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火打劫之计在封建斗争中的基本特点
在专制政体下的政治斗争，在君主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有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有各种政治势力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所有的斗争都是在他们的目的多少相似而互不相容的时候发生的，这种相似不相容的东西，就是权力。在政治斗争里，权力是一种手段，通过权力争取政治地位，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无论是政治地位和目的，又必须通过权力来保证。因此，在封建斗争中，权力的竞争最为突出，也最引人注目。趁火打劫之计以其就势取利的立意和制胜的功效，被政治家、野心家、阴谋家们经常使用，其特点也就十分突出。
第一，就趁火打劫之计在封建斗争中应用而言，具有乱中取胜和险胜的特点。 ”
按本计的要求，“敌有昏乱，可以乘而取之。”这本身就是建立在乱中取胜的基础上。“乱”到一定程度才能打劫，这是本计的中心。也就是说，敌方越乱，乘之者越能争取胜机。这也如邻家起火，如果火只烧到他家的院落，尚未危及他家人的性命，前去打劫者自然不会得到好结果，弄不好还会偷鸡不成，反失一把米。如果是大火漫延，其家人生命尚且难保，无力顾及别人打劫，打劫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高。同样，在封建斗争中，趁乱而取之，也要求掌握政敌乱的程度，这就是本计乱中取胜的特点。
乱中取胜，乘人之危，这本是不道德的行为，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难以用道德来衡量，但是乘人之危，危者必怒，所以说这种争胜是险道。这犹如一只猛兽受伤，只要猛兽还能挣扎，攻击它的必然存在危险。困兽犹斗，何况是受了伤的猛兽，急怒之下，往往会进发出难以预料的凶恶。之所以说此计是险胜，这是这个道理。例如，战国时，燕王哙在位，子之当权，将军市被和太子谋而攻之，双方交战，“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百姓恫恐。”齐国因燕内乱，派兵往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人只用五旬便攻取燕国，醢子之，杀燕王哙，可谓全胜。然而齐国并没有按燕人所想的另立新君，而是占据燕国为已有，所以燕人又起而驱逐齐人，并与齐人结下怨仇。经过多年准备，燕国起兵伐齐，若不是燕昭王听信谗信，罢废乐毅，齐国几乎灭亡。由引可见，乘人之危是险道，故本计以《易•夫卦》为推演，其五爻为刚，上爻为柔，要求胜后的修饰，正是这种险胜需要再度巩固。
第二，就趁火打动之计在封建斗争中作用而言，具有投机性和冒险性的特点。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尤其是野心家和阴谋家们，很难以政治道德、政治信念、政治气节来衡量。在争权夺利的场合下，乘人之危的投机行为则是经常的现象。而趁火打劫之计由于有就势取利的特点，符合了这种乘人之危的投机心理。《韩非子•孤愤》中谈及当涂之人和法术之士的“五胜之资”和“五不胜之势”时讲到：“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事，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处不胜之势，欲战胜有胜之资，更何况“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的，不可两存之仇也。”这必然促使投机心理的萌发。按韩非的理论，当涂之人，“五胜之资”，也是“危亡之本”；有此危亡，自然就有法术之士乘危取之的机会，也就有了投机的成功可能性。投机者获得成功，反过来刺激其他人的投机心理，其欲使用此本计的可能增大，也就使本计具有了投机性的特点。
在权力的诱惑下，野心家和阴谋家常常具有一种冒险心理。这种冒险心理，往往使他们只顾眼前利益，不考虑后果。铤而走险，成败在此一搏的作法，正符合本计的险胜要求。例如，明景泰八年(1457年)，明景帝病重，而继承人尚未确定，宫廷内和文武百官都十分忧虑。就在此时，身为太子太师，而且功封为侯的石亨，见景帝无康复的希望，便与都督张轨、左都御史杨善和太监曹吉祥等谋议。石亨认为：“请复立东宫(朱见深，景帝之侄，英宗之子)，不如请太上皇(英宗)复位，可得功赏。”后经太常卿许彬的介绍，又找到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经过合谋，决定乘此时机发动事变。拥立君主，在专制政体下是惊天动地的事，故徐有贞在出发前对家人讲：“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门族之祸。归，人；不归，鬼矣。”说明这些政治投机者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心理。这些侥幸获得成功，一个个受到封赏，在权欲上分别得到一定的满足。
