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胡涂疏人心大事灵通稳江山

第五章

寻靠山转败为胜出奇兵力挽狂澜

60年代，香港的股票市场曾发生过一场巨大的股票买卖风潮。这一风潮险些把资金雄厚的英汇丰银行置于死地，多亏他们使了一个绝招才得以转败为胜，挽狂澜于即倒。

60年代的钟声刚刚敲响，美国几家大公司便开始实施一项惊人的计划：占领香港金融界，彻底打垮华人和英国人在香港的金融实力，夺取香港，控制东南亚。计划一出台，美国金融大亨们纷纷来到香港。

香港汇丰银行是美国人的“眼中钉”。这家金融集团，在香港有着雄厚的根基和社会基础，实际上起着香港中央银行的作用，其首脑人物与当地居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打垮汇丰，才能稳获香港金融大权。不过要打垮它，谈何容易！

美国金融界的人士进攻汇丰的策略在香港之行前夕，就早已成文。他们首先利用香港当时的股市传播信息系统不变的条件，大量收购汇丰银行股票。一时间，汇丰银行股票翻了几个跟头，成为人们手里发财的象征。紧接着，美国人在一两天内把所有汇丰银行的股票大量向市场抛售，并制造各种谣言，散布说汇丰银行经营状况不好啦，无力收回这些股票啦，等等。霎那间，汇丰银行股票价格如落潮般狂跌下来，形势对汇丰银行十分不利。很明显，如果不收尽这些堆积如山的股票，汇丰的信誉便会一落千丈，甚至有关门垮台的危险。谁知形势比预料的还要糟糕，就在汇丰银行准备大量吃尽股票时，分布在全港的各分支机构也频频告急：许多不明真相的储户纷纷提款，如果不关门休业，存款有被提空的危险。

一份份写有“绝对机密”的电文飞到汇丰银行的总部，总部决策人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困境中。

面对美国金融界的挑战，汇丰银行开始进行反击。他们首先广而告之，安抚民心，强调汇丰银行久盛不衰的秘密在于对每一位储户负责。然后，他们马不停蹄地四处贷款，先找老关系户，不行；再找新关系，也不行；最后找到香港黑社会组织，请他们助一臂之力……一切一切都未奏效，借款工作人员四处碰壁，谁也不肯把钱借给看来即将破产的倒霉蛋。失败的结局似乎离汇丰银行越来越近了。

战场是无情的，你死我活。金融场也是如此，你赢我输。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面前，汇丰银行急中生智，找到了一剂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那就是向香港的大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求援。

对于美国金融界的野心，中国大陆驻港金融机构早巳觉察，并曾多次给汇丰银行许多暗示，但由于当时汇丰银行没有觉察而成为“空头支票”。如今在这极为关键的时候，大陆机构本着稳定香港的目的，决定支持汇丰，保证香港的经济稳定。我驻港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把香港发生的一切反馈到北京。作为中国金融的权威机关——中国人民银行立即作出决定：支持汇丰一定数量的贷款，并迅速指示驻港人员火速办理人账业务。一切都以最高效率进行。与此同时，以反应速度最快著称的香港新闻界立刻作了大标题披露，“中国人民银行与汇丰银行联手共进”、“汇丰银行信心的一票来自大陆”等等大小标题，从报眼到头条，一时间成为港报的主旋律。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美港金融大战，半路杀进了个中国人民银行，形势急转直下。股民们深深知道，汇丰银行有中国人民银行撑腰就意味着：汇丰银行的资本都押在中国大陆上，汇丰银行的资金信用是毫无问题了。紧接着，汇丰银行的老储户也看到了这场金融大战的前景。一时间，汇丰股票价格直线上升，储蓄额独领风骚，形势转向对汇丰银行有利的这一方面来。对此，入港的美国金融界只能望洋兴叹了。本想来港吃掉汇丰银行，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战局已经明朗。美国金融人士被迫与汇丰银行进行谈判。美方的条件：由于高价吃进，低价抛出，他们在股价的差额上已经是大大的负数。为了弥补损失，同意将一个航空公司拱手相让。汇丰银行的条件：为了保证香港金融的稳定发展，决定让美方的一部分资产保留在香港，并让美方承诺，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勾当。

这是一场漂亮的金融大战。事后，美方一位高级金融官员说：“汇丰银行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这一招太绝了，也太狠了，差一点使我们全军覆没。”

