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

古代把官场上的党派称之为“朋党”。朋自古就是党羽、同类的意思，而且在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一般是带贬义的。《尚书•泰誓》中说：“朋家作仇，胁权相减”，据战国时儒家的解释，“朋家”与“朋党”同解，“臣下朋党，自为仇怨”。可见官场上把党派称为“朋党”由来已久，几乎与职业文官官场形成的同时就有了这种现象。

“朋党”一直是个带有贬义的称呼。《韩非子•有度》指责大臣们“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韩非子•饰邪》说山东各国“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结果是“地削主卑。”

《荀子•臣道》：“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认为大臣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是危及君主统治的大祸害。后世也一直认为，“朋党”常常是指责政敌的工具。北宋中期，范仲淹入京为宰相，推行政治革新，欧阳修积极参与。

可是没过几年，朝臣中反对改革的人弹劾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范仲淹等人被贬出朝廷。欧阳修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朋党论》，为“朋党”翻案。

在《朋党论》中，欧阳修毫不犹豫地为“朋党”正名，说只有君子才会结成真正的“朋党”，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而小人们拉党结派，不过是以利相聚。“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乃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所以小人的朋党不过是“伪朋”。因此，皇帝对于官场上的党争应该“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https://www.daowen.com)

欧阳修《朋党论》公开后，得到了很多士大夫的欣赏，他的观点也影响了后世的官场，鼓励了朋党之争。朋党似乎成了一个中性的名称。但明太祖朱元璋制订《大明律》时特意创立了“奸党”罪名，处罚奸臣党徒，朋党从一种贬意称呼变为一项重罪。明律奸党罪的具体内容是：(1)官员进谗言激怒皇帝，使得没有死罪的官员被处死；或者巧言谏免犯有死罪官员的死刑；这就要处以暂监候(监禁至秋后处决，处决前再经由中央朝廷最高级官员的复审“秋审”)。(2)“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凡朋党官员，一律处以斩监候，妻子为奴，财产人官。(3)主管司法审判的刑部官员受奸臣指使出入人罪。同样按上述条款处罚。(4)各衙门官员上书赞扬宰执大臣美德，也视同奸党处理，犯人处斩监候，妻子为奴，财产入官。(5)各衙门官员与太监及近诗人员互相交结，漏泄机密。双方都处斩监候，妻子流二千里安置。

朋党等于奸党，成为一种死罪，从此没有人再敢像欧阳修那样为朋党辨护。相反动辄指责、弹劾对方为“朋党”、“奸党”的风气更甚。官场上党争更烈。清康熙年间朝廷党争激烈，满族官员有权臣明珠为首的朋党；有索额图、噶礼为首的朋党；汉族官员有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朋党。康熙帝在罢了明珠的官职后，发表上谕说：“今在廷诸臣，自大学以下，有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互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雍正皇帝上台后立即发表上谕：“朋党恶习，起于明季，此风至今未息。尔大臣有(朋党)则痛改，无则永以为戒。”为了驳斥欧阳修君子真朋党的说法，肃清同情朋党的舆论，雍正帝亲自撰写《朋党论》，痛斥欧阳修的“俗儒陋见”。宣称：“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群，则其情固结而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失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也就是说，君子士大夫既然是君主的大臣，就得一心一意侍奉君主，不可以自己交结，“横向联系”，而应该与君主同好恶，以君主为轴心而拱卫君主。除了君臣之义，更没有什么别的道义可以让官员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臭味相同的就必定是小人，就是朋党、奸党。雍正帝曾宣称：“朋党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诛，”还举例唐虞之世，有共工、兜驩等“四凶”结党，被大舜处以流放，所以后世明君更有理由严惩朋党小人。

有关朋党的争辩和奸党的死罪，实际上从来没有能够禁绝官场上朋党现象。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成朋党现象，在历史上确实是曾经有过，确实有过“君子朋党”与“小人朋党”。也有的朋党是由政治见解、学术见解的不同而结成的，这在历史上称之为“君子党争”。然而更多的朋党是官场上不同利益集团的表现，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官员们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另外，科举考试中的“同年”，座主(主考官)与门生，也会结成朋党。官场上的老上级、老部下、老同僚，也可形成朋党；尤其是保举的荐主与被荐人之间，更是形成特殊的人际关系。官场上的同乡、同学也是结党的一大动力。朝廷的朝官、京官有朋党，各地方大员的府署中、各级地方宫中也有朋党。个别的朋党人员总是在各党之间转来转去，寻找机会，而整个朋党集团常常门户很深，彼此势同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