了老半天，才从懵懵懂懂的混沌中挣脱出来，不是太阳西升东落，而是到了第二天上午。于是我马上想起了昨天的事，心中又一阵刺痛。一个人清冷地躺在寓所里，才真正感到了漂泊异乡的辛酸与孤独。一时，思乡的情绪占满整个心房。可来广州前我已辞去工作，并发誓不干出些名堂决不回去的，我怎么能就这样灰溜溜地放弃呢?于是我暗下决心，就是死也要做个“特区鬼”!接下来又一如既往地给父母写信，重复那些“我很好，夏天不热，冬天不冷，精神不错”之类的废话，以此让他们负重的心减少一丝担忧。
从此，我像只不知疲倦的小鸟，在到处是摩天大楼的丛林里上下翻飞，四处求职。刚入夜的广州一片瑰丽，同时，这也是一天中最繁华的时段。这时，休息了一天的小姐们养足了精神，纷纷飞向她们固定要去的歌舞厅、咖啡厅和影宫。所有娱乐场所的霓虹灯全部闪烁起来。迎宾小姐给一个个进入的老板、小姐躬身问候。此时，我仍急匆匆地走在大道上。几个无聊的家伙也许把我当成了那种女孩，竟搭讪着问要多少钱，我吓得只想哭，赶快跑了。一个老板模样的汉子也许被我的美貌所吸引，仍“不屈不挠”地跟着，见我不开口，便把价格从300元一直涨到了5000元，见我仍对他毫不理会，竟恶狠狠地骂起来：“你以为自己是金枝玉叶呀，告诉你，从文盲到博士生，老子什么样的漂亮女人都玩过……”“你给我滚开!”我终于忍无可忍，拼尽全身力气对着那男人吼了一声。
这时，从旁边的奔驰车里走出一位老板，很绅士地对我说：“小姐，夜间最好不要一个人出来，容易让人产生误会!”“谢谢!”我立即对这位“英雄救美”的解围者表示了好感。“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请你吃宵夜，好吗?”见他不像个坏人，惊魂未定的我赶忙点了点头。
这天恰逢周末，“情人岛”里灯光摇曳，气氛浪漫。一曲《梁祝》像小桥流水似地缓缓舒展。跳了几个曲子，我才知道这“英雄”姓王，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分公司经理，听了我的遭遇和处境后，他问我愿不愿做他的秘书，我说当然可以，以前在时装公司我就做秘书，这也算“专业对口”吧!他听了以后竟笑了起来。第二天到人事部报到后，我就顺利上班了，月薪2000元，还算不错。
其实“应聘”时我说的“专业对口”，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我本来就是建筑系毕业的，自信做个小秘书尚能称职。但我还有更大的野心：在一年内坐上“经理助理”的椅子。所以，走进环境舒适的写字楼后，我更加珍惜这份工作，做事十分卖力，除尽善尽美处理好各种文电资料外，我还主动替公司收集有关楼盘需求的各类信息，并协助老板成功策划了几次销售战役，尤其那句“××花园，成功人士温馨的家”的广告词，更是深得老板的喜爱。很快，公司楼盘销售出现了火爆场面，众多售楼小姐，几乎对客户应接不暇。年底的总结会上，几个分公司里属我们分公司的销售面积最大，利润也最高，老板大出风头，随后心花怒放的王经理大大表扬了我，并当众宣布为我加薪。我暗想，这应该是个好的开端。无论收入如何，自己的才华毕竟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认可。殊不知，这时已危机四伏。先是几位同事嫉妒异常，在协调一些具体工作时百般刁难，接着又造谣说我与客户发生过不正当关系。我对此毫不理睬，因为自己心里清楚，这些丑恶的东西就像黎明前的浓雾，太阳一出来就会烟消云散。
果然，老板很快就知道有人造谣污蔑我的事，他毫不客气地炒了那两名造谣员工的鱿鱼。想到日理万机的老总能对一个小秘书如此重视和支持，我不由得感激异常。记得有位作家说过：“广州的女秘书阶层，是随着大陆女性对她们自身价值的觉醒，而成长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没有广州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她们。但同样，如果没有她们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今天广州的繁荣。”这话说得十分准确而精彩，广州的女秘书，确实用自己的聪明才干为各自的公司带来了惊人的利益。不少内地人都把她们当成了花瓶，甚至是“二奶”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所以，尽管特区美女如云，但真正能成为优秀女秘书的，却微乎其微(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女秘书同老板有那种微妙关系)。
由于经常和老板一起陪客户吃饭，所以我跟老板接触的机会很多，感情自然容易贴近，有几次他甚至若明若暗地向我发出了求爱的信息，都被我很有分寸地拒绝了。因为我知道他早已是有妻儿的人了，而我根本就不属于为点美金、港币就傍大款的那种女孩。老板对此大为不悦。以后，对他几次还不算粗暴的骚扰，我都一再忍让，原因是不想丢掉这份工作。真正让我痛下决心离开这家公司的，还是他那次的非礼。那天傍晚，刚签过几份大额销售合同的老板很高兴，非要带我参观他的私人别墅不可，出于礼貌我只好答应，事后才知道这是他精心设置的一个“局”。
这是一座意大利式的别墅，红瓦、白墙，猛然看去只是几个三角和方块，像是拼凑到一起的。刚走进一楼，他就打开了所有的灯，我立即感觉到了装修的豪华：真正的贴木墙壁，拼木地板，有机玻璃铺就的舞池，各种颜色的灯从舞池下边折射出柔和的光，壁灯、吊灯，还有舞池上空的雪花灯。上了台阶是个吧台，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世界名酒和饮料。中间大厅是会客厅，摆着真皮沙发、大屏幕彩电等，同样的豪华。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我还真不知道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还有如此豪华的住宅。更令人惊奇的是，偌大的别墅里竟只有一名小保姆。聊了不到十分钟，他就坐过来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接着像饿狼一样把我压倒在那张宽大的沙发上。
我拼命挣扎，他却气喘嘘嘘地许诺：只要你顺从我，这别墅的女主人就是你……我在他的手上狠狠咬了一口，便惊叫着跳了起来。老板恼羞成怒，说像你这样的女孩，我花500元钱就能泡一个。并恶狠狠地威胁：“要是还珍惜你那不值一分钱的贞节，就立即离开公司!我当初让你当秘书，就是看中了你的长相和身材。”听了这话，我气愤之极，便指着他的鼻子说：“老板你听着，女秘书绝不是你的小蜜。我可以为公司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但绝不会出卖自己的贞洁和人格!”说完便转身而去。
特区拍拖，使我落荒而逃
夜，是那样的漆黑，秋雨绵绵，萧瑟的冷雨吹打竹叶发出哗啦啦地响声，回到住处，我不由伤心地大哭一场。同屋的女友劝慰我说，其实这种事在特区很“正常”。试问有几个漂亮的女秘书没受过老板的骚扰?关键要学会巧妙地周旋：既不失人格尊严，又要保住饭碗，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也许是出于生存的需要，也许自己受了这“最现实不过”的话的影响，此后我又应聘到几家大公司做秘书，工作上我仍一如既往地拼命干，我更对得起自己拿的那份薪水，但对个别魂不守舍的老板的种种邀请，也从不拒绝。从吃饭到下歌舞厅，我都认认真真地当做工作去做，使自己的工资越来越高。但我又能恰当地把握分寸，并及时婉转地提醒对方注意自己的身份，决不让他们达到最后的目的。这也许算一种绵里藏针的拒绝艺术吧，总之，以后的打工生活还算顺利。
1999年我和一位来自大连的大学生相爱了，我们是在一次舞会上认识的。以后就开始接触，或跳舞，或到海边散步，或听歌，他都显得彬彬有礼，从未有过过分的举动。这位颇有绅士风度的男子，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位古典型的正人君子。我知道这种人即使将来发达了，也决不会在外沾花惹草，见了漂亮女人就想去泡。应该说，他正是可以寄托真情的那类人。
从此，每当他到外地出差，哪怕是一天不见，我的心里就会空荡荡的，甚至产生一种莫名的焦灼。这时我才发觉，他在我心底已经占据了一个微妙的位置。跟他在一起，使我逐渐忘记了过去的伤痛。他也被我的青春美貌及知识女性特有的气质所吸引，于是我俩的感情不断升温，就有了甜蜜的初吻，就有了热烈的拥抱。但令人讨厌的是，他特别喜欢打听我们公司里的事，尤其是我和经理的私人关系，一问起来就没完没了，完全像个地道的农民。因为在他们眼里，在特区这花花世界里做老板的秘书、助理什么的，实际就是情妇!你若反驳，他们会说，报纸上不是披露过这种事情吗?仔细想想，真是粗俗无知得可爱。
有一次我被问急了，就明确告诉他：我和老板的关系自己会把握，用不着你拐弯抹角的审问。并讲如果你不相信我，今后就不要再来找我。谁知他却反唇相讥，说找像我这样的女秘书，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选择!还说他已经监视我很久了，不想再继续做我的尸警卫员”。这家伙简直成了克格勃!事后无论我心平气和地如何解释，他都听不进去。这次我真的哭得好伤心，第一次为自己和自己从事的职业感到深深的悲哀。不久我便带着满身伤痛落慌而逃，重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座城市。
美貌是父母赐予的，自尊自爱得靠自己把握。在广州三年，我一直坚持这信念。面对各种骚扰和诱惑，我一直固执地坚持做一个洁身自好的女孩。也许将来我还会做女秘书，但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被炒鱿鱼或误解，我绝不后悔——因为我绝不出卖自己。
生活不同情失败者
李昌杰
路就在自己的脚下，不断地延伸，不断地曲折。人生路漫漫，但只要自己懂得珍惜，懂得去奋斗，就有把握自己的机会，就有前进的理由，就一定有美好的明天。
回想这几年自己走过的路，从中专生到自考生，再到研究生，虽然很辛苦，但也无怨无悔，因为我一直在把握着自己的命运，一直在努力做自己生活的主人。现在回想起那段复习考研时炼狱般的日子时，我最大的感触是：人一定要坚强起来，因为生活根本不同情失败者，我们一定要做生活的强者。
路就在自己的脚下，不断地延伸，不断地曲折。人生路漫漫，但只要自己懂得珍惜，懂得去奋斗，就有把握自己的机会，就有前进的理由，就一定有美好的明天。