买卖股票，无“狠”则无“赢”，作为从事股票交易的个人或机构，首先应具备一个“狠”字，“狠”能壮胆，能扫对手威风，能增强信心，能灭对手士气，这是常理。但是汇丰这次之所以能最后取胜还有一绝，就是“奇”。在60年代初，中国大陆远未对外开放，参加国际竞争，加上天灾人祸，有些招架不迭。因此美国金融大亨进军香港时，没有把大陆因素考虑在内，而汇丰银行也正是抓住了这点，在与美国大亨们的鏖战中搬到了大陆这支实力庞大的“奇兵”，从而一举扭转局面，大获全胜。

亚运盛会借机起中国魔水美名扬

在市场竞争中，资金能力、或开发能力、销售能力、技术能力等等资源条件处于劣势的企业，“借人以立己”是经常用到的。例如，日本企业称霸世界之前的年代里，许多弱小的日本企业都纷纷与欧美厂商合作经营，像松下与荷兰菲利浦；丰田、日产等与美国的通用、福特；NEC、富士通等与美国的IBM等等。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日本企业学习、仿造欧美先进科技，靠他人之力，俟羽翼丰满后，这些日本企业就开始向过去的合作者发难了。日本企业的竞争行为规则是：当打不赢你时，就争取与你合作。

被称为“中国魔水”的健力宝饮料，在中国家喻户晓。它不仅名气大，经济效益更是令人吃惊。1991年上缴利税达5亿元人民币。健力宝取得如此经济效益，也是与其巧妙地采取“借人立己”的谋略密不可分。健力宝三次大规模的赞助活动，直接促成了其经济效益的飞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健力宝集团抓住时机开展攻势，以实物赞助的形式，使其成为中国重返奥运大家庭后，首次参加国际最大规模体育盛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选运动饮料。15枚金牌的巨大成功，使健力宝随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并确立了其“中国魔水”的地位和美誉。原本只有几百万产值的小酒厂，一举成名，即刻产品供不应求，以此为契机，扩大生产后的健力宝，迅速跃入了现代化大企业的行列；1987年的广州第六届全运会，健力宝集团再次以雄厚的经济实力，赞助250万人民币，换取了全运会饮料专用权，当年的销售额猛增到3亿元人民币，并出口9个国家和地区；1990年北京亚运会，健力宝以600万元的赞助，

又一次获得指定运动饮料专用权，同时以260万元赞助亚运会火炬组接力活动。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体育盛会的空前成功，使健力宝再一次腾飞。利用赞助打进体育圈，借体育盛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巨大的社会效益，树立了自身的形象，而且三次大型体育盛会的成功，使人们认识到了健力宝的贡献，也使社会认识到：健力宝是中国体育事业的支持者，健力宝促进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健力宝公司认为，赞助活动达到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它集公共关系、广告、推销于一体，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信任度和美誉度，而且确立了企业的市场地位。健力宝从赞助体育事业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健力宝选择了中国的体育事业为赞助对象，迎合了国人对“增强人民体质、振兴中华体育”的美好愿望。这不仅赢得了公众的好感、信任，增强了健力宝对公众施加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并且最终得到了社会的支持与合作，也使消费者的选票(货币)投向了健力宝。毋容置疑，健力宝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但我们从经营谋略来看则又可以说，正是体育盛会使健力宝能饮誉全球，甚至可以说，没有几次大型的体育盛会，健力宝就没有“中国魔水”的桂冠。

北极探险无人识国王赞助大家帮

萨洛蒙•奥古斯特•安德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著名探险家。为了得到北极圈内有关的科学数据，填补地图上的空白，他组织了一次北极探险。

1895年，经过周密计算和安排，安德烈在瑞典科学院正式提出乘飞船到北极探险的计划。在此之前，安德烈曾在美国学习了有关航空学的全部理论，并且制造过由气球而发展起来的飞船，有关飞行试验在美国和欧洲曾引起轰动。因此，安德烈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信心。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他的计划感兴趣，新闻界就是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加以报道的，这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对此项计划的态度。随之而来的便是经费问题，由于人们对此不信任和不关心，因此也就很少有人提供经费。没有钱，一切都无从说起。

安德烈整天奔波，挨家挨户去找那些大富豪和大企业家，但是谁愿意投资于一项与己毫无关系的事业呢？又有谁愿意投资于一项也许没有任何成功机会的冒险事业呢？安德烈每天总是带着失望和疲倦回到家里。