本计在使用上是有一定的冒险性，经过冒险也可以获得成功，故此才能成为胜战计。但此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胜后需要一定的修饰，才能够保住胜利果实。也就是这一点，往往为使用者所忽略，那么使用者的胜利则会随着他本人的忽略而失去。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的“夺门之变”获得成功，但这些人不知修饰，一个个为争权夺利而吵闹不休。结果，先是徐有贞被抓进诏狱，论罪贬为民而谪戍金齿；后是石亨在狱中被虐而死，其子石彪、石俊被杀；再就是曹吉祥被凌迟处死，满门抄斩。主谋三人的命运，一个比一个惨。(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就趁火打劫之计的封建斗争中使用的影响而言，具有成功性的影响大于失败性的影响的特点。
中国有句俗语：“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在实际生活中，大凡成功的事，往往为人所传颁。例如，苏秦经过头悬梁、锥刺骨，最终身配六国相印；此事家喻户晓。然而，众多士大夫寒窗苦读一生，到头来沿街乞讨，落魄一生，而鲜有人道及。这就是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博得金榜题名日，多少人白了少年头，又有多少人青灯之下耗费大好光阴，而终无悔恨！正因为是有人成功，有人因此而名显于当朝后世。我们常见有人教育子孙，学习当刻苦，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宋仁宗赵祯曾有诗曰：“富有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人们大多只看到因金榜题名日的人生得意之时，鲜能看到沿街卖字，缧系于囚徒之伍的读书之人。
正因为成功者名声远播，淹没那些凄泣悲惨，人们才想往成功，而鲜设想到失败。故此，使用本计所获得的侥幸成功，往往掩盖失败者的凄惨。例如，明成祖朱棣以藩王发动靖难之役成功，夺得帝位。而后其次子朱高煦也常杨步乃父的后尘。朱高煦曾得到乃父的垂青，加过天策扩卫，便以唐太宗以自比道：“唐太宗天策上将，吾得之岂偶然？”且说道：“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他那料到朱棣以藩王夺位，在位者决不允许再有藩王夺位，故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朱高煦虽是朱棣的爱于，也不免被夺去护卫，徙封乐安州(今山东广饶县)。朱棣死后，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仁宗即位不及一年而死，其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朱高煦认为主少可欺，于是模仿乃父，向自己这位侄子发起靖难。不料这位少主亲征，不数日则大兵压境，只两日就迫之出降，最后落得身败名裂。从朱高煦叛乱来看，他只是看到别人趁火打劫的成功，而从不注意历史上的趁火打劫的失败。他不顾变化了的情况，贸然发动叛乱，可见本计成功的影响大于失败的影响。
总之，敌有大害是对自己非常有利的事，见利不取，这在政治斗争中是罕见的。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用不道德的方法来战胜对手，往往会留下不好的声名。使用本计来战胜政敌，从声名来讲，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好声名。因此，本计要求获胜之后的自我完善，达到既用不道德的方法去战胜对手，又能获得好的名声，便进入本计最佳境界。当然，要达到最佳的境界不是容易的事，这就要求使用者善于掌握时机，因人施教，因权生变。
当初，孟子学艺于子思，孟子曾问到“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回答：“先利之。”孟子不解其中之意，说道：“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剖极道：“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孟子理解其中的奥妙是因为因事而异，故在他到魏，魏王问他：“不远万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时，他答道：“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就是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所讲话的不同之处。
本计要求胜后的修饰，正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反映，这也是设计者最初的心态，是古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总结的经验，也体现出社会的复杂。然而见利忘义，有利必取的人，往往会忽视胜后的修饰，自然也就很难得到本计的最佳效果，因此使用本计者往往不仅难以获得完美的成功，而且甚至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