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规划总院原副院长吴以鳌曾说，姚榜义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为他...
2006年岁末的一天，记者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的一所旧楼中，姚榜义老人在他的居室里接待了我们。姚老气色很好，询问起年龄，姚老风趣地说：“我今年87.7岁了。”一句诙谐、幽默、反应敏捷的回答之后，姚老开始回忆往事。
姚老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设计施工专业，1948年起从事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当时的淮河流域规划工作其实与南水北调工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初的南水北调东线规划就体现在1956年完成的《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和相继完成的《沂沭泗河流域规划报告》之中。由于当时黄淮海平原洪涝灾害频繁，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还是治理洪涝，但尚未成形的东线调水线路设想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为后来的东线规划埋下了具有积极意义的伏笔。
1958年，当时的治淮委员会被撤销之后，姚老被抽调到北京，开始接触南水北调规划工作。水利电力部于1971年成立了治淮规划小组办公室（简称淮办）。1972年，第一次水资源危机笼罩了北方大地，海河各水系普遍断流，天津市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威胁，居民生活用水十分紧张。一度沉寂的跨流域调水事宜又列入了议事日程。为此，国务院于1973年7月召开北方17省（自治区、直辖市）抗旱会议。为落实抗旱会议精神，水电部责成淮办、黄委和中国水电十三局组成南水北调规划组开展规划工作。从1973年开始，姚老正式开始了南水北调的规划工作，并于当年年底取得了一个初步的成果。
1978年，水利部和电力部分开，水利部重新组建后成立了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由姚老担任第一任主任。为了细化南水北调规划成果，姚老深入现场亲自踏勘，到相关地区进行调研。这年的春节前夕，正在基层调研的姚老突然接到回京汇报工作的通知，由于车票紧张，他不敢耽搁，买了一张站票就上了火车。车上连放包的地方都没有，已经58岁的他只好站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好不容易把包放下，坐在包上才得到片刻的休息。姚老说像这样的事太多了，已经习以为常了。(https://www.daowen.com)
姚老的敬业精神是有目共睹的。在规划办公室承担的大量与南水北调论证、规划和踏勘相关的协调和组织工作中，姚老和他的战友们始终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细致入微，并处处为他人着想。有一次，水利部组织东线沿线各省市相关同志从长江边一直踏勘到天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走边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沿途某些地方干旱的情景姚老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当时的交通条件十分简陋，汽车密封也不好，到德州时由于缺水，只能安排同志们洗澡而不能洗衣服，满是灰尘的衣服只好到邢台再洗。还有一次，1988年2月，钱正英部长一行考察“穿黄”时，按照办公室的安排，是先听汇报后看现场，钱部长却提出先看现场后听汇报。姚老坚持既定的安排并解释说，看“穿黄”现场要下到30多米深的地下，一下一上可能会出一身汗，如果再坐在采暖条件不佳的会议室听汇报恐怕领导感冒，不如乘坐有空调的汽车到条件好的聊城宾馆再讨论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姚老的敬业精神还表现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上。已经离休的水规总院原副院长吴以鳌介绍说，多年的流域规划工作经验，为姚老从事南水北调规划工作提供了技术和思想基础，他们的功劳主要是较早地确定了南水北调工程的主导思想和工作方案，为东线和中线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姚老虽然以平易近人与随和而被同志们所称道，但在具体工作中，他那种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更令人敬佩。在他看来，技术干部是领导决策的参谋，每一个意见或建议都要以事业为重。姚老即使在办了退休手续，离职不离岗的情况下，在参与南水北调论证会议时依然保持着这种作风，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决不随波逐流。
采访顺利进行，但姚老始终没说一句“豪言壮语”。当记者问姚老，看到现在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如何评价您当年所做的工作时，姚老只是淡淡地回答说：“每个工程都不是少数人干成的，领导叫我干这个工作，我就尽力做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