我今年已经29岁了，自考结业已经几乎快六年了。结业后因为自考生就业前景的暗淡，我干脆直接回到老家鞍山矿务局工作。在矿务局的工作轻松而单调，我所学的知识应付工作绝对绰绰有余，每天的工作内容无非是给一些文档排排版，给机子杀杀毒之类的低级活。在矿务局呆了半年后，我就感觉这里不是年轻人呆的地方，毕竟我的人生几乎才刚开始，我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而在这里每天除了循规蹈矩好像没什么事可干，我不想过早地加入老年人的圈子成天混日子，所以最后我决定以考研为踏板，将来换一个有挑战性能做出成绩的工作。我儿子今年已经4岁了，妻子现在也在矿务局工作，她非常支持我考研，用她的话说“矿务局毕竟不是年轻人呆的地方”。我想考北航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因为计算机毕竟属于我的“老本行”，而且这几年计算机属于比较热门一点的专业，不但工作好找，待遇也不错。之所以还要考到北京来，是因为大学时代我就对北京这个现代的城市情有独钟，当初毕业的时候千方百计想留在北京，但终归因学历太低，而且在别人的眼里，我的学历属于不太正规的那一种，所以一直没找到好一点的工作。现在我希望能通过考上研究生这种方式使全家迁到北京来，从而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们全家的命运。但我对自己的前途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是一个“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地方。像很多人一样，我也选择了到北京准备研究生的考试。一来是能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和充满竞争的氛围，二来是有机会与自己未来的导师建立起一些也许将来能用得着的联系，而在北京还有更好的一点是可以去听命题老师和未来导师的课，这样熟悉了那些老师的风格，对我的复习和考试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在考研班上过课的人，一定不会忘记我们听课时那独有的异常专注的眼神。我的笔记是那个班上记得最好的，我用功的程度是那些想要考研的大四学生无法想像的，毕竟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人，再拾起书本来的时候，也许会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今年夏天我刚来北京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就是住宿问题。我在北航学校里面和北航的BBS上贴了很多次求租校内床位的告示，但根本没有人回应，后来我才知道北航的空余床位都让一些本校学生的朋友抢走了。于是，我打消了在北航里边住宿的念头。而北航附近的房子，要么价钱太贵，要么没有暖气，而冬天点炉子对于我这个不太会用炉子的人来说是非常容易煤气中毒的。最后终于在一个高中同学的帮助下，我在离北航比较近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租了一张男生床位，一个月150元。这样我就能住在学校里面，跟着学校里面的节奏和作息制度学习，能住在学校里，我已经很满意了。如果不能找到满意的地方住，那会无形中耽误很多时间的，而对于破釜沉舟今年一定要考上北航研究生的我，时间是最最宝贵的。每天我的被子就横七竖八地摊在床上，那张不足两平方米的铁架床，是我赖以栖息的所有的空间。我像一个民工一样地生活，生活可以说能凑合就凑合过去了，最主要的是学习，也许一个人太专注于某一点上，其他的地方都会忽略的。比如我，所有的心思都在学习上，所以吃、穿以及娱乐等等，都降低到最低标准或者说压根就没什么标准，凑合着过就成了。在这个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有很多像我这样孤军奋战、挑灯夜读的考研人，我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流浪着，我们稳扎稳打地积蓄着来年爆发的能量。
我们是这个繁华城市的边缘人，如果考取了，我们将从这个城市里获得知识与灵感，甚至是一个梦寐以求而又名正言顺的尊严与身份；如果不幸落榜了，我们就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寂寂无声的过客，我们在用我们的孤独和勤奋来诠释“生活不相信失败者”这一永恒不变的真理。我就是属于这样一个城市特殊群落中的一员，与别人不同的是，我是通过自学考试拿到的学位。当初之所以读自考，倒不是因为自己高考没有成功，而是我根本没有机会去面对高考——因为我初中毕业读的就是中专。中专毕业时的分配形式已经十分让人忧虑，所以，才在父母的支持下来北京一所民办学校读了自考的计算机本科。应该说，在北京读自考的那几年里，我在专业知识上确实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让自己在各个方面成熟了起来。
今年北京出奇的冷，我又把穿了两个多月的棉衣紧了紧。现在我要在北京的寒风中骑车四十多分钟，到首都体育馆听启航学校的考研冲刺大串讲班。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考研了，去年的时候因为总分够国家线而小分没过，最后没有取得面试资格，那一次失败之后，我不忍心就这么放弃我的研究生梦，所以，今年夏天的时候索性辞职来到北京，加入茫茫的北京考研大军中。这次我决定破釜沉舟。
在北京复习的时候那种感觉没有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虽说身在北京，但心其实一直是在无助地漂泊，就是那种流浪的感觉。去食堂买饭，到自习室上自习，住在这儿还怕有人查，总有一种无名的压力似乎在冥冥中提醒我，我是一个外地人，北京根本不是我的城市。有时候，混在北航学生中跟着上自习，觉得自己已经老大不小，还跟人家一起为着每年那几个区区的招生名额而竞争，就觉得如芒在背。虽然学习很苦，却没有那种心情上的凄苦更煎熬人，有时候觉得像我这样背井离乡出来考研的人，心理上几乎是在经历着一次“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时候，特别能抽烟，有时候能抽掉整整三包香烟。
学累了的时候，我就一个人从教室里跑出来骑上我那辆破车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冬天的北京夜景非常漂亮，路上有很多人，比鞍山要繁华得多了。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脸的疲倦，一脸的冷漠，我觉得我要是能够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话真是件太幸福的事了。于是，我再一次坚定我的信心——无论如何也要把全家迁到北京来，让妻子和我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一想到这，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又充满了气似的，赶紧跑回自习室继续看我的书。
也许没有人能够想像得出，如果今年再考不中对于我来说那将会是一个多大的打击。妻子的信任，父母的怀疑，儿子未来的幸福，仿佛都需要我这次的考研成功来回报或者消除。一想到我的妻子，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激动和感激。我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她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跟不争气的我回到了我的家乡鞍山。六年多了，妻子一直没有嫌弃我在工作上的默默无闻和庸庸碌碌，一直在鼓励我考研，甚至有时候我的父母都不理解：为什么几乎已经是而立之年的人了，已经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为什么依然还像个小孩子耍性子似的，一次一次地考研，这时妻子总是站出来向我的父母解释。为了我的妻子，我也一定要考上研究生。还有我的小儿子，每次想到他我总是很欣慰，他总是我心中默默的动力之一。
其实虽然父母不理解甚至已经强烈表态说不支持我考研，但我在内心深处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那可怜的父母。记得上次我考研考完最后一门课的时候，一回到家，就看见母亲正独自坐在门槛上，那由于担心我的卷子答得怎么样而失神的样子，看了真叫人心碎；父亲对着电视，目光呆滞地默默抽着烟，那一场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父母年纪已经那么大了，正是最需要儿女关心照顾的时候，而我为了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为了我那“自私”的理想又不得不离开他们，在异乡的城市里前途并不明朗地漂泊着，这怎能不叫他们担心和伤心呢?原以为大学毕业后拿到自考文凭，我可以有能力好好照顾他们，没想到生活还是那么的不如意。记得夏天我临走的时候，母亲摔了一跤，臀部淤血面积比巴掌还大，还呕吐不已。尽管这样，她依然坚持操持家务，晚上还要干活。不知道母亲的伤好得怎么样了，每次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问起这件事，母亲总是说：没事，早好了，你放心吧。其实我知道，母亲那么说是怕我在外面过多地担心家里的事而影响了学习。在家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最亲爱的母亲了!
晚上回到宿舍里，看着那些天之娇子在宿舍里开心的样子，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学生时代，那无忧无虑的日子，那非常愉快地度日如年的日子，一想起来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孤独的时候，总想写下点什么，似乎心里郁结着千言万语，想一吐为快，但每次拿起笔来，头脑中却是一片懵懵懂懂的空白。屋里暂时属于我的那张床，能承受得起我身体的重量，却承受不住我所承受的压力——有时候真是害怕，害怕失败，害怕再次的失败，害怕暗无天日的失败。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在忍受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有时候想想，其实最重要的是过程，只要我这一路走来奋斗过就足够了。但身处现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商业社会，所谓那些“问心无愧的失败”其实都是从阿Q那里学来的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我一定要成功。生活是残酷无情的，它不同情弱小者，不同情失败者；生活只属于那些强者，属于那些成功者。我一定要成功，这次一定要考上。
记得我去年考研过后，单位的一些同事总是很积极很热心地打听我考得怎么样，当我说“没戏”的时候，我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眼神里的那种如释重负后的愉悦感，最受不了的是他们还假惺惺地在我面前说：复习那么刻苦，没考上，一定是发挥失常，下次再来一次一定成功——我最受不了周围同事那种伪善十足的同情。同情只是那种强者对于弱者居高临下的一种施舍。我不要这样廉价的同情，我一定要做一个生活中的成功者。一个人漂泊在外，最害怕的就是得病，但偏偏在复习最紧张的时候，我却得病了，而且病得还非常严重。就是一次很轻微的感冒，但我没怎么注意，结果却导致虚脱了。那几天躺在宿舍里，宿舍里的人见我没有出去上自习，只是冰冷地跟我打招呼“没有出去上自习啊!”，就不理我了。也许我对他们过于苛刻，本来我就不属于这个学校里的人，他们没有义务对我嘘寒问暖。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千万个想通过读研究生的方式，进入首都的外地人之一罢了。刚开始，我没当回事的原因也不过是因为我实在不舍得再花钱了。在北京的花销太大了，吃饭住宿，上辅导班，买资料，到处都需要钱，如果再在看病上花钱，那简直就是浪费。但我希望光靠身体捱过去的幼稚想法破灭了，最后我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一个人去医院输了三天的液。身体后来也就好起来了。但考试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最痛苦的体会是考试的那几天，我在考场上的心理素质一直就不太好，不论大考还是小考，我考前经常失眠。这次的研究生考试前三天，每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而越睡不好，就越感到楼上的噪音越发清晰了。考研的前一天，我搬到人大一个同学那里去住了。考试的三天，由于心理素质和我刚恢复健康的身体的原因，我三天真正的睡眠时间很少，每晚只能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听着厕所冲水的声音和走廊里的拖鞋声。但我告诉自己一两天的睡眠不会影响我的发挥，这样我就放松多了。事实上，也是如此，考试的几天，我没有放弃看书，虽然身体很累，但那绷紧的神经完全可以支撑我考完试。因为我知道，这是终点的冲刺，不论学得怎样，这是放手一博的最后一次机会。
