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发展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理论在矛盾冲突中，又相互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增强了它的生存能力，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代资本主义由于其自身矛盾的加深，出于自身发展需要，和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不得不对其制度进行一些调整；每一次调整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部分扬弃，其实是在向社会主义“趋同”。

从所有制方面看，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化。其一，股份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其二，合作经济的出现则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积极扬弃”，合作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表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在旧的生产方式中发展并成长起来。其三，国家所有制经济更是国内资本社会化的最高形式，是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做最重要的物质准备。虽然这些社会化的资本还不是完全的公有制经济，但已显示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即资本主义正向着扬弃私有制、建立新的公有制的方向前进。其四，职工持股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积极扬弃的另一表现。职工持股虽然不是公有制形式，但资本家让渡了部分利润给劳动者，是剥削程度某种程度的减轻。

从分配方面看，收入分配领域中实行高额累进税、最低工资限额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广泛推行，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使某些国家呈现出“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分配中的社会主义”的景象。

从管理方面看，产生于社会主义中国的“鞍钢宪法”中的民主管理思想传到了日本，在日本形成“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再传到西方，产生管理学革命，激发了“民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管理思潮”[3]；职工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提高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在缩小阶级差别，比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变化，无疑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但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其变化是为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需要，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性质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过，其变化的方向是朝向社会主义的，说明社会主义因素正在资本主义母体中孕育。正是因为其能够吸收社会主义的某些因素，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数次全球经济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仍然能够继续维持。

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情况看，似乎也在向资本主义“趋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允许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经济并存，企业管理上学习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治理机制，引进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处一个国际大市场，在同一游泳池游泳，增长了自身的竞争能力；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环境壮大自己的实力，将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出现了所谓的“趋同”现象。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因此，我们的改革开放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