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是中国具有最悠久历史的传媒
图书，是图和书的综合名称。在中国是最古老而现代的传媒，也是中国的国粹。在中国有文字以后的整个传媒史，可以说占主导地位的是图书出版史。如今众多保存完好、传久不衰的浓缩数千年中华古代文明的典籍，便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在中国传媒家族中，图书，应该是历史最悠久的家族成员，堪称传媒家族“排行老大”。
现代图书实际上主要指附着在纸介质之上的图形和文字的出版物。图书的概念包含如下内涵：用图形和文字表达的、有原创内容的、公之于世的达到一定数量的复制品。未经出版的手稿不算图书。同时它应有相当长度的信息或相当大的内容容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一本除封面外，篇幅不低于49页、非定期印刷的出版物才算图书。此外，它还要具有突出人的视觉感官功能感受，又有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能保持相当久长的特点。由于它附着在以纸介质为主或其他携带轻便的载体上，有着便于保存、收藏之功效。
学术界有的专家认为：最早的具有图书意义的是《河图》《洛书》，也许“图”“书”的称谓即从此处缩写而来。中华古代早期典籍《尚书》《论语》《周易》《管子》中均有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但具体是什么模样，是图是书，谁也说不清楚。只是笼统地讲《河图》9篇、《洛书》6篇。其出现也十分神秘，或传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跃出，背有河图；神龟在洛水显现，负有洛书。伏羲依此画成八卦，后来成为周易的范本。或传黄帝东巡，看见过神龟背上的洛书。又说大禹治水时，上天赐给他《洪范九畴》，即为《洛书》。
从以上诸说可以看到，《河图》《洛书》是中华古代先民最早对人类生命自身和宇宙环境的关系之探求与思考。如果《河图》《洛书》与伏羲氏始创八卦有关，是周易的渊源，那么《河图》《洛书》的内容即是中华古代先民对宇宙阴阳消长契合、天人合一和谐世界的追求。如果《河图》《洛书》与《洪范九畴》有关，或就是《洪范九畴》之类的典籍，那么《河图》《洛书》的内容即中华古代先民在大禹领导下，突出疏导，治理洪水泛滥，追求人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体验记录。
一直到了宋代，曾在陕西华山长期隐居的道家学者陈抟创“黑白点子”说图画，自称绘出了《河图》《洛书》的模样（见图1-1）。
图1-1 道学家陈抟创“黑白点子”说，诠释并绘出《河图》《洛书》，传说中国图书始祖，又蕴藏二进位计算机哲学思想
他用白点代表阳，黑点代表阴，认为“河图生天干，其数55，由1至10，55点构成一图；洛书生地支，其数45，由1至9，45点构成一图”。从而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陈抟版本的河图洛书。朱熹曾据此作《易本义图》，对陈抟的“黑白点子”说极力推崇，理学家周敦颐、邵雍都对此学说风从影随。后人称陈抟已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和堂奥。
在中国图书出版史上，虽然《河图》《洛书》的实物形态扑朔迷离，难于考究，但第一位图书大编辑家孔子却名实俱在。孔子的编辑思想也成为古代图书出版的圭臬。
孔子编辑整理的《易》《诗》《书》《礼》《乐》《春秋》，被后世尊称为“六经”流传两千五百多年，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对塑造中国民族文化性格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作用。
图书，作为中国古老传媒，在三千余年的发展中，既深远地影响了世界文明，同时又不断吸收世界文化先进元素，从内容和形式表现了自身的民主特色和民族特色。唯其民主，所以汇入人类思想进步潮流。唯其民族，所以呈现出强烈的世界特色。
数千年的中国图书内容，具有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的多元性特征，当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也突出表现了统治者主流思想烙印。春秋战国时第一次思想解放，诸子学说蜂起，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秦统一中国突出法家思想。汉从尊崇黄老哲学到定儒学于一尊。东汉时佛教传入，佛经大量印行，对中国书籍出版影响甚大。魏晋时第二次思想解放，各种思潮风起，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兼容，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中诸如绘画、书法、文论等独立出来，推动了中国图书编辑出版繁荣。唐王朝使中国进入封建社会极盛时期，充满自信的开放和包容，吸收大量异域文化。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又使中国图书编辑出版和中华文化传播影响到世界文明。从宋元到明清，虽经王朝政权更替，但由于活字印刷术的不断进步，全国形成许多诸如书院之类的学术思想中心、民间刻书中心以及图书流通中心，书籍品类繁多，各种学说并存。(https://www.daowen.com)