经过很长时间的奔波，总算有一位好心而开明的大企业家表示愿意提供赞助，他甚至还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同时他还向安德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希望这项冒险计划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是不是削弱了这次探险的意义呢？

安德烈听完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两人经过商量，决定让安德烈继续去募捐、扩大影响。但是，尽管安德烈想尽办法、跑遍全城，人们的反应仍然很冷淡。安德烈非常着急，情急生智，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探险计划写成一篇极其详细严谨的论文，用大量证据论证了这项计划的可行性及其意义，然后，他请那位开明的企业家想方设法把这份文章呈献给国王。

经过很多周折，国王终于见到了这篇文章。他对这个大胆的计划感到很新奇，于是召见了安德烈，并询问了有关探险的一些具体情况，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最后安德烈要求国王象征性地提供一些小小的赞助，国王慨然应允。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新闻界对国王关注此事予以了报道。既然国王都对这件事感兴趣，那么许多名流、富豪也都跟着对探险一事纷纷予以关心，捐赠了大笔费用。许多普通民众也因此开始对这项计划感兴趣了，大家都明白了探险的意义。安德烈的事业终于不再是他一个人苦苦奔波的事业，而是变成了一项公众的事业。安德烈终于成功了！

借神权蛮族做皇帝用宗教查理戴金冠

799年4月25日，罗马天主教教皇列奥三世与贵族斗争失利，被罗马教廷中有势力的大贵族逮捕入狱，备受虐待，危在旦夕。当时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派使臣把他救了出来。800年12月，查理又亲自带兵送他回罗马复位，并将反对教皇的贵族处以重刑。列奥三世对查理感激涕零，视同再生父母，不惜抓住一切机会报效查理的恩典。他知道查理一生东征西讨，南侵北伐，功高盖世，法兰克王国的国力十分强盛。国王的称号已与查理的功绩不相适应，应该赋予他更高的权力。(https://www.daowen.com)

但是，法兰克王国是罗马以外的蛮族建立的政权，蛮族的首领要做皇帝似乎是不太可能。列奥三世决定使之变为可能。800年12月25日即圣诞节那天，当查理国王跪在圣彼得大教堂做弥撒时，列奥三世突然把一项预先准备好的金皇冠戴在查理的头上，并高声宣布：“上帝为查理皇帝加冕，这位伟大的和带来和平的罗马人皇帝，万寿无疆，永远胜利！”在场的僧侣、贵族亦齐声欢呼，奉查理为“罗马人皇帝”。这样，查理就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和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从此，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帝国”，查理国王变成了“查理大帝”(即查理曼)。

巧借两片嘴唇飞黄腾达

1929年开始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德国工人和资产阶级深感建立在议会制基础上的“软弱政府”的无能，必须抛弃它。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的纳粹党迅愈来愈为垄断资产阶级所瞩目。希特勒对这次危机早有预感，但他对事情是怎样引起的并不关心，他把全部精力放在怎样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干一场。因而在他看到他的同胞为了等候分到食物而排长队伍时，居然能喜悦地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同情不是元首的事情，冷酷地利用群众的绝望才是政治家的品德。恐惧出神权，希特勒决心利用危机在各阶级中形成的恐惧心理实现他夺权的梦想。但这次他学乖了，他吸取了啤酒馆政变失败的教训，决定要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达到目的，他到处宣传，大讲人民的疾苦，民族的仇恨和政府的无能，并向人民许下林林总总的美妙的诱人的诺言。希特勒摇唇鼓舌凭三寸不烂之舌蒙住了一大批中小资产阶级、公务员和失业工人的眼睛。饥不择食，倦不择席。绝望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吞下希特勒抛下的诱饵，躺在他为他们铺好的床位上，剩下的事就是依傍这新的神明的保佑去做丰衣足食的美梦的。到1930年纳粹党猛增到38万人，冲锋队扩充到10多万人，成了比国防军还要庞大的一支武装力量。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是希特勒从政的一个契机。纳粹党获得的议席由12席猛增到107席，一跃而为全国第二大党，希特勒的运动造成几乎不可逆转的燎原之势。不仅普通群众趋之若鹜，一向不喜欢纳粹党煽风点火做法和粗俗下流作风的企业界和陆军中头面人物也开始正视这位怪物，并最终拜倒在他的脚下。