三天的考试，像是在经历一次刻骨铭心的炼狱般的煎熬，等我考完的时候，整个人仿佛又虚脱了一般，我记得我考完试那天中午回来，就躺在医药大学我的那张床上，整整躺了八个小时，没吃也没喝。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上了北航的研究生。
守住良心与道德的底线
张玲
我很庆幸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向命运妥协，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出卖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我很想对那些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打工的日子里会有许多苦难和挫折，汗可以流，泪可以淌，但良心和道德始终不能出卖。
那个冬天，我和同村的珍珍在广州火车站下了车，站在南方阴冷、陌生而繁华的大街上，我感觉我们自己就像是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我和珍珍来到一家餐馆打工，月薪300元，包吃包住。凡是店里的脏活、累活、苦活都是我们的工作，我和珍珍在店里是最没有地位的两个人，不但那个老板对我们指手划脚，甚至就连那几个小厨师也可以向我们吆三喝四。餐馆的生意很不错，这意味着我们会更加辛苦、更加被餐馆里的人呼来喝去。客人来了我们要满面春风地迎过去，小心翼翼而又快速地端上茶送上水。客人吃饱喝足走了，我们又得赶紧收拾干净桌子，然后跑到如同蒸笼的厨房里洗碗涮盘子。盘子还没有洗好呢，大厨又叫我们去洗莱；菜刚洗好了，二厨又让我们赶紧去剖鱼；正在剖着鱼，又听到老板在骂：怎么他妈的还没把盘子洗好，客人还等着用呢……只有等到夜里客人都走光了，餐馆打烊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歇上一歇；有的时候要是赶上那些半天也不走，几个人在餐馆里边喝酒边骂街的人，我们只好耐心地等，等他们走了，我们收拾完“残局”后才能收工，每天收工回到住的地方有时候都来不及洗漱一下，就累得倒在床上呼呼入睡了。
身体上的辛苦，一咬牙我们都能挺得过去。毕竟，我跟珍珍从小就在农村种地长大，什么样的苦都是吃过的。但最令我们无法忍受、倍感屈辱的却是来自经常在餐馆吃饭的男人的那些下流的挑逗，借着酒劲，吐着肮脏的酒气对我们俩动手动脚。一般情况下我们俩只能忍气吞声或者干脆假装不在意，因为我们毕竟知道，敢在店里明目张胆地放肆的大都是老板的常客，甚至是老板的朋友，都是不敢得罪的，也得罪不起的主儿。有时客人闹得实在过分了，我们便眼巴巴地望着老板，希望他能过来，即使不能给我们主持公道，也能帮我们打一下圆场，解除我们的尴尬。但可恨的是，老板要么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要么就是带着一种对那些男人赞赏鼓励的神情和笑容。老板的这个态度，无疑是在助纣为虐，店里那些打工仔也经常在我们身上讨便宜，有一个小厨子甚至以在我们身上占便宜，然后看我们那个难受尴尬的劲来博取其他几个店里男人的开心。但我和珍珍，这个餐馆里仅有的两个柔弱的女人，除了愤怒地瞪他们几眼，骂他们几句，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每每这个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心在流泪、在滴血，我们都觉得做一个女人真痛苦，尤其是在广州这个无依无靠的城市里。
有一天深夜里，当我和珍珍刚躺下不久，那个平时对我和珍珍手脚就不老实的大厨突然闯进了我们的宿舍，这个一身肥肉的家伙只穿了一条内裤，满嘴吐着恶臭的酒气，说看看我们俩睡得怎么样。我和珍珍惊恐万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这时大厨从内裤里掏出一叠钞票，故做潇洒地在我们面前甩了甩，然后含含糊糊地说着：“两个乖妹子，跟你哥哥我耍一盘，我给你们发一个月工资。”我拿出那把早就放在枕头底下的剪刀，故意在大厨面前晃了晃，大声朝着他怒吼道：“你这个王八蛋，今天敢对我们撒野，我就把你XX剪了。”我心头压抑了太久的怒火在那一刻全面暴发了。我不再是平日那个低眉垂目逆来顺受的弱女子，大厨大概是被我的怒气和剪子的寒光给镇住了，或许是良心发现，他看了看我和珍珍，然后什么也没说，灰溜溜地溜出了门。大厨一走，我像虚脱了似的，无力地瘫软在那里，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和无助。几个月来努力控制的泪水在那一刻像决堤的山洪一样奔涌而出。这时珍珍早已是流泪满面。
第二天一上工的时候，我就向老板提出辞工，老板露出一副很怪诞的笑容对我说：“如果你是嫌钱少，跟我说一声嘛，我可以考虑给你加薪。你年轻，人又漂亮，只要你聪明点，我当然不会亏待你的，你要好好利用自己的资源嘛，这可比端盘子涮碗有前途啊?”说着说着，他就靠近我，将一只手伸到了我的肩上，我闪开后愤怒地对他说：“我就是在广州要饭饿死，你也别想在我身上讨到一点便宜!告诉你，我虽然没钱，但我有良心，有道德，我不是你想像的那种女人，我也不会做那种女人的，你别痴心妄想了。”说完，我和珍珍就离开了我们受尽屈辱的那家餐馆，虽然我们几乎是被那些丑恶的男人们逼出餐馆的，但我感觉我们离开的时候是高昂着头走的，毕竟我们守住了我们的良心和道德，没有做那些仅靠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来迎合那些男人的女人。
离开餐馆，我们口袋里只有几百元钱。于是我们又开始了在广州辛苦找工作的历程，但整整半个月过去了，我俩依然一无所获，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嫌我俩是来自农村没有文化的人，眼看着钱就这么要花光了，我俩心急如焚。那阵子真是灰心丧气到了极点，正当我俩准备收拾行李灰溜溜地离开繁华的广州的时候，我俩幸运地被一家公司录用了，工作很简单，做前台的礼仪小姐。
虽然这份工作给的工资不高，但我俩想起那半个多月求职期间的辛劳与焦虑，我俩早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做得很是起劲。一个月下来受到的赞誉颇多。一个偶然的机会，深圳总公司经理来公司视察工作，并要物色一名女秘书，还包吃包住，经分公司经理推荐，总经理接见了我。面试的过程出奇地顺利，我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被总经理录用了。她还当着我的面夸我：虽然没有读过很多的书，但我的气质比那些名牌大学毕业的还要自然和高雅。听了总经理的话，我很激动，第一次觉得广州的天很蓝。
临去总公司的时候，我大着胆子问珍珍可不可以跟我一块走的时候，没想到总经理非常通情达理地说她公司正好缺一个打字员，并问珍珍会不会打字，珍珍如实说不会，总经理的眉头紧锁了一下。也许是总经理看到了我和珍珍的感情很深，于是她很爽快地说：既然这样，那你过去可要抓紧时间练啊，在深圳不会操纵电脑近似于文盲啊。我们俩听了总经理的话，像小女孩一样地拍起了手，觉得能在广州这个世俗势利的商业社会碰到总经理这么好的人，真是太幸运了。
到达总公司后我才知道，所谓包吃包住的意思其实就是吃住都和她在一起，白天在公司我是她的秘书，下班后我便是她的保姆。总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离婚已经多年，生的儿子现在跟着以前的丈夫过。但我想总经理对我和珍珍那么好，简直就是我们的救世主，我应该感激才对，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很愉快地做着总经理的所谓“秘书”。
总经理的生活极为讲究。为了上班不迟到，我只好凌晨5点赶到很远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买菜，然后再回到家为她做好早餐。而自己却从来都顾不上吃早餐，便得赶在交通高峰前去公司上班。如果迟到了，那么按照公司的规定，不管你迟到的理由有多么充分，你这一天的工资也就没有了。下班后我不能在公司磨蹭就得赶紧跑回家开始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经常在我忙得满头大汗毫无头绪的时候，她却在客厅里跟着电视做着极不规范的健美操运动。白天我在公司里更是没有一点空闲，以前从电视里看到的那些只是替人接接电话，倒倒茶，送送报纸，所谓很轻松的秘书活，在深圳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想，深圳本来就是一个生活节奏快，工作节奏快的城市，更何况面对着一个在全公司上下以刻薄苛刻著称的中年妇女老板。我想起，在分公司的那时候总经理的慈眉善目，再对比现在苛刻到几乎是在刁难员工的总经理，真觉得判若两人。
珍珍在公司的处境也不好。毕竟总公司是大学生林立的地方，所以他们很看不起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珍珍，尤其在珍珍遇到一些不会打的字去向别人请教的时候，别人总是趁机抓住那个“机会”，刁难取笑珍珍一番。有的男员工，甚至还借着教珍珍打字的借口，对珍珍有意无意地动手动脚。两个女孩在冷漠势利的深圳大街又陷入了孤苦无助的地步。在外漂泊的时候，我常打村里那惟一的一部电话，让父母接听。父母总是在电话里问我在外面的情况，我怎么忍心说真话呢？她所受的苦楚，在父母那里总是要加倍的。所以我总是说我好得很，老板对我很好，员工之间很亲热，彼此之间像亲人一样。事实上，我从未见过这么多势利冷漠的脸，这么多欺软怕硬的人，这么多城乡意识根深蒂固的人，这么多脾气古怪的人。我的总经理，她怀疑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像是警察一样命令我监视每一个同事的言行举动；总经理不许其他员工与任何客户直接打交道，怕他们以损害公司的利益“炒单”而赚取外快，并严禁我与同事或其他人有任何业务以外的交往，即使是正常的带有友谊性质的交往也是不允许的；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总经理有一天竟然跟我说，让我跟珍珍也要尽可能地减少不必要的交往。
再后来，用总经理的话说，为了避免我被“打劫”，她经常不发工资给我；又因为怕我太“粗心”，我的一应证件，都由她“保管”了。一天我下班回家坐电梯的时候，电梯里只有我和这座楼的一个保安。那个保安打量着我，然后对我说：“出来做事不容易啊!我来这儿半年了，你已经是她雇来的第三个保姆了。你老板脾气那么坏，平时会不会打你啊y”我一边往电梯外走一边说：“什么?打人?这是个法制社会，她应该知道平白无故打人是犯法的。”但是，话虽这么说，在我内心深处，我没有哪天不想着要离开这个所谓的“家”，离开这个脾气暴戾的总经理，离开这没有人情味的深圳。但我没有证件，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尽管在深圳已经待了近半年，但在她的管制下，我离开她连吃住恐怕都成问题。上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父亲说：“你不是说每个月往家里寄钱吗？现在家里很紧张……”要不到工资，我握着听筒只能在这边默默地流泪。总经理去一次美容院或陪客户上一次茶楼，一出手即是成百上千元，而我有时候连上下班坐公共汽车都得向她要钱。她一元一元的给，居然也不怕麻烦。
