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期刊是广纳东西方文化精华、凝聚中华民族特色的传媒
期刊，据2005年9月30日中国新闻出版署颁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对它的规范定义是：“期刊又称杂志，是指有固定名称，用卷、期或者年、季、月顺序编号，按照一定周期出版的、成册连续出版物。”
现代期刊，伴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工业革命发展，它从图书传媒中裂变而来，更重要的是具有新闻传播媒介的特点。它的固定名称、定期出版和刊物的连续性，是与图书最显著的区别。它的最大特性还在于是一种“信息仓储”。它是一种持久性、多样化的媒体。它的内容、目标受众不断进行专业细分，读者个性化的群体差异需要使它呈现各种分类。目前，新闻出版署颁布的中国现代期刊类别有：综合类、哲学社科类、自然科学技术类、文化教育类、艺术类、少年儿童读物类、画刊类等；并且这些分类还在不断嬗变和细化中。
现代期刊是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的舶来品。西方最早传入中国的此种新传媒概念也是交叉的，报纸、杂志、期刊名称谓没有严格分野，从荷兰语“马卡仙”、英语Magazine、Journal、意大利语“加西打”，翻译成中文统称之“新报”，办“新报”的组织机构统称为“报馆”。从郑观应、梁启超的表述即可看到这一点：郑观应说，泰西“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各有报，甚至小儿亦有报纸”。“凡兴革之事，献替之谟，其君相举动之是非，议员辩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梁启超说，泰西“有一学即有一报”，从事政务的可阅官报，从事地理工作的可阅地学报，从事军事工作的可阅海陆军报，从事农务的可阅农学报，从事商务的可阅商学报，从事格致（自然科学）工作的可阅天算声光化电的各种专门报。这些“报”的刊期多种多样，有季报、月报、半月报、旬报、七日报、五日报、三日报、两日报、一日报、半日报。他把办“报”的组织机构统称为“报馆”或“新闻馆”，认为“报馆有益于国事”。
期刊和杂志，现在中国为同义语。不过，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杂志原本是中国古老的书籍种类的一种称呼。杂志作为图书门类的一种，它突出了该门类书本多元杂陈的内容，也有作品区别与正史纪录、信笔自由书写的含义。杂志，表示与皇家典籍严肃性不同，也有著作者对所作自谦之意。从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留下的一部广集汉末魏晋士人轶闻逸事的志怪小说《世说新语》，到唐人《开元杂报》，直至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透露出此种信息。有学者考证宋朝文人所著《清波杂志》为最早“杂志”，但事实上古代“杂志”，都只强调其内容记录庞杂的特点，仍属书的范畴。如2008年6月13日至7月20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展出的稿本、抄本中，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1611—1671）手稿《方密之先生杂志》（不分卷），就是一本涉及经史子集、间有考订的书稿。方氏著作入清多遭毁禁，此书稿亦无刻本传世。该稿本现为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藏，名录01877。它说明，“杂志”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种，与近代新闻期刊有一定差异。还有学者认为，苏州长洲人名医唐大烈于公元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编印的《吴医汇讲》是最早的“期刊”，因为用同一名称连续出版10年，内容多样性、多名作者突出。但是由于该刊物缺少近代期刊最重要的新闻学元素，仍然只能看作中国古代“杂志”——图书门类的特种，或称为图书中的丛书或多卷本而已，很难认同是中国现代期刊的起源。
那么，为什么国人把中国近代早期期刊称作“杂志”呢？这是因为此种西方“舶来品”，既有中国传统图书“杂志”的特点，又有西方新闻学概念元素，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借中国传统图书已有的类似对应物“杂志”概念予以称呼。最早把期刊称为“杂志”的是英国传教士在香港办的《遐迩贯珍》。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从晚清出现近代期刊开始，曾有一段很长时期报章、杂志、期刊称谓没有严格界限，作为中国古代书籍传统样式的期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中国近代传媒的主体。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生产力不发达，真正意义新闻纸也不可能出现。原因之二是中国知识界阅读习惯于书籍传统样式，所以只能出现书本式的新报章。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中国知识界，多取新传媒期刊其内容多元化、作者非单一的特征，在中文中寻找对应词，借称为“杂志”。此称呼因习惯沿袭由来已久，故“杂志”与“期刊”渐成同义语。
中国期刊，在近现代史上是中西文明融合的产物。近代中国最早的期刊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即都为外国人创办。外国人的办刊初衷，是想把西方的纸传媒移植到中国，用西方的纸传播理念传播西方文化。但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却必须适应东方文化环境，客观上造成近代最早中国期刊的源头是中西文明交会的产物。