1930年选举后，希特勒就把目光放到争取陆军上。因为他深知，这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支柱。他看到，冲锋队只是能喊能叫，制造声势的乌合之众。和德国的陆军不同，它没有正规军的素质和力量。希特勒内心一清二楚，没有这样一支军队，或者至少说没有陆军将领的默许，他是不可能把政权拿到自己头上的。

也许希特勒懂得法庭是最容易吸引人注意的地方，6年后他又一次踏进了法庭，不过这次不是站在被告席上，而是作为一个在选举中刚刚获得惊人胜利的政治运动领袖出庭为三名年轻尉官作证，他们是因在军队中宣传纳粹思想被以叛国罪起诉的。本来起诉是陆军对纳粹党在军内扩充势力的警告，这对希特勒拉拢陆军的策略极为不利。然而希特勒不愧为诡辩之士，给他嘴一讲，国家社会主义不仅没有构成对陆军的威胁，而且实际上是陆军的救星，德国的救星。“我一直抱有这样的看法，”他誓言旦旦地说，“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的……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而且只有依靠这支军队，以推翻凡尔赛和约为宗旨的“德国民族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德国的垄断资本家看到希特勒竟有如此能耐，都把赌注押他身上。鲁尔煤炭辛迪加作出决议，每出售100吨煤，就抽出5马克给纳粹党，一年竟达600万马克。其他的垄断资本家也纷纷解囊，为纳粹党提供经费。他们不仅答应更慷慨地解囊，而且就纳粹党的执政问题达成原则协议。他们联名上书兴登保总统，以公开要求“民族运动的最大集团的领袖”希特勒上台执政。

这样，希特勒不仅给陆军戴上了紧箍咒，而且也笼住了大资本家。现在他可以左手拿来大亨们送来的钱，右手拿去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欺骗。在1932年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在全国各地散发数以千万计的宣传品，大小头目和冲锋队全部出动，希特勒精神百倍四处演说。甚至坐飞机一天到10多个地方进行“飞行演说”。这使纳粹党在7月31日的选举中更上一层楼，一共获得137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席，成了国会中第一大党，戈林夺得国会议长的宝座，纳粹党成为左右国会的重要力量。

在风雨飘摇的德国政治生活中，共和国进入了它的垂暮之年，它像一叶骇浪中的小舟最终在希特勒纳粹党这块张开虎口的礁石前粉身碎骨了。

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施莱彻尔将军利用和兴登堡儿子的私人关系成了总统本人的好友。在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赫尔曼•缪勒辞职后，施莱彻尔在兴登堡面前力荐弗朗兹•冯•巴本出任总理。巴本一上台就讨好希特勒，解散了国会，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使纳粹党的活动去掉一切顾忌。然而由于巴本无法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希特勒竟和原来把巴本推上台的施莱彻尔本人达成默契，把巴本拉下台。12月2日，施莱彻尔担任总理后，立即邀请纳粹党二号人物施特拉塞当副总理，企图分裂和控制纳粹党。但希特勒提前罢了施特拉塞的官，同时又回头和巴本联姻来算施莱彻尔将军的账，与此同时，他还大走兴登堡儿子的后门，通过威逼和许诺使他在其父面前多多美言，进言“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就这样，希特勒比想控制他的一个个阴谋家都计高一筹，在较量到最后一分钟时终于被任命为总理，掌握了德国政界的大权。1933年1月30日，魏玛共和国的丧钟，德国人14年来徒劳无益的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丧钟终于敲响了，希特勒以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宣誓就任德国总理。

1933年2月1日希特勒召开内阁会议，研究反共、限共的措施。2月，宣布禁止共产党的示威运动，并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这天晚上，纳粹党头目戈林指挥放火烧毁了国会大厦，然后诬陷共产党，造谣纵火者是荷兰共产党范•德•贝卢。当天晚上就逮捕了一万多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六七万人。在“纵火案”的第二天，希特勒内阁就通过法令，终止实行宪法中有关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通讯、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条款，取消了工会和其他一切政党。纳粹党掌握了对每一个德国人随心所欲、生杀予夺的大权。

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软硬兼施，逼迫国会通过所谓授权法，授予他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和宪法修改权，使他成为不受议会任何约束的总理。

1934年8月2日，87岁的德国总统兴登堡逝世。希特勒把总理和总统职务合二为一，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居官妙方