终于，我实在忍受不了总经理的苛刻和同事员工的刁难，加之珍珍闲暇的时候也跟我抱怨说，她虽然学会了打字，但那些员工总嫌她打字太慢，耽误了公司的办事效率，她也不想在公司这么“憋气”地呆下去了。于是我鼓起勇气向总经理提出了辞职，她一听我要“甩手不干了”，居然勃然大怒，并且还叫嚣着要扣掉我的全部工资。为了发泄自己来公司以后所受的屈辱和不平，我第一次当着公司里的所有员工顶撞了她，我说我不想干了，我想回家，这是我的正当要求和权利。有两个公司同事私下里凑了路费给我，我谢绝了。我告诉那些好心的员工，即使她马上赶我出公司的门，我就是在深圳流浪乞讨也要找她要回我的血汗钱。也许总经理终于意识到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吧，在跟我拖延了一个月后，她到底只扣了我一个月工资，把以前的工资都按原数发给了我，并且把我的各种证件也还给了我。而我只想快速地离开这个公司，快速地忘掉总经理那张伪善的脸，所以即使她还欠我一个月的工资，我也懒得去争了。珍珍见我走了，她没等总经理炒她，自己也知趣地离开了。
我和珍珍又像半年前一样，重新踏上了漂泊找工作的路程，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两个从农村出来的打工妹而言，工作难找仍然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那天，我们在街上意外地碰到一个我高中时代的同学。她染着一头金发，浓妆艳抹，看她那一脸得意的表情感觉好像在这儿“混”得不错。得知我们的困境后，她摇了摇头对我们说：“我现在在一家夜总会当小姐，又轻松又能挣钱，你们愿不愿去？”我吓得一哆嗦，连连摇头摆手。她笑了，很看不起我似的跟我说：“你以为做小姐是做鸡哟，其实做小姐也有不卖身的——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在我们夜总会，做小姐顶多也就是让客人摸一摸，根本就不用卖身，钱也没少赚，比打工强百倍，还不用成天看别人的脸色过活!”珍珍被说得似乎有点心动了，她试探似的问我：“玲子姐，咱们去试试吧，我看这工作我们是找不到了，到哪儿去人家都要那些大学毕业生。我们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啊!”我说：“我就是饿死也不干那种工作!不然，以后我还怎么做人，还怎么面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同学看拗不过我，也就不勉强我了，拿出400元钱对我说：“那你再碰碰运气，实在不行就回家吧。如果愿意跟着我干，就来找我!”她带走了珍珍。我没想到的是，短短几个月的漂泊，珍珍已经改变到让人家随便乱摸做小姐的程度。
天无绝人之路，我后来终于被一家比较正规的玩具厂录用了。凭着自己的吃苦耐劳，我从普通的打工妹做到了部门主管。两年后，我带着一笔可观的收入回到了家乡，在家乡开了一家餐厅，生意很红火，我还建立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我活得很自信也很充实。我很庆幸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向命运妥协，没有像很多人一样出卖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如果当年我跟她们一道去做了小姐，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彻底堕落(珍珍后来因为卖淫被劳教)，那也许会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我很想对那些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说：打工的日子里会有许多苦难和挫折，汗可以流，泪可以淌，但良心和道德始终不能出卖。
站直啦，别趴下
李启华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像一只耗子一样，溜在这座城市的角落，有点不安和忧郁，因为贫困依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高悬于我的头顶上方，似乎永远不想善罢甘休似的。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我在北京的这几年时光，有快乐，也有幸福，但更多的却是辛酸和无奈!
好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像一只耗子一样，溜在这座城市的角落，有点不安和忧郁，因为贫困依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高悬于我的头顶上方，似乎永不想善罢甘休似的。回过头来仔细想想我在北京的这几年时光，有快乐，也有幸福，但更多的却是辛酸和无奈!
但不管怎样，我还会继续呆下去，为爱我的人也为我自己，如今我正蜷曲于北京一间狭小的地下室内，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蛰伏已久的蝉，在这个本来属于自己的季节里保持沉默，是不是断翅后哀鸣的另一种方式?我不能回答，也不愿回答。
灯光昏暗而又苍白，甚至像某个人曾经给我的笑，使我不忍心看。音乐从窗户的缝隙里挤进来，一点一点摧残我那脆弱而又不设防的感情，直到我不能自已。闭上眼睛，有泪渗出，冰冷着我的眼眸。琐碎的往事一点一点在心底浮现，清晰而又生动无比，……我想我是应该盘点一下自己纷乱的思绪了，虽然我会在北京继续呆下去，虽然这也不是我的终点，但我还是要给自己不安的灵魂一个交代，也算是为自己在北京闷热的苦夏里找一丝清凉的解脱。如果不小心触痛了谁，请不要说我残忍，在生活面前你我原本都是一丝不挂。
很久以前我一直很固执地认为在家乡那个小城的生活，是神灵冥冥中安排好的，虽然它没有给我带来一丝物质欲望的满足，也没有最终让我守候于此，但它却最终让我刻心铭骨于那份纯朴感情的真挚。我是个不善于交际，也不会溜须拍马的人，但那里的经理却出奇地青睐我。他说，他看重的是我的老实和真诚，这也是他从几百名应聘者中看中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的工作很轻松也很愉快，就像一条在水中自由自在游来游去的鱼。
在那里我还有段不成功的恋爱经历。对象是我的同事，属于不美丽也不漂亮的那种，可我就是喜欢她，发自内心地，至今我都说不清楚是她的哪一点吸引或者诱惑了我。也许很多时候人都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我想那时我也是吧。不过这段经历很快便以失败而草草收场，个中原因难以言表，恐怕和此次北京之行有关，算是情感负债的一种逃脱吧。
在那里我有了充足的上网时间和良好的上网环境，在网上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天地；在那里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天空有多蓝；在那里我给自己找到了逃脱和寻找梦想的理由。
不管怎样我感谢那里，感谢那里所有爱我、帮助我、关注我的人。我走得再远，也还没有走出他们的视线，我一向很固执地这样认为。请不要怪我絮絮叨叨记述和本文无关的一些从前的个人经历，正是因为那段经历促使了我的北京之行，我没有理由不去描述和记忆。但愿读完本文后能够明白我的良苦用心。
到北京西站的那天，阳光很好，明晃晃地洒满了每一个角落。我张着惊恐的双眼左看右看，看着那涌动的人流，四周鳞次栉比的“玻璃桶子”，让我感觉到我与这现代化的大都市是多么的不协调，我不禁自问：我到了北京吗?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北京吗?直到我看到那硕大的“北京西客站”五个字在我头顶耀武扬威时，我才明白自己是真的来到了北京。
没有人来接我，也不会有人接我，在北京我没有朋友，只有两三个从未谋面而且还不算熟识的网友，个个都忙着拼命挣钱。望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那奇高无比冰冷的水泥建筑物，我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宿，那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点，这对于一个初到北京的异乡人来说也就满足了。
拉着行李，我缓缓走出北京西客站，在一间又破又矮的电话厅旁小心翼翼地拨着那个传呼号码。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丝毫的回音，有的只是我被太阳煎烤的焦急内心和太阳下短短影子的叹息。我知道这个传呼号是我此次北京之行的一根救命稻草，要不今晚我就要露宿街头，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地抓住，那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许是我的真诚和耐心感动了上苍，在经过长达五个小时漫长的等待后，我终于听到了那清晰的电话铃声。
总算赶在天黑之前，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地下室，心想今晚不会露宿街头了，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不过这间地下室真是小的可怜，只有我家里的厨房那么大，硬是被塞进来六个人。我想到了蒸笼，想到了蒸笼里拥挤不堪变了形的馒头。不知道时间久了室友们会不会像馒头一样发酵起来(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毕竟大家都来自外地，到北京来都不容易)。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便正式开始了我的北京生活，像很多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异乡人一样，每天忙碌于睡觉——工作——睡觉的循环怪圈中。这就是我来北京寻梦的结果吗?我不止一次地在漆黑的夜晚里思考着这个问题。更为要命的是那家公司根本不允许我上网，因此我也就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一些机会，最终这也成为我逃离这家公司的一个借口，我第一次发现生活中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借口，只要你认真地寻。在第九天我向老板辞了职，他显得极为平静，像我这样快捷的他也见得多了，更何况是在北京这地方，跳槽已成为一种风景。再后来经过朋友的介绍我又去了一家网站，朋友是我的上司，因此我也受到了很好地礼遇。我又恢复了从前的工作状态，每天是那么快活地在网中央游来游去。我对朋友很感激，因为每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总是那么不容易，我很小心地珍惜着每一次机会。不过这种小心很快便被现实中的世故变迁击得支离破碎。一个月后朋友被排挤出了那家网站，我的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看来我又一次陷入了生存的危机中。日子就在这样的找工作——工作——失业——再找工作中度过，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会有一个尽头!
但不管怎样，我决不屈服，为了生存，也为了更久远的对生活的美好梦想，我要抗争并将永远抗争下去!