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的具有现代含义的中文期刊是“博爱者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和“尚德者纂”《特选撮要每月纪传》（Monthly Magazine）。前者由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用木版雕印，主要在南洋华侨中免费散发；后者是1822年米怜病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停刊，1823年7月伦敦布道会责成传教士麦都思在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创办，于1826年停刊。不过，由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宗教色彩较浓，又不在中国本土上出版，所以最早的中文期刊应该是传教士郭实腊1833年在广州夷人馆区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宗教色彩比较淡薄，最具备新闻要素。
图1-4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原刊封面（13.7×25.8公分）
图1-5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道光癸巳年六月（1833年7月）本
图1-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甲午年二月（1834年3月）本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Monthly Magazine）是怎样一个刊物？为什么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表现中西文明交汇这一特点比较典型呢？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在广州创出现，创办人为德国籍传教士郭实腊。郭实腊原本属于基督教（新教）最早的宗派路德宗，受荷兰基督教信贤会派遣到亚洲活动。1829年，郭实腊脱离荷兰布道会，成为一个独立活动的普鲁士传教士。1832年2月，郭实腊应聘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到中国沿海活动，1833年4月底返回澳门。1833年7月（清道光十三年癸巳年六月），郭实腊以“爱汉者”署名编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8年10月（清道光戊戌年九月）停办。中间虽在1834年、1835年两度中断，1836年全年未出，但1837年复刊后一直出版到1838年10月才终止，共历时5年零3个月，迄今完好保存计33期。其中广州出版18期（有6期刊次重复，估计是再版加印），其中1837年由广州迁至新加坡出版21期。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创办到终刊，开本一直保持中国传统式的书本版式，开本为13.7cm宽×25.8cm长，使用中国雕版汉字正楷文字印刷（也有说采用石印印刷）。前面有8期的署名是“爱汉者纂”。“爱汉者”是郭实腊的笔名或号。从丁酉年（1837年）正月号起，《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由“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又名“中国益智会”接办。此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新加坡的实际编辑人是谁，存在不同说法。但由于郭实腊是“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中文秘书之一，该期刊的版式风格又没有根本变化，只是印刷文字稍感粗糙，所以郭实腊仍然参加编务是肯定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具有西方传媒特点是，首先将把西方的纸传媒理念移植到中国，推介给中国。该刊甲午年正月号上的“新闻”栏中，刊登了一篇《新闻纸略论》，文章介绍了新闻纸在西方产生的历史和新闻自由的发展进程：“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是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到都有，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人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之。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接着文章又介绍了新闻纸的类别：“其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这些新闻纸有的主要刊登信息，但“亦有非记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这显然是指期刊。文章最后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数据，即道光七年（1825年），英国共有报刊480多种，美国共有报刊800多种，法国共有报刊490种。“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这一数据揭示了中西文明程度表现在报刊传媒上的巨大差距。文中所说，“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即系西方对新闻纸、期刊的笼统称谓。