朋党论

古代把官场上的党派称之为“朋党”。朋自古就是党羽、同类的意思，而且在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一般是带贬义的。《尚书•泰誓》中说：“朋家作仇，胁权相减”，据战国时儒家的解释，“朋家”与“朋党”同解，“臣下朋党，自为仇怨”。可见官场上把党派称为“朋党”由来已久，几乎与职业文官官场形成的同时就有了这种现象。

“朋党”一直是个带有贬义的称呼。《韩非子•有度》指责大臣们“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韩非子•饰邪》说山东各国“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结果是“地削主卑。”

《荀子•臣道》：“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认为大臣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是危及君主统治的大祸害。后世也一直认为，“朋党”常常是指责政敌的工具。北宋中期，范仲淹入京为宰相，推行政治革新，欧阳修积极参与。

可是没过几年，朝臣中反对改革的人弹劾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范仲淹等人被贬出朝廷。欧阳修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朋党论》，为“朋党”翻案。

在《朋党论》中，欧阳修毫不犹豫地为“朋党”正名，说只有君子才会结成真正的“朋党”，他们“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而小人们拉党结派，不过是以利相聚。“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乃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所以小人的朋党不过是“伪朋”。因此，皇帝对于官场上的党争应该“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朋党论》公开后，得到了很多士大夫的欣赏，他的观点也影响了后世的官场，鼓励了朋党之争。朋党似乎成了一个中性的名称。但明太祖朱元璋制订《大明律》时特意创立了“奸党”罪名，处罚奸臣党徒，朋党从一种贬意称呼变为一项重罪。明律奸党罪的具体内容是：(1)官员进谗言激怒皇帝，使得没有死罪的官员被处死；或者巧言谏免犯有死罪官员的死刑；这就要处以暂监候(监禁至秋后处决，处决前再经由中央朝廷最高级官员的复审“秋审”)。(2)“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凡朋党官员，一律处以斩监候，妻子为奴，财产人官。(3)主管司法审判的刑部官员受奸臣指使出入人罪。同样按上述条款处罚。(4)各衙门官员上书赞扬宰执大臣美德，也视同奸党处理，犯人处斩监候，妻子为奴，财产入官。(5)各衙门官员与太监及近诗人员互相交结，漏泄机密。双方都处斩监候，妻子流二千里安置。

朋党等于奸党，成为一种死罪，从此没有人再敢像欧阳修那样为朋党辨护。相反动辄指责、弹劾对方为“朋党”、“奸党”的风气更甚。官场上党争更烈。清康熙年间朝廷党争激烈，满族官员有权臣明珠为首的朋党；有索额图、噶礼为首的朋党；汉族官员有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朋党。康熙帝在罢了明珠的官职后，发表上谕说：“今在廷诸臣，自大学以下，有职掌官员以上，全不恪勤乃职。惟知早出衙署，偷安自便，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同年门生，相互援引倾陷，商谋私事，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雍正皇帝上台后立即发表上谕：“朋党恶习，起于明季，此风至今未息。尔大臣有(朋党)则痛改，无则永以为戒。”为了驳斥欧阳修君子真朋党的说法，肃清同情朋党的舆论，雍正帝亲自撰写《朋党论》，痛斥欧阳修的“俗儒陋见”。宣称：“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群，则其情固结而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失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也就是说，君子士大夫既然是君主的大臣，就得一心一意侍奉君主，不可以自己交结，“横向联系”，而应该与君主同好恶，以君主为轴心而拱卫君主。除了君臣之义，更没有什么别的道义可以让官员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臭味相同的就必定是小人，就是朋党、奸党。雍正帝曾宣称：“朋党小人，自古帝王之所必诛，”还举例唐虞之世，有共工、兜驩等“四凶”结党，被大舜处以流放，所以后世明君更有理由严惩朋党小人。

有关朋党的争辩和奸党的死罪，实际上从来没有能够禁绝官场上朋党现象。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成朋党现象，在历史上确实是曾经有过，确实有过“君子朋党”与“小人朋党”。也有的朋党是由政治见解、学术见解的不同而结成的，这在历史上称之为“君子党争”。然而更多的朋党是官场上不同利益集团的表现，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官员们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另外，科举考试中的“同年”，座主(主考官)与门生，也会结成朋党。官场上的老上级、老部下、老同僚，也可形成朋党；尤其是保举的荐主与被荐人之间，更是形成特殊的人际关系。官场上的同乡、同学也是结党的一大动力。朝廷的朝官、京官有朋党，各地方大员的府署中、各级地方宫中也有朋党。个别的朋党人员总是在各党之间转来转去，寻找机会，而整个朋党集团常常门户很深，彼此势同水火。

