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录像带的故事
在清东陵已经开放的四座地宫中，唯一有录像资料的就是清理慈禧内棺。
作为当事人，清陵学者徐广源先生不仅经历了清理慈禧内棺的全过程，而且还亲手整理过慈禧的尸体。作为重要史料的一部分，清东陵也应该保有清理慈禧内棺的录像带的副本。因此他曾先后四次进京，经过多次周折，终于将清理慈禧内棺的录像带复制了一份带回了清东陵。
2000年8月6日，徐广源像往常一样，骑着红旗牌自行车很早地来到位于马兰峪塔山的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办公基地上班。
国家文物局录像人员介绍信
马兰峪塔山
马兰峪塔山上的永旺塔
塔山，又称“堂子山”，是马兰峪南面的一座小山。因为马兰峪四面环山，其形状有如一艘船，据一位风水家说，如果不在马兰峪这艘船上安上一根桅杆，马兰峪人不但不会发达兴旺，而且随时会有被洪水冲走的可能。当地人据此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在马兰峪南面的小山上修建了一座砖塔，以此来取风水相宜之意。还有传说，马兰峪塔山上有一个通着大海的海眼，用塔才能镇住里面的龙王，防止它在里面兴风作浪。到明朝时，小山上的砖塔因年久失修，摇摇欲坠。当地的乡绅带领百姓一直要求驻扎在这里的明朝大将戚继光为百姓重修砖塔。戚继光不负众望，自筹资金，将原先的小塔拆掉，重新修建起一座新的砖塔。当地人为了纪念戚继光的贡献，将砖塔称为“戚继光塔”，将此塔坐落的小山称为“塔山”。
徐广源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像往常一样，沏了一杯浓浓的茶水，从书柜中拿出一册抄录的清宫档案，打开笔记本，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每一个搞研究的人都知道，研究清朝历史或者陵寝制度，都必须从最原始的清宫档案中搜寻查找。徐广源深知这是最简单而又最难做的事情，他早就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在每天正式上班工作之前，必须读多少页的清宫档案，将其中有价值的内容记录下来，在完成自己当天的工作之后、回家之前，还要看多少页的《清实录》。徐广源喜爱清朝历史，研究清朝陵寝是他最大的快乐。看了没多久，便有领导找他。“老徐，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领导正在屋子里走动着，“我和其他几个领导考虑了好几天，认为只有你才是办这件事的最合适人选。”
“让我办啥事？请领导吩咐！”徐广源回答道。
慈禧脚上袜子的画样
“就是找回清理慈禧内棺的那盘录像带。”领导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因为你不仅与国家文物局的人熟悉，而且你还是清理慈禧内棺的当事人，你办这件事最合适。办好这件事情对于咱们搞文物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我试一试吧？”徐广源心里有些没底儿。
“什么试一试，你一去保准没问题！”领导有些不满意地说。“你现在就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动身。能要回原带子更好，不中的话（当地土语，意思就是不行或不能的话）就复制一份。”领导不容置疑地说。
找回记录自己亲身经历的录像带，是徐广源早就想办的事。许多国内外的朋友都问过自己清理慈禧内棺时的情景，虽然可根据回忆，向人们详细解释，但人们还是对未能亲眼看一下当时的录像而感到遗憾。徐广源深知此事的难度：清理慈禧内棺距现在都已十七年了，国家文物局的人是否还记得这盘录像带？即使能找到这盘录像带，是否还能使用？国家文物局是否同意拿回或复制？这些都是问号。虽然自己与国家文物局的人很熟悉，但那只是私人之间的交情，这么大的事是不能光靠个人交情的……徐广源心中带着许多的问号出发了。
2000年8月7日上午10点30分，徐广源走进了国家文物局的办公室——北京五四大街路北的一幢红楼。在办公室里，徐广源向正在工作的几位年轻人打听曾参加过清东陵清理慈禧内棺的杨林，寻问清理慈禧棺椁录像带的下落。这几个年轻人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不知道。这也难怪，打听十七年以前的人和事情，现在的年轻人有谁会知道或记得呢？当年的人要么退休，要么调动，都换了好几茬人了，物是人非，寻找起来确实很难。
徐广源带着无奈的心情走出了国家文物局，时间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先吃点儿饭，下午找郭旃处长打听打听”，徐广源心里想着。郭旃处长是国家文物局颇有声望的老专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平易近人。近几年来主要负责中国的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因为清东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徐广源为撰写《清东陵世界遗产文本》没少找他，因此跟他很熟悉。
徐广源心里一边琢磨着事情，一边走着路，走着走着，他抬头一看，无意中来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北大门——神武门。故宫博物院是徐广源最熟悉不过的地方了，这里有许多他最好的朋友，素有他的第二工作单位之称。“找苑洪琪待会儿，一边吃饭一边向她请教个问题。”徐广源想到这里，抬脚向故宫院里走去。