这篇文章是西方最早向中国内地直接讲述西方新闻理念的记载。从中也可看出，西方人最早给中国介绍西方新闻业时，报纸与期刊分野并不十分清楚，只强调其新闻性特征。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具有西方传媒特点是刊载新闻和广告。它辟有“新闻”专栏，专门刊登世界新闻、中国新闻；细分还可有地理新闻、科技新闻、政治新闻、社会新闻、人物新闻、经济新闻。《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道光甲午正月号开始，连续5期专门开辟“市价篇”专页，在期刊末尾逐期刊登广州“省城洋商与各国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篇幅多少不同，分“入口的货”和“出口的货”两类。入口货有蜜蜡、海参、冰片、铁、乳香、洋米、铜、硝、鱼翅等，出口货有白矾、八角、铜箔、土丝、白糖和各类茶叶等；并标明每宗货物的定价，还特意说明要“随行就市”。这是在中国境内报刊上最早的广告，也是当时清王朝经过广州一口通商与国际开展进出口贸易的晴雨表。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由于是期刊，“乃论博学之文”占很大篇幅。创办者是外国人，为使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便于接受办刊人的观点，大量采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阅读习惯。这样的办刊方法，就像郭实腊本人当年为在中国传教活动方便，就必须穿起中国衣服，自称是中国的一分子，尽量融入中国本土，使中国人有亲近感一样，所以刊物外形出版取中国传统书本样式，刊期用清朝皇帝年号记年，从封面设计到文章内容，大量引用孔孟语录和儒家学说，如封面每期登“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好问则裕，自用则小”等，如文章用中华哲学和合观，促进中国接受西方文化，用中国古代哲人进步的“华夷”说，破清朝“天朝上国”闭关论等，而这样做的结果，也迫使“舶来品”期刊不得不迅速中国本土化。(https://www.daowen.com)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栏目丰富，设置讲究：第一类是言论。如序、论、煞语、叙谈、杂文、结尾语。第二类是文章。有综述、专文以及一般性记叙文。第三类是文艺。有诗、赋、书信。这些栏目都是期刊所构成的基本元素，也是近代传媒的基本特征。但都采用中国传统文体。也正是它的广集天下奇闻、汇有各种文体，讲述活泼自由，大有与中国古代文人“杂志”相通之意，所以被中国知识分子称为“杂志”。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报刊的初期形态。因为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辛亥革命以前的报纸和刊物没有明显的区别，真正的新闻纸还没有产生。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70多年的历史阶段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版式和编辑方面产生了示范作用。如：1853年麦华陀在香港创办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185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的教会刊物《六合丛谈》；1868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1872年英商《申报》馆创办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再如：1896年创刊、由梁启超任主笔的国人创办的第一种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刊物《时务报》；1900年由杜亚泉创办的国人第一种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创办的第一种出版专业杂志《图书月报》等上海地区160余种报刊外观形态，大都受过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编辑方法和版式设计的影响，取类似书本样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年，中国围绕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发生两次兴办报刊高潮。从戊戌变法失败至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报刊受到日本维新文化影响。1898年9月以后，维新派报刊领军人梁启超出逃日本开始侨居横滨。横滨是日本开港最早港口之一，是日本近代新闻业策源地。1870年日本第一张日报《横滨每日新闻》就创刊在这里。此时日本明治维新“殖产兴业”已见成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具规模为报刊业经营提供了物质基础。电报、电话通信设施在主要城市间实现，蒸汽机动力驱动的轮转印刷机已经使用，书刊报印制、装帧、设计技艺向西方学习熔铸为日本民族风格，该国资产阶级新闻学专著也已出版。横滨又是中国留学生华侨聚居地，爱国进步思潮激荡，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频繁。这种崭新环境氛围使梁启超维新派“脑质为之改易”，报刊理念和办刊行为产生了又一次大的改变。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是共和革命派所办的期刊，在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宪政，或争论战要不要保留清政权同时，都相继仿照日本期刊采用西洋印制、装帧、设计方法，彻底摈弃从前国内简单线装形态。这些洋装形态期刊风气很快传入国内，纷起效尤。1903年商务印书馆创办期刊《绣像小说》时还用线装形态，但仅仅过了一年，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东方杂志》就完全是32开本的洋装形态期刊了。
