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的关系］

［私有财产的关系］

……‖XL|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40。因此，正像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一事实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一样，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一事实在劳动者身上主观地存在着的。但劳动者的不幸在于他是一种活的并因而能够感受贫困的资本，而这种资本在他不劳动的那一瞬间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存在。作为资本，劳动者的价值依供求而增长，而且，从物理上说来，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劳动者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劳动者，因而劳动者生产自己本身，而作为劳动者、作为商品的人便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已经只不过是劳动者，并且作为劳动者，他只具有与他格格不入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而既然资本和劳动是彼此格格不入的，并因而处于漠不相关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那么，这种格格不入的关系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迫不得已地还是心血来潮地——不再为劳动者而存在，劳动者本身便立即不再为自己而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既然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劳动者而存在，所以他只能任人把他埋葬，使他饿死，等等。劳动者只有当他对自己说来是资本的时候，他才作为劳动者而存在；而只有当某种资本为他而存在的时候，他才是资本。资本的存在就是劳动者的存在、劳动者的生活，正像资本的存在以不以他为转移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一样。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无业的劳动者，不知道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的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行将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的人，都是对国民经济学说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监督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所以，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劳动者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劳动者在劳动期间内的生活的需要，而且仅仅以保持劳动种族不致死绝所必要的那个程度为限。因此，工资跟任何其他生产工具的养护和维修，跟资本及其利息的再生产所必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跟为了保持车轮的运转而注入车轴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所以，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超出这个必要的范围。因此，英国厂主们的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1834年实行新的济贫法41以前，他们把劳动者从济贫税项下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劳动者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工资的一个构成部分。

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人类商品、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来生产；它适应着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了的存在物来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个生产的产品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活动的商品……人类商品……　李嘉图、穆勒等人较之斯密和萨伊的一个大进步，就在于他们把关于人的生存的问题——关于人这个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的问题，宣布为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资本养活多少劳动者，而是资本带来多少利息，也就是说，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地，现代‖XLI|英国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巨大进步是，它把劳动提高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明确地阐明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提高自己的收益，而反之则降低收益。［按照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看法，］不是对消费者揩油，而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双方间彼此揩油，才是正常的相互关系。——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的人类活动的生产，亦即与自身、与人和自然界，因而也与意识和生命表现毫不相干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仅仅作为劳动的人的抽象存在（因此这种劳动的人每天都可能由自己的充实的无沦入绝对的无，沦入自己的社会的因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类活动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性质（因而也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并且再也不与任何表面看来似乎是人的关系牵扯在一起），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高峰、顶点和灭亡。

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功绩，在于它指明地租是最坏耕地的收益和最好耕地的收益之间的差额，从而打破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义的自负——他的所谓的社会重要性和他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所谓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连亚当·斯密也曾跟着重农学派主张过的29a；[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预先料到了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这一运动将把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凡的资本家，将使[资本和劳动间的]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从而加速这种对立的解决。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的差别，而变成根本不讲话的，或者无宁说，只用货币语言来讲话的资本和利息。——资本和土地之间、赢利和地租之间、二者和工资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根源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不过是资本同劳动的对立之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历史地固定起来的环节。跟不动的地产相反，工业等等只是表现工业的产生方式和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工业跟农业的对立。只要工业（城市生活）跟地产（封建的贵族生活）相对立而形成，并且通过垄断、行会、基尔特、同业公会等形式还带有自己的对立物的封建性质，从而，只要劳动还只是表面上具有社会的意义和真正的共同体的意义；只要劳动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和完全单独存在的地步，也就是说，只要它还没有撇开其他一切存在，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了自由的资本，这种差别就作为劳动的一个特别的种类，作为包括全部生活的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差别而存在。

‖XLII|但是，获得了自由的、本身自行构成的工业和获得了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农业的支配，当作为真正的工业的农业一旦产生便立即表现出来，而在过去，农业本来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者即雇工，土地所有者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佃者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但是，租佃者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他的被揭穿了的秘密；只是由于有了租佃者，土地所有者才具有国民经济学的存在，才作为私有者而存在，——因为他的土地只是由于租佃者的竞争才得到地租的。因此，土地所有者通过租佃者在本质上已经转化为一个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转化也必然要在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即租佃者必然要成为土地所有者，或者相反。租佃者的工业盘剥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业盘剥，因为前者的存在决定着后者的存在。

