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乡同党 相互帮忙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风土人情不一，同乡的官员在官场上很容易意气相投。“乡党”一词指乡里乡邻，据《周礼》，西周时每二十五家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一般以乡党来泛指乡里乡邻。官场上的党争完全因为乡党之义气引起的事例是很少的，但是乡党常常对于党争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古代官员到京师选官，常常需要倚仗乡党的帮助，交际官场人物。各地在京师常修有会馆，供上京科举考试的同乡举子投宿。同籍官员也时常联络。无论聚会宴饮或朝堂议事，同乡的共同语言较多，当同乡官员无论何种原因受人攻击时，乡党总是同情乡党，从而对党同伐异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上文已提到过，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当宋神宗死后，旧党掌权，旧党中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籍人物组成了“蜀党”，主张有条件地维持王安石变法的若干新法制度；另外由洛阳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人组成“洛党”，激烈抨击苏轼的政治主张以及学术思想；而河北人士刘挚、梁焘、王岸叟等人组成“朔党”，主张清算王安石以下的新党人物。三党混战于朝廷，大到是否恢复所有旧法、边疆政策、治理黄河方法，小到科举考试什么内容、用哪家学说、诗赋的内容等等各种各样问题，都要争论一番，并且都以本派为“君子之党”而以其他派别为“小人之党”。乱哄哄争了十几年，导致朝政涣散，野心家蔡京等人乘机窃权，三党人物都被打成“奸党”，列名党人石碑，纷纷贬逐出京。

明朝后期，朝政黑暗，宦官专权，皇帝躲在深宫，接连一二十年不见大臣。东林党人不满于朝政，文人结社，仿东汉清议，抨击时政。东林党人大多为苏南、赣东人士，而朝廷里反对东林党的官员则把持了都察院，这些人按籍贯形成齐、楚、浙三党，在宦官的支持下，猛烈抨击东林党人。乘朝廷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考察京官之机，齐、楚、浙三党联合起来奏本，结果把东林党人全部弹劾出朝廷。(https://www.daowen.com)

到了严禁朋党的清朝，朋党仍然以各种方式明争暗斗，按籍贯形成的朝廷党派也是在各种问题上彼此较劲。清朝末年所发生的杨乃武小白菜案件，就是这种乡党之争的一个爆发点。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湘军势力遍及江南，浙江官场基本上由湖南籍官控制。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是以军功任县官的，他的儿子胡作非为，诱骗并强奸了城里开豆腐店的葛品连妻子毕秀姑(因毕秀姑爱穿白衣绿围腰而被人称为小白菜)。葛品连曾租当地秀才杨乃武的房子居住，因为邻居传言“羊吃白菜”而搬出。后来葛品连发热病身亡，葛母报案，验尸结果认为是中毒身亡。毕秀姑被捕，屈打成招，承认谋杀亲夫，又被刘锡彤逼供与杨乃武通奸，是杨乃武提供毒药。杨乃武正好当年考取举人，刘锡彤仍然对杨乃武用刑。杭州知府又是个军功出身的湖南人，支持对杨乃武用重刑逼供，杨乃武被迫认罪。浙江巡抚杨昌溶是跟随左宗棠人浙的湘军军官出身，很快就批准此案定罪。杨乃武拟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的妻子和姐姐到北京上诉喊冤，却被押回原籍。眼看杨乃武与小白菜就要被冤杀。正在这时，浙江籍的京官们联手行动，支持第二次上京喊冤的杨乃武姐姐。可朝廷只是命令浙江重审，杨乃武再次被屈打成招。浙江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集体到北京都察院请愿，抨击浙江官场七次审案都是酷刑逼供，请求提京审理。朝廷终于同意。当时的刑部尚书桑春荣也是浙江人，验尸后否认葛品连是被毒死的，杨乃武、毕秀姑得以平反。可是湖南湘军系统朝官围攻刑部，使得案件无法审结。最后慈禧太后为压抑湘军势力，批准刑部上奏，以上谕形式宣判，杨乃武、毕秀姑平反，杨昌溶革职，刘锡彤充军，知府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