苑洪琪是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主任，也是我国清史专家，因为工作关系，与徐广源成为莫逆之交。
在故宫的隆宗门饭店吃饭的时候，徐广源与苑洪琪谈起自己的这次北京之行。这时门口走进一个人来，苑洪琪打断了徐广源的说话：“帮助你的人来了！”徐广源回头一看，走进饭店的那个人他认识，是曾在清东陵工作过的国家文物局的高级工程师张生同。张生同近两年来正在主持故宫建福宫花园的复建工作。
“老徐，你不在东陵待着，跑北京干啥来了？”因为关系很熟，张生同与徐广源开起了玩笑。徐广源将自己来北京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张生同。张生同听了说：“今天你遇到我，是你的福气。我知道你找的杨林在哪儿，他现在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呢！”随即张生同告诉了杨林的电话。这真是熟人多好办事呀。
吃过午饭，徐广源辞别了苑洪琪、张生同，找了个电话亭子，很快就联系上了杨林。杨林告诉他，录像带现在在中国文物研究所保管，该所现在已迁到北京北四环高原街2号了。
徐广源乘车赶到中国文物研究所，找到了研究所的吴加安所长，讲明了来意。吴加安所长非常热情，虽然他不知道录像带的事，但很热情地将徐广源领到文物资料信息中心办公室。经过办公室人员的查找，确定清理慈禧内棺的录像带就保存在他们那里，但是吴所长表示：“原始录像带肯定不会给你们，能不能让你们复制，我们还得研究研究，一星期后听回话吧！”
虽然没能将录像带拿回清东陵，但徐广源心里依然很高兴：“毕竟找到了录像带的下落了。”至于研究所为什么不将录像带给东陵，有可能出于以下原因：慈禧内棺清理行动虽然属于国家行为，是为保护而不得不采取的行动，但清皇室的后裔还在，慈禧的后人还有，考虑民族和个人的感情，录像带不宜流传到社会，包括她的陵墓地的管理者。
徐广源回到清东陵后将情况向领导做了详细汇报。领导让他死盯这件事，一旦有了回话，马上进北京。徐广源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国文物研究所的电话。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北京方面依然没有回音。清东陵的领导等着急了，让徐广源去北京问一问情况。
2000年8月29日，徐广源再一次进京。这一次，他直奔北四环高原街2号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刚走进研究所，遇见了郭旃处长的夫人、国家文物局高级工程师张之平。张之平认识徐广源，热情地将他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并且又带领徐广源找到了吴所长。
“经过研究，我们同意你们将录像带复制一份，作为资料保存，供研究使用。但不能公开放映！”吴所长被徐广源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同时也表示了研究所的意见。
吴所长将徐广源领到资料信息中心去取录像带，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保管录像带的同志到外地出差了，几天不能回来。同时对徐广源说：“这种录像带不能拿到社会商业单位去复制，一是保密，二是防止录像带损坏，应该在较大的国营单位去做，最好到电视台复制。为了节省时间，先联系一下复制单位，等找好了复制单位，保管录像带的同志也回来了。”徐广源一听，研究所的同志说的在理，表示了深深的感谢。
从研究所出来，徐广源就想到了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朋友中央四台的编导于栋栋。于栋栋也是因工作关系与徐广源成为朋友的。中央四台在制作《千秋史话》节目时，经常到清东陵拍片子。徐广源找到于栋栋，说明来意，于栋栋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2000年9月15日，徐广源为录像带的事情，第三次进京。很快从研究所将录像带拿了出来，并为此打了一个借条，将录像带送到中央电视台准备复制。
2000年9月18日，中央电视台的于栋栋等人来清东陵拍片子，将原始的录像带和复制好的录像带交给了徐广源，徐广源将复制的录像带交给了单位领导。
2000年9月25日，徐广源随同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将原始的录像带交还给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因保管徐广源借条的人不在，一位自称刘志雄的同志代收了录像带，并为徐广源打了一个“已收回原始录像带”的收条。
为了寻找回属于东陵自己的录像带，徐广源先后四次进京，费了不少的周折。现在，那盘记录清理慈禧棺椁的录像资料带，保管在清东陵文物管理处的档案室里。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文物研究所允许复制的录像带，只是一盘经过剪辑和配有解说词和字幕的录像带，也非最原始的录像带。原始录像带自清理慈禧内棺开始至结束有将近24小时的时间，因此录像带并非只有一盘，而应是多盘，应该还保存在中国文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