在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文字狱、禁书令不断，但风头一过，图书出版繁荣情况依然。仅举清乾隆帝时代为例，一方面下令全国各省访求历代遗书典籍，开设《四库全书》编辑馆广收图书；另一方面同时打着“采集遗书”的幌子，消灭异己文化毁禁图书。据学者统计，从乾隆三十七年到四十七年（1772—1782年）《四库全书》编成，书稿来源仅浙江一省采集遗书4523种，56955卷，不分卷的2092册。但从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1778—1780年）全国收缴禁书24次，538种，13862部，仅浙江一省毁禁图书1.3万多部。这一情况从反面说明，中华图书从来呈思想多样性的特征。尽管统治者曾采取多种办法施压，但文化多样性并未被泯灭。
数千年的中国图书内容，逐渐从皇族权力圈子向民众化世俗化发展，民主意识逐渐增强。图书，统治者一开始就有“民本”思想的闪现，也有最高统治者到诸侯国地方“采风”之举的记录，但文化的主体部分实际为皇帝和皇族权力圈子所独享垄断，或成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部分，或成为牢笼知识分子和奴化臣民的工具。随着图书编辑出版技术手段进步，载体不断轻便，消费成本降低，传播范围由皇家士大夫上层渐扩大到民间，内容与形式都起了世俗化的进程。编辑出版的理念也因之变迁，隋唐以前多刊皇家典籍，史书不过是帝王的家世谱牒而已，收藏也要金匮石室秘不示人。宋元时科技农书渐多，话本曲艺文化消费初现端倪。明清以后通俗小说、戏剧文学、连环画本、应试小册子《兔园策》、历书、种树等生活类实用图书大行其道充斥民间。市民阶层兴起，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反封建民主意识也越来越浓厚。民主意识渐趋扩大，又推动图书知识向民间流布扩大，民间文人写书立说，民主性意愿逐渐张扬。像李贽《藏书》《焚书》一类反封建叛逆图书出现，使许多图书不再是皇族权力圈子的专利品，而是封建王朝的对立物了。到了晚清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图书的民主光焰更加炽亮。严复《天演论》、谭嗣同《仁学》、邹容《革命军》等，鼓荡着思想解放浪潮，推动了中国一次次变革。
中国图书出版史上还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随着纸的发明、印刷术出现，书的外观形态不断向便于携带、便于保存、便于阅读、便于收藏方向发展，展现了中华图书浓郁民族特色与民族个性。这个特点大致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朝，纸发明后，到唐朝之前，图书形态行卷轴装。后佛经传入，受贝叶经册影响，取册页装、经折装，又受经折装的启发改良，取旋风装、鱼（龙）鳞装。
第二阶段，宋、明朝由蝴蝶装、包背装到线装，把中国图书装帧民族性基本确定了下来。蝴蝶装是一次装帧变革，使图书改变了卷轴书排架制度。
图1-2 古典卷轴装的页面各部分
图1-3 蝴蝶与包背的书页翻阅区别
第三阶段，到了光绪末年，随着国外石印、铅印技术传入，线装书的书衣吸收外国图书样式，舍去书名签条，改排铅字或书法题名。进入20世纪初，书的封面开始出现装饰花边的框线，封面纸也变换颜色。辛亥革命前，中国赴日本留学生增多，编书办刊成为风尚。由于受日本平装图书影响，摈弃中国传统线装装帧图书形态，改为平装形态，书的封面、封底也仿照东洋书印有各种图文装饰。
第四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输入的现代西方书装帧艺术，使国人对书籍审美观大为改变。书籍整体设计意识明显增强，封面、封底、书脊、勒口、环衬、扉页、目录、广告页图片都囊括在整体设计视野之内。图书设计时，图案、颜色、字体、版式，乃至印刷材料、装订工艺都成了设计元素，通通拿来组合布局、综合调度变化，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图书样式。
第五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的外部样式又发生新的变革。为与国际图书市场接轨交流沟通，图书开本统一为国际流行开本，实行国际统一书号、条码等方便世界性阅读。印刷装帧工艺向先进国际水平看齐，图书外形个性化、分众化、民俗化、艺术品化更加了引人注目。
中国图书出版史上另一个特点是图书出版的产业特征不断明显。早在中国古代，图书的商品性就逐渐显现。纸张流行后，汉代出现早期书市，当时称“书肆”。据记载，后汉时的洛阳城书肆有一定规模，某一作品风行，能引发纸价上扬，以至有“洛阳纸贵”之谓。南北朝时，书商就曾把南朝梁武帝编撰出版的百科全书“类书”《华林遍略》贩运到北魏地面进行兜售。唐朝时中国形成固定的图书市场，日本留学僧在扬州购书，还标明书的定价多少钱。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用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清明时节汴河及其两岸的风光，再现了公元12世纪中国大都市社会生活风貌。该图描写市区街景部分，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其中便有赫然标名“书铺”者。降及明清两朝，中国已有全国性刻书中心、图书流通中心多处，如以金陵为中心的吴地、以杭州为中心的越地、以建阳为中心的闽中。私家坊刻从南到北遍及全国，涌现出许多大藏书家与名刻书家。如江苏常熟的明代毛晋汲古阁、清代席世臣扫叶山房等。这些民间出版家集编、校、印、发、藏书为一体，首选丛书刻印，名重一时，有的成为近代出版企业先声。我国雕版印刷新技术套版印刷、饾版拱花印刷、影抄等在他们推动下实验成功，编辑出版了很多精美印品。