漂泊异乡的辛酸
韩萌
可以说我们在珠海漂泊的日子里碰到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求职中遭遇的事也一桩接着一桩，我们尝到了在异乡漂泊的酸甜苦辣……
我和几个老乡一行五人南下珠海，除了一位带队老师外，我也应该算是这个队伍里的老大姐了。当初我是怀着出外看看的心态南下打工的，其实在家里我已经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要出门见见世面，出去闯一闯的念头。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出门南下到珠海。一路上，火车、轮船、高楼大厦以及各式各样鱼龙混杂的语言，让我大开了眼界，我觉得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别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更无奈，当时踌躇满志的我却并不觉得那样。
未到珠海先下岗
本来出来时已经打好招呼了，到珠海的时候由那位带队老师直接送我们进一家事先联系好的工厂上班，但没料到的是等我们到珠海的时候那家工厂已经倒闭了。五个人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呆了一个多星期，工作始终没有着落，到此时大家才意识到珠海也不是好呆的地方，没有工作的处境是最危险最尴尬的。带队老师要回去了，四个人中有两个人也嚷嚷着想回去了，他们临走的时候将能留下的钱全都给了我和另外一个男孩，他叫张旭阳。送他们上车回家的时候我一下子抑制不住自己就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既是对好友离别的依依不舍，也是因为我突然很想家，很想我的妈妈。经过这么长时间找工作的奔波，我已经很清楚要在珠海找到一份稍微理想一点的工作是难于上青天。
虽然已经有了老乡临走留给我们的那些“赞助”，但我和张旭阳每人平均只剩下最后的三百多元了，而且在珠海这个高消费的城市，最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两人都知道找工作艰难，我和他就互相督促：不许乱花一分钱，一天只准吃一餐饭。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珠海的求职奔波……可以说我们在珠海漂泊的日子里碰到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求职中遭遇的事也一桩接着一桩，我们尝到了在异乡漂泊的酸甜苦辣……
找工作难于上青天
每天一大早，我们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从我们临时住的地方步行到一个叫王河职介所的地方找工作。那里像我们这样无依无靠的求职的人很多。第一次去职介所的时候，我跟张旭阳并不怎么熟悉那里的行程。买了现场招聘的入场券，我们就匆匆忙忙地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许多厂家都已经招聘满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几家，但那些招聘的工种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何况叫我们干。出了职介所的大厅，我又去看门口的工作推荐栏，我看到有一家私人商场需要一位女营业员，这虽然跟我学的专业不对口，但我想身上的钱马上就要花光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一份工可以糊口，想到这里我毫不犹豫地交了50元的中介费，得到了去那家商场的地址。商场老板是个四川人，他仔细地看了我的身份证、毕业证之后对我说，来这里面试的人很多，他需要考虑一下，选择一下，同时也让我考虑一下每月400元工资、没有节假日、每天站着干八个小时，我是否能接受。老板说如果我愿意干，可以给他打电话，临走的时候他把他的手机号留给了我!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张旭阳说吃饭吧，跑了一天都快要饿死了。吃完饭，等我掏钱付账时，才发现身上只有100元，还有200元大概是在职介所拥挤的时候被小偷偷去了。一下子我仿佛掉到冰窖里去了，在这个没有钱寸步难行的城市，200元对我这个没有工作的人是多么重要呀!我真的好想大哭一场，可是疲惫的我却怎么也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第二天，我和张旭阳很早就起来了，又像昨天一样去了一家职介所。张旭阳很快找到一个工厂应聘普工，他交了260元押金，最后由厂方直接带进厂上岗工作了。我也跑了很多家，其中也有去酒店做服务生，有去发廊做按摩的，并承诺我说当天就可以上岗的，虽然我在这个城市很需要一份工作，但我却不敢去做，因为我太害怕比较封建的父母一旦知道我在酒店做服务生，或者在发廊给人家按摩，会怎样看待他们的女儿。最后我将一份简历表递给了一家在坂田招普工的电子厂。后来的面试很顺利，我被告知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一刻，我才深深吁一口气。
双手生生脱了一层皮(https://www.daowen.com)
我决定到电子厂做普工，这样一来，我与老乡张旭阳便不得不分开了。我搬进普工住的集体宿舍里，只有十平方米的宿舍却住着二十多个人。进厂时需交厂证费及暂住证件费等等杂七杂八的费用60元，加上这几天所花掉的路费，我身上最后的所有财产是13元。由于我们是新员工进厂，按照厂里的规定要扣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在这里先干两个月的活才能领到工资。
每天上班的时候，我们这些普工都要排着队进去打卡、上档，一天要紧锣密鼓地工作12个小时。下班伸开双手一看，双手生生脱了一层皮。在这个厂我认识了两个小老乡，刘苹和张云，当她们知道我也是来自黄山脚下的同乡的时候，我们他乡遇故知般地欢呼着抱在了一起。每天一下班，我们三人就聚在一起，说家乡话，，说家里事，说着说着，三个人就不由自主地一起哭了。她们俩是去年12月份过来的，今年过年都没顾得上回家，在厂里已经呆了四个多月，现在才发到手三百多元，其他的钱都被厂里的“下个月一起发”给拖到现在。我对她们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在这里呆得久。在这个偏僻得连一个磁卡电话都找不着、工资又少得可怜、还不能保证每个月都能领上工资的地方，让我呆一个月我会疯掉的。有一天晚上，我溜着出去给那个商场的四川老板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可以去他的商场上班。当我告诉刘苹、张云，明天早上我就要走了的时候，她们拉着我的手说，怎么这么快，才认识就要走了。
第二天早上，刘苹、张云送我上了车，刘苹一定要拿出身上仅有的4元钱为我付车费。我说你留着吧，我比你还要富有一点，我身上毕竟还有8元呢。我离开工作了一个星期的电子厂，心里还是很难受、很惆怅，因为这里有我的牵挂，她们让我找到了只有在学校和家里才能感受得到的那种友谊和亲情。
当上了售货员
新换了一个环境，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拖拖地、擦擦玻璃、给商场出去导购。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人也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起来。轻松起来的我又非常渴望找一个跟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开过很长时间的诊所。所以我非常想找一个厂医、妇科医生或者护士什么的做一下。有一天下午，我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溜到了一家职介所的招聘栏上望了一下，恰好看到有招妇科医生和护士的诊所。做妇科医生我知道我经验肯定不足，因为那家诊所要求的都是八年以上工作经验。我只想做个护土，能和药品、病号打上交道对于我来说就已足够了。至于工资，一般般我就满足了，毕竟在诊所工作不但是跟我在学校里所学的专业对上了口，而且也是我的理想啊。晚上回到老板的店里，我的心里一直起伏不定，我仿佛看见自己正穿着白大褂为病人注射、开药。经过一个晚上的“瞻前顾后”，我终于决定试一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向老板请了一天的假，跑到职介所，花了3元钱拿到那家诊所的地址，用了一个小时去应聘，很顺利地就成功了。晚上我就向老板说了我要离开，并很婉转地对老板说我对我的辞职感到十分的抱歉。老板很开通地说，人往高处走嘛，并给了我100元，说是我的薪水。我现在还很感谢那个老板对我的理解。
在诊所里上班的时候，我仿佛找回了真正的自己，回到了从前那个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我以为我总算彻底摆脱动荡的生活了，但是后来我还是偷偷溜出了那家诊所，因为我所工作的诊所是个骗子诊所，里面用的全是假药。出于道德原因，我不能干那么昧良心的事，即使我非常需要钱，非常想在一家诊所工作。
又成了失业的一员
我再一次失业了。幸好，在那家商场上班时认识一个叫王胜的保安，无处可去的我只好找他帮忙，他爽快地答应帮我，并让我搬去他那里暂住，他则和另一个保安睡在一起。我又重新成为茫茫求职人海中的一员，每天不得不去职业介绍所碰运气。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时候特别希望能在路上捡到钱包，钱包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钱，还有一张大公司经理的名片，当我把钱包还给经理的时候，经理非常惊讶，想不到现在这个惟利是图的商业社会还会有像我这样拾金不昧的好人。经理非常感激地对我说：“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姑娘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哎，可惜呀，无论我把眼睛睁得多么大，也看不到地上有什么钱包。傻瓜呀傻瓜，把自己的钱包看好就万事大吉了，哪里还会捡到别人的钱包呢，别白日做梦了——因为有了上次丢钱的教训，我现在每天在职介所的时候只在口袋里放三十几元钱。没想到，扒手还真又打起了我的主意。钱被偷的那一刹那，我立即警觉地发现了。我平静地近似哀求地对小偷说：“还给我吧，我就这么几块钱了。”扒手可能良心还未泯灭，很不好意思地把钱又塞进了我的口袋。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工作没找到，差点又送给扒手四五天的伙食费，在这个异乡的城市里生活真是艰难而惊险。
依然没有找到工作，身上又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亲人在身边，那一个个晚上，我觉得疲惫而又心酸，我哭了一次又一次，王胜像大哥一样一直劝我，叫我不要着急，工作慢慢找，没有钱可以找他借。要说我在打工过程中碰到的第二个好人，那就是王胜了，我们根本不是老乡，我们只是萍水相逢，他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走过这最痛苦的一段路程。
我又在职介所找到一家诊所招聘，我去应聘的时候一位姓李的医生问了我许多问题，后来他让我下午两点钟再打电话过去，从他对我的态度和口气来看，我觉得我完全可能应聘成功。我很高兴。回我住的地方的时候，一路上，我轻哼着小曲，心里觉得有来珠海以后从未有过的舒畅，快到住处的时候，有一个年过半百一脸福相的人，问我有没有钱帮他付一下电话费?我说我哪有钱，不过有IC卡，可以借他用一下。他接过IC卡说，谢谢小姑娘，并问我老家在哪里，我说在安徽，他好像{艮激动地说他也是安徽合肥的，出差路过这里的时候，皮包以及证件全部都给丢了，现在想打个电话让公司的人来珠海接他回去。我说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理解你的心情，并且也很想帮你的忙，可是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惟一值钱的是这张还有17兀钱的IC卡了。他打了电话，问我家住哪里，并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感谢我。我说不用了，只要你不是骗我的就可以了，最后我还给了他2元钱去买瓶水喝。回去后，我跟王胜说，我今天做了一件好事。王胜说那家伙是骗人的，他骂我怎么这么笨。我却觉得无所谓，即使是骗人的，我也只是2元的损失，万一不是骗子，我那2元至少能让一个在异乡丢了证件丢了钱包的人买一瓶矿泉水解一下渴。
下午两点钟，我准时给那家诊所打了电话过去，我只问了我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对于我的工资，450元就450元吧!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与我专业对口的工作，我还在乎什么工资?找到与专业对口的职业，在这家新的诊所上班，每天看病、诊断、开药、治疗，一切都得心应手。如果碰到不懂的地方，可以打电话向李医’生咨询请教。正当我在庆幸自己找到一个既能展示发挥自己才能又有机会学习的好诊所的时候，老天却让我跟李医生闹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有一天晚上，李医生弟弟的同事来诊所玩，他说他腰肌劳损，并问我会不会推拿，我说可以试试看，于是给他推拿了几下，他说舒服多了。第二天，那个人又来了，说是让我再给他推拿几下。因为毕竟都是我的熟人，碍于面子我又给他做了几下推拿。
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就这么简单的两次推拿，竟让李医生当着许多人，包括诊所老板、老板娘的面臭骂我一顿。问我为什么不在处方上写理疗收费，我们这里又不是美容院，你这样做许多人说你是‘‘鸡”呀。我听了李医生的话后非常生气，血马上冲向脑门，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跟他争吵了起来。我大声对李医生说：“虽然我是来替你打工的，可我是靠自己能力挣得这碗饭的，不是靠你的施舍。我有自尊和人格，在我尊重你的同时，也希望你能同样地尊重一点我。你是医生，也应该有职业道德和口德，对于我工作上的差错，你可以说我，可是你无权对我进行无理取闹，甚至是污辱的谩骂。”也许是从来没有人对李医生这么说过话，也许是我的话把李医生给气昏了，他让我走，马上就走，我说你叫我走可以，但得把工资算给我。后来这场风波还是老板出来打圆场才算平息了。
我虽然没有辞职，也没有被炒掉，但我已没有刚来时的那份窃喜和自在。我打电话给了王胜，说我随时都可能辞职也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炒掉，即使我今天在这里，但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他说你随时可以找我帮忙，只要我能帮得上。
我每天仍然做着我要做的工作，努力地做好，因为我很珍惜这份工作。坐在这里一天，我就要对我的工作负一天责，我这样要求自己。
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使我看清了许多事情。无论怎么样，第一次出远门对我来说什么滋味都尝到了，而我的这些经历对比那些在珠海找了几个月都没找到工作的人来说不知要幸运多少倍了。珠海，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样一座热情奔放而又无比现实的城市。
活着的滋味
杨凯
成千上万的民工匆匆告别故乡，如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他们在别人的城市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现实，他们在城市人的不屑或同情中体味着活着的滋味。
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完全褪尽，成千上万的民工便匆匆告别故乡，如潮水般地涌向城市。他们又将骑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为市民送去一袋袋牛奶、一份份报纸；又将出现在沸腾的工地为城市建起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通衢。在辛勤的劳作中，在别人的城市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现实，在城市人的不屑或同情中体味着活着的滋味。
来自山东的小保姆
“我们那儿下雪了吗?”出门打工的山东小保姆小兰的家乡情结依然不减当初。小兰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总是只看半截天气预报。
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当济南市的天气预报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后播放时，小兰的脸上马上有了阴晴变化：“噢!好!我们那儿下雪了”；或者，她默默地抽身离去，嘴里嘟囔着：“又是大晴天，庄稼肯定都干死了!”