期刊作为传媒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特征与图书一样十分突出。尽管外国传教士身份复杂，在中国怀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目的和政治目的。如郭实腊虽是汉学家，同时也是鸦片战争英国侵略军翻译、《南京条约》起草者。但是，一旦期刊这种新型的传媒到了中国人手中，就成了先进的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传媒中期刊是宣传维新改良、民主革命的主体。戊戌变法中《时务报》《湘报》《知新报》俱是期刊。辛亥革命中的《民报》同盟会机关刊物也是期刊。著名的资产阶级宣传家梁启超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即1895年至1921年共创办过11个刊物，如《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庸言》《大中华》《解放与改造》《改造》，都是期刊。梁启超宣传了大量资产阶级新学说，起到了反帝反封建作用，其中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是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成熟综合性期刊，后来的《新民丛报》也是辛亥革命前政治影响最大的期刊。
20世纪前二十年间，是中国报刊剧烈变动的时期。特点是报纸与期刊分离、各自独立成为传媒体系、各自逐渐形成社会两大产业规模经济。图书、期刊、报纸在纸介质传媒领域中成为三足鼎立之势。此时，报纸形态从书本式演变为对开大报，新闻（消息）渐成报纸主角，报纸作为新闻纸，大批地从期刊中分离独立出来，现代报纸的形式大体从这个时期固定下来。
20世纪以前，在中国传媒界具有真正意义的新闻纸不多，也大部由外国人垄断。早在1898年，汪康年的《时务日报》与《申报》竞争，开始使用白报纸两面印刷，分版编排，每版分批（栏），句读加点，创成现代新闻纸“纸面体裁”，从而突破期刊书本形态，打开报纸革新版式、与期刊分途的道路。1904年6月，梁启超参与指挥上海《时报》创办，对报纸版式进一步突破期刊书本形态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是：两面印刷印成对开报纸，大张直行排版，栏目多种多样，标题意取切合内容，分栏设置时评时画，与新闻栏相映衬，使用字号多样，版面活泼醒目。在《时报》带动下，《申报》也更新版式。1912年史量才主持《申报》后，进一步革新版面，改行款，由简单直行排行，每版用新五号字改排，分上下六层；同时增加篇幅，由过去日出一张，渐扩至日出七版、八版。报纸的纸张也由竹连纸、有光纸更新为卷新闻纸。正如戈公振1925年《中国报学史》所言：“分一纸为四大页，即成为今日通行之形式。”此种新闻纸形正式态宣告报纸与期刊分离。
报纸取得独立形态后，迅速寻找自己发展道路。革新版面继续突破：除了一改从前通栏长行的版面编排方式，变为多栏短行编排方式外，又采用综合编辑法，对当天收集的全部新闻进行充分比较，将重要、紧急新闻放于显要位置之上，并调动其他编排手段，诸如制作大字、多行、通栏标题，或给标题加花边，给文加框，配以评论、图片等。这些无声的版面语言使报纸更具有新闻纸的意义，加强了新闻报道在报纸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使报纸的传媒个性特征更明显，与期刊分野更清楚。
报纸在外部形态改变同时，突出新闻主角与新闻时效性。这一时期各报除常见的社论、时评、专电、译电、要闻、通信等固定栏目外，有的报纸还出“号外”。各报竞相设立各类专栏，如报道新闻专栏有政界纪闻、外交纪闻、学界纪闻；言论专栏有言论界、演说台、新鼓吹、议事厅；介绍新知专栏有译学馆、科学谈、商学、实业等。这一时期，以刊载文艺作品为主要内容的副刊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大多副刊印有专门刊头，如《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庄谐丛录”（后改“快活林”），有的报纸副刊虽然没有专门刊头，却拿出专门固定版面办副刊，如《神州日报》第六版、《民吁日报》第五版、《民立报》第八版。直至“五四”运动以后著名的“四大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竟成为介绍新文艺、新思想新知识的园地。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报纸已成为成熟的新媒体。此外，各类报纸版面上，广告越来越占有一定位置。像商业报纸《申报》等，视广告为报纸主要财源，重视广告设计，改进广告文字，扩大广告版面，渐使广告占报纸版面二分之一。广告种类不断扩大，广告位置也由报末移至报首。还需要指出，报业很快出现集团经济。产生了史量才、胡政之、陈铭德、成舍我等报业经营家。
报纸作为新传媒品种与期刊分离，并不简单表现为此生彼灭、此长彼消。报业繁荣没有引发期刊业衰败，而充分表现了纸传媒家族成员兴旺。期刊的论说绵密、意理深邃等传媒个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期刊的巨大社会组织力、动员群众的舆论引导力，在后来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动员群众参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到了极致。