19世纪初，欧洲图书期刊出版业随工业革命迅速发展。西方列强用武力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大门。外国人在中国澳门、香港、上海先后创办了书报印刷企业。如英商美查在上海办的点石斋石印书局，全盛时有石印全张机10多部，在北京、浙江开设20多个分店，大获其利。中国民族资本印刷业在其刺激下相继产生。1865年洋务派创办上海江南制造局印书处，拥有近代铅活字印刷机器，由徐寿主持翻译馆译员59人（外籍译员9人），中外合作共同译书多种，其中仅科技图书22类200余种。1873年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印书处，有中文、罗马文铅活字4套，7台手摇印刷机。洋务派官员还在国内设金陵官书局、江苏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广雅书局等，采用近代国外印刷工艺。1882年（光绪八年）由徐鸿复、徐润兄弟等集股在上海创立同文书局，专门从事影印善本古籍，先后出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拥有石印机12架，雇工人500余名，是中国人自办的近代第一家印刷企业。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资本图书出版业飞速发展。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突出代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人集资创办。它打破美华书馆、申报馆为主的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印刷业局面，标志民族印业全面崛起。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印刷总厂设备先进，并在全国设85个分馆和分印厂，跨国在新加坡、吉隆波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工人达3600人。1902年聘张元济翻译馆长，以编印教材、翻译西方名著、发行文化工具书盈利。从1897年到1922年，商务印书馆25年间资金增至1333倍。上海还有另一个出版企业中华书局，由陆费逵等人创办，虽成立于1912年元旦，但1913年改组为现代企业组织股份有限公司，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4所。中华书局仅运营4年，资本从创办时的2.5万元增至160万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制订了出版《马克思主义全书》《列宁全书》《共产主义者丛书》计划，开创了图书出版新领域。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江西成立中央出版局，编印革命图书200多种。193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设解放社，出版《列宁选集》等马列著作和新书98种。1939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出版发行部，9月新华书店独立建制，在全国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735家分支店，总店承担图书印刷，分支店承担发行。在国民党统治区，1932年韬奋成立生活书店，15年间出版进步图书1000余种，并建立图书系列公司。1948年生活书店总店与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多种进步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图书出版业走向国有化，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图书业向产业化迅速发展，据2004年统计，包括图书、报纸、期刊、电影、音像制品、广播、电视、网络、游戏、手机短信等14类中国传媒业整体市场规模3270亿元人民币，其中图书出版所占比重33.6%，在传媒市场稳居第一。
又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4月3日出版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统计，2007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为4811亿元，比2006年增长13.6%，预计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总产值将约为5440亿元，比2007年增长13.1%。从传媒内部产业结构看，图书出版在市场规模上居第一位，是产值规模最大的门类，2005年至2007年连续三年产值规模超过1100亿元。
但是，自从1994年计算机新技术进入中国传媒业界以来，在短短的20年时间中，在时效性、互动性、信息量等方面存在缺陷的纸介质媒介形态，其市场主体的地位将逐渐被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所侵蚀取代。根据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的统计测算，2014年全年传媒产业总值达11361.8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过万亿大关，较上年同比增长15.8%。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移动媒体正快速成长为传媒产业的支柱板块，并成为媒介融合的关键连接点。而图书出版在市场规模上尽管总产值7800多亿元，可是已经退居第三位，排在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