这半截天气预报一看完，她立即忙上了手里的家务活，不再继续看下去。
山东，是小兰的家乡。
其实小兰的家并不在济南市，她的家乡是在距济南几百里的莱芜地区。只是在电视上，她无法找到山东莱芜那个小小的城市，更无法找到距莱芜还有近一小时车程的那个小村子。于是，她只好关心济南，这个离自己家乡最近，而电视里又播报天气预报的城市。电视里的山东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游子心中具像了的家园。
18岁的小兰来到北京已经一年半了，她到北京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
2000年9月17日中午，初中毕业、因家庭困难没有继续升学的小兰正在家中干农活，她的五叔隔着沟地远远地喊她，说北京有个记者来村里采访，想顺便找个保姆到北京帮记者阿姨带孩子。小兰顾不上换衣服，趿拉着一双鞋就飞跑过去，她实在是太想出去打工了。一个小时后，小兰含着眼泪跟着北京的记者阿姨坐上了汽车，离开了她自从出生就从未离开过的小山村。到北京的第二天，记者阿姨给了她一大堆衣服，让她换着穿。小兰高兴地叠着衣服，而后，她怯怯地与阿姨商量：“我能不能把从家里穿出来的裤子寄回去?因为——我12岁的妹妹，还没有像样的裤子可以穿出去见人!”
莱芜地区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地区，它的贫困主要是因为缺水。在莱芜地区，只要降水量达到300毫米，也许预示着就是一个丰收年。然而，莱芜的降水量通常只有不超过一百毫米，而陆地的蒸发水量却达到了近两千毫米，小兰的父母、弟妹，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艰难生存着。从干渴的土地上走出去的打工妹自自然然地关心家乡的降水量。她知道，天气形势图中标志着降水的云朵，也许就是意味着莱芜农民家家户户的仓满囤流。小兰明白家里穷。这个懂事的姑娘，在离家三个月后，给家里寄去了第一笔收入——940元，她几乎解了家里的大急：莱芜地区半年多滴雨未落，小兰家的地里几乎绝了收。开春时播下的三袋小麦种子只收回了不到五袋粮食，在小兰寄钱回家的前夕，家中已经断了粮。小兰在离开家乡之前，从没有见过水龙头。在北京，她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使用煤气和各种家用电器。只是，她会在不知不觉中拿北京的一切与家乡相比——阿姨在外边吃一顿饭的饭钱，够交弟弟妹妹一学期的学费；看着阿姨家吃饭时挑东挑西的小弟弟，她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远在家乡的自己7岁的小弟弟，她可怜的小弟弟也许做梦也没有梦到过有这么多好吃的!在小兰眼里，贫困的意义是多重的：它表明没有钱买种子，没有钱给弟妹买新衣服，代表着一天三顿只能吃土豆炖面——如果加上点油，那就是改善生活了；贫困还意味着在她离家时，妈妈追上来，往她手里塞的3元钱，那是家里最后的3元钱，拿走了它，家里就没有一分钱了!而在北京阿姨的眼里，贫困，不但限制了生活水平，也许更多是体现在眼界的狭窄。拿一件小事来说：小兰到北京后，经常因为穿衣服的薄厚受到阿姨善意的批评，二十多度的气温下，小兰仍然穿着羽绒服!后来阿姨才知道，小兰之所以在大热的天儿穿着棉袄，是因为在莱芜的家里，从来没有足够的衣服让这个姑娘随季节替换!贫穷，甚至让人的感觉器官迟钝了。
贫穷，让小兰走出了莱芜；贫穷，也让小兰决心改变莱芜的家乡面貌。小兰来北京从未乱花过一分钱，她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家里；与此同时，北京的阿姨也给她家寄衣服，寄学习用品，寄种子……在小兰和她的北京阿姨的努力下，小兰的家开始有了变化。去年，家里在附近的河岸上，打了一眼几十米深的井，买了水泵。这口井和水泵，略微解开了小兰的愁水心结，从此，无论天气是否干旱，小兰家至少可以保证几块地能有个好收成。这个刚成年的女孩子规划着家庭发展的蓝图：每年种上一些果树，秋天果树结了果子，果子可以卖，果树几年就可以成林；养兔、养蜂……小兰也在努力改变着自己。她在工作之余看书，时而也摸摸电脑，还练字。当她一笔一划地按字帖写字时，就像是在描绘自己和家乡的未来。当然，小兰还是会用心地瞄一眼天气预报，有时候知道她心思的阿姨也会冲她喊一声：“你家那儿下雪了!”
搬家工的艰辛
新春刚过，一批批民工就从家乡急匆匆地赶回了北京，开始了新的一年的打工历程。然而，有一批民工春节期间就没来得及回家跟亲人团聚，依然为了生活而辛苦地在别人的城市里忙碌奔波着。
星星搬家公司的司机老徐是五人搬家小组的组长，大年二十九晚上，已是华灯初上，他对其他四位员工兼哥们说：“大拆迁使许多人搬新家过新年的梦想成为现实，年前活儿特别多……”说话间，老徐的手机响了。“看，又有活儿来了。”关上电话，他略显疲惫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晚上7点，货车准时到达北京琉璃厂西街一条狭长的胡同口。寒风嗖嗖地吹着，胡同里几乎没什么人，搬运工王三毛和他的同事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摸索着来到了西北园胡同30号——董师傅家。院子里很凌乱，老董已在这个胡同里生活了整整60年，今晚，他的家将迁往石景山。
近二百斤的大冰箱、装满书的大箱子、29英寸的大彩电……老徐说：“这趟活不轻松，大书箱几乎是最难对付的东西，眼前这二十多个书箱，每个足有200斤。”就在胡同里的邻居们纷纷前来与老董话别的时候，星星搬家公司的五个哥们儿开始搬家了。笨重的家具一个人难以背起，一台大彩电需要几个人帮忙才能扛到背上，这时候上肢被深深地压弯了。
这条胡同足有一百四十多米长，搬家工背着沉重的家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铺着碎方砖的路面上，一米多宽的胡同里时而有骑车的路人经过，肩扛手提的搬家工们还要停下来自觉地给他们让道。不到一个小时，原本宽敞的车厢已满满当当塞满了七十多件家具、纸箱。“上车!”话不多的老徐一声招呼后，其他人就势坐在了车厢尾部的纸箱上，幸福地点起了几根烟，闷憋的车厢里随即飘出了浓浓的烟草味。因为要坐人，厢式车厢的后车门并没有完全关严，留出了一道宽宽的缝隙，既可透风，又能望见车外的风景。
凛冽的西北风呼呼地吹透了小伙子们单薄的工作服。衣服穿得太厚，既不方便上下楼搬家具，出汗后再经路上的风这么一吹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干搬家行当的人几乎无论冬夏，都穿着一身单薄的工作服。
卡车行驶在节日气氛浓厚的西二环路上，道路两边都挂上了绚烂的彩灯。透过路灯，老徐看见车后一辆红色富康车里，有一家人正兴高采烈地清点着刚采购来的年货，小孩子则忘情地吃着什么。老徐又狠抽了口香烟，吐出浓浓的烟雾。今天因为活多，老徐和同事们忙得只吃了一顿早饭，此时早已饥肠辘辘。
“过年了，想回趟家也不容易啊……”王三毛叹了口气，掰着手指自己算起了回家的开销。从北京到成都的硬座火车票涨价后是181元，从成都到家乡县城的长途车票是80元，下车后还要再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这路费也不贱啊!”王三毛自言自语道。
搬一次家，老徐和他的兄弟们每人能挣8元，一个月下来可拿到六百多元，这笔收入与一般的京城搬家公司比属中上等。老徐每月只给自己留200元，剩下的钱攒足两个月就全部寄回家。有时候大伙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就谈自己的孩子，一说起自己的儿子，老徐眼中总是闪着泪花。前年回了趟家的王三毛则一直把全家福的照片放在枕头底下，睡觉前要仔细看看。“为了他们娘儿俩，再苦再累也值得啊!”王三毛经常这样安慰自己。来北京三年多了，王三毛还一直不知道天安门是什么样子。上次搬家公司的卡车经过前门，他远远地望到了天安门的黄色檐顶，高兴了好长时间。他们平时不敢随便出门，害怕检查暂住证。其实，他们几个人一到北京就办齐了各种务工手续，可不知怎么的，还是不愿出门。“什么时候让我的娃子来北京看看该多好，他肯定没见过大街上能跑这么多的车。”王三毛经常这么跟大伙说。
晚上9点，卡车停在了京西一栋高层塔楼前。望着高楼里的点点橙色灯光，老徐悠悠地说：“北京真好，可惜不是我们的!”