但是，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的相反的起源、自己的出身：土地所有者把资本家看作自己的趾高气扬的、获得了自由的、发了财的、昨天的奴隶，并且看出了他对作为资本家的自己的威胁；而资本家则把土地所有者看作自己的游手好闲的、残酷无情的和自私自利的、昨天的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在使他这个资本家遭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地产看作是跟自由的工业和摆脱了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的资本直接对立的东西。这种争辩是极其激烈的，并且双方都向对方说出了心里话。为了对双方的卑鄙性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和相反的攻击就行了。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他的封建的往昔、他的诗意的回忆、他的激昂慷慨之情、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讲话，那么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猾的骗子，拉人下水的纤手，出卖灵魂的利欲

熏心之徒；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离经叛道和肆意出卖社会利益的投机贩子、高利贷者、皮条匠、奴才；花言巧语的马屁鬼；制造、培养和鼓吹竞争、贫困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人格、心灵空虚、冷漠无情的金钱拐骗者（在重农学派中尤其请参看贝尔加斯，卡米尔·戴穆伦在自己的杂志《法国和勃拉班特的革命》42中曾经严厉批评过他；还请参看冯·芬克、朗齐佐勒、哈勒、利奥、科瑟加顿[1]，以及西斯蒙第）。动产也吹嘘工业和运动的奇迹，说自己是现代的产儿和嫡子；它对自己的对手表示怜悯，把他看作是不理解自己的本质（而这是完全正确的）的蠢材，这个蠢材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它说他是用正直、诚实、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坚贞不渝这样一些假面具，来掩盖其缺乏活动能力、贪得无厌的享乐欲、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和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它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用揭底和嘲讽的口气历数他的以罗曼蒂克的城堡为温床的下流、残忍、挥霍、淫佚、寡廉鲜耻、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来给他的回忆、他的诗意、他的激昂慷慨之情泼冷水。

‖XLIII|动产说它给人民赢得了政治自由，打破了市民社会的桎梏，把世界连结为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粹的道德、温文尔雅的教养；它代替粗鄙的需要唤起了人民的文明的需要，并给他们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这个游手好闲的、胡搅蛮缠的米蛀虫则对人民抬高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阻碍国民岁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可能性，最后甚至完全消灭这种可能性，以致引起普遍的衰退，像高利贷一样贪婪地盘剥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对于文明却毫无贡献，甚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最后它让土地所有者哪怕只是看看自己的租佃者，——对土地所有者说来，农业和土地本身是仅仅作为赐给他的财源而存在着的，——并且让他说，他自己是不是一个早已在内心深处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的伪装忠厚而实则异想天开的、狡猾的无赖，而不管他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数说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土地所有者实际上举出来替自己辩护的一切东西，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雇农）身上才是正确的，而土地所有者无宁是耕作者的敌人；因此，土地所有者做了不利于自己本身的论证。［耕作者的代表指出，］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东西。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就在于，它发现财富的泉源不是死的物，而是人的劳动，并且促进了这一点的实现（请参看保尔·路易·古利耶、圣西门、加尼尔、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

从现实的发展进程中（这里附带说说）必然地产生出资本家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彻底的私有财产即土地所有者的胜利，正如一般说来运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占有欲必然战胜享乐欲，露骨的、毫无节制的、八面玲珑的、启蒙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审慎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多少觉察到完成了的自由的工业、完成了的纯粹的道德和完成了的博爱的商业的危险的那些国家，企图阻止地产的资本化，但是完全白费力气。

和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着地方的和政治的偏见这种累赘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同周围世界纠缠在一起而没有完全达到自立的资本，即还未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自己的世界形成过程中达到自己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https://www.daowen.com)

这个关系的各要素所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随后，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但是二者彼此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相互间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劳动者把资本家（反之亦然）看作自己的非存在；双方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对自身的对立。资本=积累起来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后者又分解为利息和赢利。资本家彻底地成为牺牲品。他沦为劳动者阶级，正像劳动者——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劳动者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XLIII‖

---

[1]装腔作势的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芬克引用利奥的话眼含热泪地讲到，在废除农奴制时一个奴隶如何拒绝不再做贵族的所有物。还请参见尤斯图斯·缪泽尔的《爱国主义的幻想》，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超出循规蹈矩的庸人的那种狭隘的、庸俗的、“家传的”、平凡的眼界；虽然如此，它们却仍然不失为最纯粹的幻想。并且这个矛盾还使这些幻想如此投合德国人的口味。——马克思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