树党抱团集团作战

古代官场上有些党派之争是由于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而触发的。这种党派在政见上有不同意见，而这种政见的矛盾纷争也往往因为党派首领的个人意气用事而加剧。当然，在这种党争后面实际上有着社会政治集团力量在起作用。但个人恩怨与个人意气更激化了这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在这一类党争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唐时期的“牛李党争”。

唐中期边境时有少数族的侵扰，内地藩镇割据，农民流离失所，而朝廷里宦官当权，官场上也是党争不断。唐宪宗时李吉甫两度为相，曾定计平息藩镇叛乱，算得上是一位能干的重臣。可是李吉甫与另一位宰相李绛关系不好，经常发生争论。有一年举贤良方正制科考试，新科进士李宗闵、牛僧孺在对策中激烈抨击李吉甫的施政方针，与李吉甫关系不好的朝臣们乘机把他们两人的对策文大肆宣传，甚至作为范例向落第举子们解说。李吉甫委屈万分，向唐宪宗哭诉。李宗闵、牛僧孺由此被长期放逐，不得任官，表彰他们的朝官也大多被贬被逐。六年后李吉甫死、李绛病休。李宗闵、牛僧孺才逐步得以升迁。但这件事成为后来牛李党争的潜笔。

唐宪宗死后，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为翰林学士，对唐穆宗有很大影响。为了报当初李宗闵抨击他父亲的一箭之仇，李德裕借着科举考试中的“请托”之嫌，把已任中书舍人的李宗闵贬逐剑州刺史。从此双方各立朋党，互相攻击，党争正式拉开序幕。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都具有政治才能，在官场上又都具有一定号召力，使得这次党争双方裂痕更深，范围更广。

唐文宗大和三年(820年)，李宗闵结奸宦官，得任宰相，而李德裕由浙西节度使任满回朝，也被荐为宰相。李宗闵指使同党恶意排挤，李德裕只得出京任义成节度使。李宗闵引牛僧孺同为宰相，两人共掌相权，大力排挤李德裕的门生故友。两派激烈内讧，凡对方所言一概痛加恶语。当时李德裕转为西川节度使，西川维州(今四川理县)为蜀西门户，扼邛崃山口，一直是吐蕃与唐朝争夺的战略要地。吐蕃嫁女给维州城一个守门的做妻子，养了两个儿子。20年后，这两人继父亲守门之职，听从母亲教诲，夜开城门，吐蕃得以袭占维州。改名“无忧城”。唐军数次反攻，都没有夺回维州。李德裕到任不久，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求归降唐朝，李德裕予以接纳，并上奏朝廷，请求乘机进攻吐蕃。唐文宗很是动心，朝臣大多也都同意，可是牛僧孺抱定凡是政敌拥护就是反对的宗旨，坚决反对，说吐蕃幅员辽阔，失一维州无足轻重，而唐朝已与吐蕃议和，应该信守和约，避免激怒吐蕃，再开战端。并吓唬唐文宗，说是吐蕃若大举出兵，只要三天就可抵达咸阳桥。唐文宗回心转意，下诏命令李德裕向吐蕃归还维州城，并将悉怛谋以下的全部吐蕃降将降卒遣送吐蕃。结果导致悉怛谋等人全被惨杀。第二年唐文宗后悔，把牛僧孺、李宗闵都派到地方上当节度使，召了德裕回朝为宰相。对于两党的争吵，文宗深感烦恼，曾说：“去河北贼(指割据的藩镇)不难，去此朋党实难。”不久就赶走李德裕，另外任用李训、郑注图谋消灭宦官。可在835年的“甘露之变”中，宦官发动政变，捕杀朝臣，软禁唐文宗。宦官独霸政权。840年，唐文宗死。李德裕由淮南节度使回朝任宰相，辅佐唐武宗，与宦官集团和平共处，极力打击牛僧孺、李宗闵，两人一贬一流，党徒也大多被排挤出朝。李德裕大权在握，李党势力大增。可过了六年，唐武宗死，唐宣宗被宦官拥立，李德裕罢相。牛僧孺、李宗闵又被召回任相，虽然两人先后病死，但牛党掌权，李德裕一贬再贬，被贬至崖州(今海南)为司户，终于在海南死。这几位才能颇高、气量狭小的政治首领死后，党争才渐渐平息。