“呸”老徐朝掌心里吐了口唾沫，呼地扛起了一个大纸箱，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楼……
17岁的打工仔
熊天平、熊天勇兄弟俩提着三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来到了候车室，等着乘坐T10次列车去北京打工。当天早上6点钟，他们就坐上了从家乡邻水开往重庆的长途客车。邻水属于四川广安，全县93万人口中有八十多万农民，17万人常年在外打工。
天平只有23岁，但已到广东、福建、上海打过工。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一直在北京昌平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挖土方。
弟弟天勇17岁了，去年7月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家呆着。家里供他上高中有些困难。再说，成绩也不好，终归还是怕钱白花了。家里田地也不多，多他一个人也不多，少他一个人也不少，其实他在家里也不种地，成天跟村子里的孩子乱跑。半年里，家里看他一直无所事事，所以决定让天勇跟哥哥天平到北京去闯闯，打打工。
正月初五，全家人送哥俩去了县城。母亲一路不停地叮咛。父亲提着行李，没说什么。听说北京很冷，父母让天勇带了一条8斤重的厚棉被。
第一次出远门，天勇收拾得十分精神，深蓝色的西服配一双白球鞋。天平对他这身打扮十分不满：“打工又不是走亲戚。工地上要穿我们这种衣服。”并自豪地扯了扯自己穿的牛仔茄克，“这种东西既经磨，又便宜，是我们打工的人穿的衣服。”
列车很挤，天平将编织袋放在过道上。不时有人从兄弟俩身边挤过。天勇尽量往里靠，坐着的人又使劲往外推。天平泰然处之，说：“几年前到广东的火车上，人多得连厕所都上不了。”
火车启动了，天平给弟弟又讲起他打工的故事：“打工仔最怕拿不到钱了。前年去广东打工，到年底了，老板‘打滚儿’不给工钱。最后几十个人一起找他，才拿到部分工钱。他不给，我们也没办法。老板要收拾打工仔，还不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天平右手小拇指少了一节，那是去年在上海一家塑料厂打工时被机器绞的。当天平的父亲听到音讯时，人都软了。父亲太怕天平年纪轻轻就这么残废了。而天平自己也知道，打工仔最怕的是受工伤。
“挖土方是个重体力活儿，不需要技术，也没有大危险，但稍不小心手也会受些小伤，不过用胶布一缠，保证没事。”天平跟自己的弟弟吹嘘道。他怕天勇承受不起，打算到北京后给他换一个工种。“如果不行，那只有我们两兄弟搭班，这样好相互照顾。”天平跟弟弟说。
天勇安静地听着哥哥说话。在他旁边的硬座上，三位返校大学生正兴奋地交流着各自学校的趣事。天勇觉得他们是跟自己不在同一个世界的人。
“打工是家里惟一的希望”天平经常在自己身心疲惫的时候这么安慰自己。
天色渐暗。天平拿出一袋煮鸡蛋，兄弟俩就着外面灰暗的夜色一起吃起来。那几个煮鸡蛋是从家里带的，好吃又不花钱。
在天平的家里，一年的开销很大。开春要买化肥和种子，添小猪崽儿。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税费，一年算下来，每个人得交一二百元。如果家里有一两个上学的学生，日子就更艰难了。家里人均只有三分田、四分土，粮食刚好敷嘴巴，周围又没有什么厂矿，只好出去打工。打工的确是家里惟一的希望。
去年邻水县有十多万人在全国各地打工，他们给家乡带来六亿多元的收入，是全县财政收入的10倍。天平家去年用他寄回的钱在院子里打了一口水井。天平还想将房子好好修一下，再修一个厕所、一个洗澡间。“等房子修好了，我们俩再打几年工，挣万把块钱，把家里的稻田改成鱼塘养鱼。听说科学养鱼比一般养鱼的产量要高几倍，到时还得学点科学。”天平这样跟弟弟憧憬着家乡的未来。
晚上10点，嘈杂的车厢渐渐安静。天勇靠在哥哥背上，朦胧地睡去。
窗外的楼房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列车经过一天一夜、长达二千多公里的漫长旅程，终于到了北京西站。站台上站满了接站的人。天平背起一个大编织袋，天勇提着两个小编织袋，穿过接站的人群，向北京西站出口走去。
在验票口的大铁门前，几位车站的工作人员一字排开，每人守住一个出口认真验票。初次出远门的天勇没理会这些，提着口袋低头直往前走，被一位车站工作人员一把拦住：“喂，有票吗?”天平赶紧追上去，把两张车票递过去。
过了这最后一关，兄弟俩沿着弧形台阶向地面走去。人流中，天勇提着两个口袋，显得有些笨拙，一脚踩错，差点摔了一跤。这时，天平腾出一只手，提走一个口袋。
正午的阳光十分眩目。兄弟俩眯缝着眼睛，在公共汽车站牌前看了一下，向着汽车走去。
漫长的旅程结束了，但天平兄弟的打工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们在早春时节萌生的梦想，何时能够实现呢?
带着梦，去打工
对于来自安徽潜山地区的王军来说，春节是想家兼忙碌的日子。
王军在北京一家递送公司打工。春节那几天，他没来得及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乡，依然像往常那样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奶送报。王军干递送这份工已经有三四年了。在这三四年当中，无论遇到多大风、多大雨，他心中的梦想都不曾熄灭。王军的梦想是在北京再干这么四五年，干出一番事业来。
23岁的王军住的是公司的集体宿舍，其实也就是公司给他们这些外乡打工的人在一个地方临时租的地下室，四名同宿舍的伙伴分别来自陕西、河南、山东的农村。
王军的梦想很简单也很实际，那就是能在北京某个稍微繁华的地带开一个卖货的小门市部。王军已经深深地体会到，在北京这个城市里，自己没户口，又没什么关系，想在此立足是很难的，但他不信外地人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农村人凭自己的劳动在北京就待不下去，王军的身上透着安徽人那种特有的单纯和倔犟。他一边翻着手中的名人传记，一边暗暗地想：“我要从书中找出别人是怎么成功的。”在他的床头，摆放着《三国演义》《Photoshop入门》等文学、计算机书籍。
有了梦想，王军不觉得艰辛，也不觉得生活有多苦。他花了20元钱买了十尾金鱼。五彩的金鱼为阴冷的宿舍添了些许暖意。
跟王军同屋，但比王军小三岁的张明明，在同一家公司做财务工作。张明明的父亲在山东老家开餐馆，家中生活比较宽裕。去年，他中专毕业便到北京来打工。张明明的想法是：到北京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读个计算机专业的大专。
张明明现在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努力把每一份统计表格做得精确无误，工作之余除了钻研计算机知识外还四处寻找培训学校充电。和未婚的王军、张明明相比，已婚并育有一子的王栋的梦想则完全出于无私的父爱了。29岁的王栋来自河南的一个农村，一年前辞去民办教师工作带着妻子一道来北京挣钱谋生，他7岁的儿子留在家乡跟着爷爷奶奶读书。来北京时，王栋盘算着在北京生活安稳后，把儿子接到北京读书，让他尽可能多地接触城市文明。除夕夜，没能回家的王栋和妻子听到电话另一端儿子稚气地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家”时，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求证活着的尊严
黄敏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悲哀，从农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一直是走着出卖自己尊严的道路，比乞丐还贱。无论从给我幸福的张强，到骗我钱财的那个股市男人，在他们的世界我其实是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尊严的。
初中毕业的那年我刚刚17岁，在亲戚推荐下到在洛阳做餐饮生意的张家打工。张家靠着祖传的手艺，家业越做越大。除在洛阳近郊有了一间店铺外，还在洛阳又开了一间门面。
我虽生长在农村，但长相漂亮，形体姣美，尤其让人称赞的也许是我的性格，既温柔又心细。在洛阳的店里工作了不到半年，我就很受老板张家的二儿子与儿媳的看重。
那年春节刚过，因为生意忙，我被留下来没来得及回去过年。元月十六日，张家老两口来洛阳看二儿子和儿媳。当然也见到了我，那天我穿了一身过年的新衣，样子看上去也不那么土气，我的态度是拘谨而生涩的。没想张家的老板张建水却极为注意我，上上下下把我瞧了好几眼。以后几天，老两口出去玩儿都要带上我，说是让我帮忙路上做一下照应。在购物时，还顺手给我买了一串18K金的项链。我没料到这位外表朴素的老人出手会这么大方，见识了很多从小都没见识过的世面后，我更觉得张家老两口都是那么慈善和蔼，不由得从心底敬慕起他们来。只是高兴中我也隐隐觉得，这一切似乎有一点怪。
张家老夫妇在儿子这儿住了半个月，临走前，老太太还和我聊了整整一下午的天，把我的情况问得非常仔细。什么父母啊，学业啊，家庭状况啊。我也没去想太多，只是觉得人家是在关心自己。
没想又过了半个月后，一天二儿媳高杉忽然问我：“近郊那边缺人手，愿不愿意去那边帮忙啊?”我愣了一愣，当然说愿意。打工的人嘛，肯定得服从雇主的调遣，何况那老头儿老太太对我又不错。
让我没想到的是，临走前，高杉会为我那么舍得花钱，时装、化妆品给我买了那么多，买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知道高杉虽看重我，但花钱一向是很谨慎的。可不容我推让，高杉只是热情地说：“好妹子，你是我这儿出去的，能让你给我丢人吗?再说咱们——也真算得上一家人了。”
我感动得都有些要流泪，当然没有领会出高杉话里的深意。
那年三月，我就去了近郊。主要还是管店，但在两个老人眼皮底下做事，我不由得更加小心谨慎。
在近郊那里工作了一年后，我才理解了张建水的用意。原来他这么做，只是因为老头老太太已经看中了我，想让我成为他们张家最小的儿媳。但老头老太太生性谨慎，一直没露口风，只是在暗暗观察我。据说他们还专门请算命的算过我以后生儿还是生女。观察的结果一切都让他们满意，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一天，张建水才在关门前对我说：“小黄，我有话要和你谈谈。”看他神态郑重，我忐忑地跟他进了后面那间包了铁皮门的屋，那是张家的“财经重地”，我一向不敢进的。老头儿让我坐下后第一句话就是：“小黄，你觉得在这儿干得怎么样?我们张家为人处事如何?对你怎么样?”