20世纪初二十年间，既是报纸急速走向独立发展时期，又是期刊走向成熟发展时期。特别20世纪30年代，期刊优势渐次发挥，门类增多，内容向专业期刊进展。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性格塑造者，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在他的手中成熟起来。鲁迅一生编辑和参与编辑书籍76种、丛书11种，主持和参与编辑期刊20种。从1925年4月创办《莽原》开始，主编过《语丝》《朝花》《文艺研究》《巴尔底山》《世界文化》《译文》，还与郁达夫合办《奔流》，与冯雪峰合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等，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成功地汲取世界现代期刊文化精华，继承光大了中华传统优秀书籍文化，使中国传媒史上民主期刊达到新的高峰；还用独特的美学视角，对现代期刊纸的质量、版式探究、封面装帧进行考量，将汉字的线条艺术、空间美感，以及封面色彩对比、纸的质感统一到一身，锻造了中国现代期刊民族审美特色，成为后来期刊编辑出版的楷模和榜样。
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现代期刊经济形成产业规模，这主要是民族工业渐成气候。如果说在中国近代传媒史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期刊政治色彩特别浓重，政党期刊不太注重经营之道的话，那么，随着民族资本成长，期刊渐成产业经营，它的商品性也日渐突出。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东方杂志》等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它是中国近代出版时间最长、最具影响综合期刊。再加上《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画报》，等期刊组合为商务印书馆具有品牌特色的系列产品。中华书局为了与之竞争，除办起了《中华小说界》《中华教育界》《中华学生界》《中华妇女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外，还创办《大中华》期刊，聘梁启超主编，与《东方杂志》对垒比美。两大企业的竞争，引发了中国期刊业进步成熟。商务印书馆为吸引读者，与时俱进，不断更替主编，推出新人。1921年1月起，《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主编，成新文化运动主力。《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也于1923年起由新思想进步人士编办，面目一新。这一时期，邹韬奋创办的《生活周刊》社别开生面，它先后出版了《大众生活》《太白》《新知识》等29种期刊，企业经营采用民主管理现代企业体制，加上旗下的远东同书公司、兄弟同书公司、骆驼书店等，实际上形成一个现代综合书刊出版集团。
在中国传媒史上，期刊是新文化运动的先导，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源头。由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新青年》月刊，聚集了民族先进分子，由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重视期刊出版，由于期刊便于深入探讨革命理论，党的机关刊物、理论刊物都采取期刊方式出版，如党的机关刊物期刊《向导》《共产党人》《解放》等，在不同时期发挥无可替代的组织领导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期刊业成为民族文化的脊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期刊业更受重视。改革开放后，期刊业突飞猛进。期刊种类更加丰富多样，生活类期刊比重增加，以提供商业信息为主的B2B（Business-to-business Magazines）商业类期刊兴起。许多具有经济实力的期刊集团相继诞生，如2000年以品牌期刊《知音》为主体的传媒集团成立，2002年1月以期刊《家庭》为主体的传媒集团成立，2006年1月以期刊《读者》为传媒集团成立。这些品牌期刊形成良性循环，发行数增长，广告收入增加。有的传媒集团还扩张形成品牌期刊为核心的品种多样、内容互补、市场延伸的期刊群，酝酿上市，走向世界。
据新闻出版署公布，2006年全国期刊9386种，总印数28.5亿册，总印张134.7亿印张，定价总额140亿元。如果加上期刊广告、会展收入，已有相当经济规模。中国期刊业已发展成为拥有舆论引导能力、文化信息传播能力、社会资源聚合能力、文化市场开拓能力的重要产业形态。中国政府制定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还根据期刊业发展实况，考虑到中国期刊业面临新兴媒体快速发展、市场秩序需要规范、期刊整体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各种要求，提出2010年全国期刊发展目标为总印数30亿册。
经过《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推动，我国期刊从数量与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但由于网络传媒和移动传媒的超速崛起，到2013年，全国9941种期刊，占整个传媒业经济总量的2.0%，比2008年下降了一半，但经济规模仍达227.236亿元。
思考题：
1.什么是传统出版？
2.试述我国纸质图书与纸质期刊的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