同乡同党相互帮忙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风土人情不一，同乡的官员在官场上很容易意气相投。“乡党”一词指乡里乡邻，据《周礼》，西周时每二十五家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一般以乡党来泛指乡里乡邻。官场上的党争完全因为乡党之义气引起的事例是很少的，但是乡党常常对于党争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古代官员到京师选官，常常需要倚仗乡党的帮助，交际官场人物。各地在京师常修有会馆，供上京科举考试的同乡举子投宿。同籍官员也时常联络。无论聚会宴饮或朝堂议事，同乡的共同语言较多，当同乡官员无论何种原因受人攻击时，乡党总是同情乡党，从而对党同伐异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上文已提到过，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当宋神宗死后，旧党掌权，旧党中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籍人物组成了“蜀党”，主张有条件地维持王安石变法的若干新法制度；另外由洛阳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人组成“洛党”，激烈抨击苏轼的政治主张以及学术思想；而河北人士刘挚、梁焘、王岸叟等人组成“朔党”，主张清算王安石以下的新党人物。三党混战于朝廷，大到是否恢复所有旧法、边疆政策、治理黄河方法，小到科举考试什么内容、用哪家学说、诗赋的内容等等各种各样问题，都要争论一番，并且都以本派为“君子之党”而以其他派别为“小人之党”。乱哄哄争了十几年，导致朝政涣散，野心家蔡京等人乘机窃权，三党人物都被打成“奸党”，列名党人石碑，纷纷贬逐出京。

明朝后期，朝政黑暗，宦官专权，皇帝躲在深宫，接连一二十年不见大臣。东林党人不满于朝政，文人结社，仿东汉清议，抨击时政。东林党人大多为苏南、赣东人士，而朝廷里反对东林党的官员则把持了都察院，这些人按籍贯形成齐、楚、浙三党，在宦官的支持下，猛烈抨击东林党人。乘朝廷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考察京官之机，齐、楚、浙三党联合起来奏本，结果把东林党人全部弹劾出朝廷。

到了严禁朋党的清朝，朋党仍然以各种方式明争暗斗，按籍贯形成的朝廷党派也是在各种问题上彼此较劲。清朝末年所发生的杨乃武小白菜案件，就是这种乡党之争的一个爆发点。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湘军势力遍及江南，浙江官场基本上由湖南籍官控制。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是以军功任县官的，他的儿子胡作非为，诱骗并强奸了城里开豆腐店的葛品连妻子毕秀姑(因毕秀姑爱穿白衣绿围腰而被人称为小白菜)。葛品连曾租当地秀才杨乃武的房子居住，因为邻居传言“羊吃白菜”而搬出。后来葛品连发热病身亡，葛母报案，验尸结果认为是中毒身亡。毕秀姑被捕，屈打成招，承认谋杀亲夫，又被刘锡彤逼供与杨乃武通奸，是杨乃武提供毒药。杨乃武正好当年考取举人，刘锡彤仍然对杨乃武用刑。杭州知府又是个军功出身的湖南人，支持对杨乃武用重刑逼供，杨乃武被迫认罪。浙江巡抚杨昌溶是跟随左宗棠人浙的湘军军官出身，很快就批准此案定罪。杨乃武拟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杨乃武的妻子和姐姐到北京上诉喊冤，却被押回原籍。眼看杨乃武与小白菜就要被冤杀。正在这时，浙江籍的京官们联手行动，支持第二次上京喊冤的杨乃武姐姐。可朝廷只是命令浙江重审，杨乃武再次被屈打成招。浙江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集体到北京都察院请愿，抨击浙江官场七次审案都是酷刑逼供，请求提京审理。朝廷终于同意。当时的刑部尚书桑春荣也是浙江人，验尸后否认葛品连是被毒死的，杨乃武、毕秀姑得以平反。可是湖南湘军系统朝官围攻刑部，使得案件无法审结。最后慈禧太后为压抑湘军势力，批准刑部上奏，以上谕形式宣判，杨乃武、毕秀姑平反，杨昌溶革职，刘锡彤充军，知府革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