我一头雾水，马上说：“挺好的，真的。”我生怕有什么闲言传到老人耳里。看到老头露出笑脸，我才放下心来。
张建水接着说：“不瞒你说，小黄，第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你是个好姑娘。模样好，脾气性格又这么谨慎周到。我和你大妈品了很久，都很喜欢你。你在这儿也干了这么久了，大概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外面我虽不张扬，但说到富富足足，能让儿孙舒舒服服过一辈子还是有的。我们还有个小儿子，叫张强。在我们家，别的不担心，最发愁的是找不到一个好儿媳妇，就怕碰上一个丧门败家好挑拨是非的，把一家人搅和乱了。我和你大妈都觉得你很好。当然这事最后还得看你的主意，反正我是先把这一句放在你心里——我们是把你看做儿媳来培养的，以后近郊这摊生意就是张强的了，我们二老也指望他养老。这话我和外人什么都没说，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我不由红了脸，说不出话来。老头识趣，带我出去后就走开了。那晚，我在自己的小屋里翻来覆去一夜没能睡好。凭我对张家的了解，真没想到好运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但我一时又担心张强到底长得怎么样——是不是残缺粗丑?听说他一直在武汉读大专，过年时回来我又回家了，没有碰见。那以后的几天我觉得有些别扭，但还是干好自己的活儿。几天过后，虽然我什么都没说，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这态度已经表明是默认同意了——个初涉人世的女孩，有谁舍得拒绝那上百万的家产，三间五层的房子和一应齐全的家具?渐渐我也似乎习惯了这种“准儿媳”的地位，惟一异样的就是我还没和那个男人见过面。好像旧社会一样，暗地里，我期待着又害怕那一天的来临。
1993年放暑假时，张强终于毕业回来了，我第一眼看见他就看中了——一米七五的个子，加上那一脸的清灵爽俊。那一晚我兴奋得几乎没睡。张强回来后就立即投入了家里的生意，常常在外边跑，一年难得在家几天。和我打交道时，我总不知他到底知不知道他父亲说过的事。我在这种猜疑的心情中过着日子。一想到张强同意，似乎就高兴得像升了天，但一想到他可能不同意，我就不知道自已将怎么收场，害怕这个答案像害怕最恐怖的噩梦。
1993年底，答案终于来了。那天下雪，是圣诞节。张强读过大学，爱这些洋玩意儿。那晚他和同学一起出去喝酒，唱卡拉OK很晚才回来。时间已将近十二点，因为留心，我才注意到他开门的声音。一会儿，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了，是敲我屋子的门。我突然紧张起来，轻声问：“谁?”
外面很轻很自然地说：“我，不知怎么我屋里没电，你这有蜡烛吗?”
我拉亮灯打开门，就看见门外张强高高的身材和明亮的眼。我刚要说什么，就被张强伸一指在唇间“嘘”的一声止住了。然后他就抱住我。我用力挣扎，想喊又不敢喊，挣着挣着身子就软了。那晚张强就留在了那里，黑暗中他吻了我，有一分年轻，有一分强迫，也有一分轻佻。那晚我被占有了，但觉得很幸福。我很高兴——知道这个男人要我了。
在那以后的一个月，张强常常半夜溜进我的房间，让我最担心的事只剩下一件——他不和我结婚怎么办?好在张家老两口好像永远都能洞察先机似的。一个多月后，老头把我叫去，说：“我看，三小子也毕业了，过两天他从郑州回来也该把你们俩的事办了，以后你也好拴着他，别让他在外面乱走。拖下去怕弄出点儿什么事儿。”
我涨红了脸，觉得张建水似乎什么都知道了。我有点羞惭，却也不由感激他。婚事办得极隆重，张家还回我农村的家里下了3万元的彩礼，又专门给了我一笔钱办嫁妆，房子是现成的，家具电器由我买，别人都说我运气简直太好了，我也自觉很幸福。我跟张强是在农历三月初八结的婚，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以后，我这“儿媳”终于名正言顺了。
结婚后两人的生活很快乐。可不知怎么，我迟迟就是没有“开怀”。头一年还没什么，第二年公婆就提到了这事儿，建议我去查一查。我去查了，可没什么毛病，好在公婆还公道，叫儿子也去查，也没毛病。可第二年依然毫无动静，张强倒没什么，公婆可着急了——他们这么大家业可不能没人传下去。找人算命，说是两人相克，什么土方洋法都用尽了，还是没用。我也开始觉得对不住张家了。我听人劝，求医问药，甚至烧香拜佛，但怀不上就是怀不上。直到1999年底，张家老两口到底坐不住了，有一天把小儿子叫进屋，整整谈了一晚，以后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半个月。有一天张强终于流着泪从那屋里出来，叫我进去，我心里那一刻什么都明白了。
公婆的话在情在理：“孩子，我们知道你没什么错，可我们是老观念的人，辛苦一辈子挣下钱图的就是子孙满堂。张强也该当爹了，我们做父母的总不能看着他耽误了一辈子。再说，小敏，离开了他，你也许就能生了，算命的说，你们俩命相克，就别再彼此耽误了。孩子，是我们张家对不住你，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提。”别人把话说到这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张建水说一句，我点头应一句。说到后来，我就哭了。我说：“你们对我都很好，我谁都不怨，就怨自己命不好。”张家果然没亏待我，在洛阳一个小区给我买了一小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还给了我一个12万元的存折，另外只要我没再婚，一个月就付我700元的生活费。比起别的离婚女人，我知足了。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就离开了张家，临走时只见到丈夫忧愁的脸和公婆的笑脸。来洛阳几年后，我又这么被孤零零地甩在了洛阳。虽然有房有钱，可每天晚上，一个人睡在空落落的双人床上，我想起张强的身体，张强的亲热，才觉得自己从思想到躯体上都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欺骗，也直到这一刻，当那巨大的空虚侵袭来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么多年，虽然张家一直文质彬彬地对待我，而我一直在过着一种没有尊严的生活。
人在最空虚的时候会结识些没有来由的、甚至不三不四的朋友，尤其当你有点钱。我是在股票市场上结识那个男人的。我被人劝动了心，用10000元出手小玩玩。朋友中有个洛阳男人，是下岗职工，名叫耿天肖，绰号毛仔，打定主意要勾引我。这个男人个儿不高，精精瘦瘦，典型那种在大城市里混大的男人，种种门槛都精。我因为空虚，便和他来往着。
2000年6月，打破我所有幻想的张强第二次结婚的消息终于传来了，是张强二嫂告诉我的。听说那个女人长相不如我，脾气做派也一般，但我还没出门那个女人就怀上了。我第一次感到这么绝望，张强早就和那个女人……那晚我一个人喝了很多酒，醉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傍上了股票市场的那个男人，可能是为了寻找依靠吧。虽然比起张强来，他差得太多，但首先他是个男人，而且还很有能力。8月，在思考都没怎么思考的情况下，我就和他没名没分地住到了一起。两个月后，他说要去海南，投资做大生意。我就跟他去了。那时出于某种自尊，张家的生活费我已经不要了。在股市男人的甜言蜜语下，我把银行所有存款都提出来交给了他。但我不知道的是，他还不满意，拿着我的房产证又去偷偷贷了10万元的款!其实我是受了自己的骗——幻想那个男人是靠得住的，而单单认为自己是最靠不住的。这次受骗的经过我不愿和人多说，但一年以后，股市男人在海南又挂上了别的有钱女人后，我无路可去，只有惨败而回。当我从海南惨败回来时，没人知道我是如何痛苦地认识到这一切——钱没了，房子也被银行催逼，折子上只有一万多元的存款，天哪，这叫我怎么活!自尊也被人踩踏在脚底下肆无忌惮地蹂躏。
没想到我再次碰到张强。我从海南回来后，有一天，在楼下，意外地碰见了他。他依旧那么潇洒倜傥，让我不知说什么好。张强却显得相当自如，说是来洛阳办事，顺便来看看我。两人便一起在外面吃饭，谈得很融洽。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恨不起来这个男人。两天以后，张强又来找我，还是吃饭。第三次见面时，我就猜到张强的用意了。但对这个一度抛弃自己的男人再次来找我这个事实，我还是感到高兴，我甚至为此特意打扮起来。我的相貌原本就漂亮，这两年的经历更给我增添了成熟女人的韵味。一次晚饭后，张强便和我调笑起来。望着眼前辉煌的灯火，我忧伤地说：“可是，我们已经离了。”
张强在夜色里吻着我，说：“那我们复合吧。”我擎着头任他吻着，尽管知道这决不是什么复婚，但我感到了一份依靠甚至幸福。那晚张强留下了，第三天早上他走时，留下了钱，用信封装好放在我的枕边，一切还像从前。一个月后，房子也被张强赎了回来。以后，他一个月来两次，有时甚至呆上将近两个星期。除了有时提提近郊那边的情况，一切似乎都没改变。——快乐也依旧快乐吧?但这快乐好像不似从前，它没有底，没有婚姻的衬托，显得不那么踏实，不那么平安。我从没想到自己会从一个妻子演变为“第三者”。2000年12月，我忽然觉得头晕、恶心。趁张强不在，我去医院查了一下，我万分惊讶地被医生告知——我怀上了。我本以为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再有了，可居然怀上了——而且居然还是这一个男人，那个被人说与自己相克的男人!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我和张强之间已没有婚姻，那不是意味着——这个让我曾经一度如此企盼的孩子不是成了一个私生子?我被上天的不公第一次激发出了勇气。当我把一切告诉了张强后，我坚决地对他说，我要复婚，我要他离婚!我要给这孩子一个合法的父亲!
张强也呆住了，他还是很疼近郊那个女人的，他无意也无力为我和整个家族奋斗。他流着泪求我先将这个孩子打掉，给他时间，可这一次，我坚决地说：“不!”我说：“当初是因为没有孩子，我们才离婚。现在我怀上你们张家的孩子了，你们张家应该给我和孩子一个说法了吧?”
事情越闹越大，先是张强二哥二嫂知道了，然后，近郊那边的父母也知道了。二嫂还特意过来劝我，说：“孩子你想要就生吧，反正他爷爷奶奶肯定也想要，但离婚的事两位老人可能接受不了。张强已离了一次了，再让他离，会让人戳脊梁骨的。”
我这一次却是豁出去了，坚持说：“无论如何，我要给这孩子一个合法父亲。要不，叫张强先和他老婆离婚，再和我登记，等孩子出生一报上户口我再和他离也行!反正我这孩子也是你们张家的种，我不能让别人说闲话!”张强安慰我，拖延着，最后，还是张家二老出面了。他们喜欢多子多福。他们也有“家族责任感”。他们叫我放心，张家的孩子张家一定会管的。他们两位老人一定会记住这孩子的，孩子生下来就姓张。他们知道对不起我这个儿媳和孙子，以后一定不会亏待我们母子的。我知道他们的话是算话的。我还想往下闹，但自己也觉得无力前行了。我也觉出这种结果对自己和孩子的不公，但不知怎么，我还是庆幸这个孩子的到来，似乎终于给自己证明了什么。2001年10月，孩子出生了，爷爷奶奶给他取名张望，二老还都特意来看过孩子，还给孩子请了保姆，反正钱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成问题的。
张强成了一个有两家妻小的男人，意气风发，在近郊与洛阳间穿梭来往。他的妻子其实也知道了这一切，但我从来不问。最可悲的是，大家都津津乐道于此事的“完满”!却没人想到，在这种完满中，是怎样一种男权夫权的无限膨胀和对两个女性、两个孩童人生权利、尊严与价值感的剥离与欺骗。
也许这一切都只是命运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