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介资产的发展流变
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突出，同时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民经济增长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在这场历史性的转变中，传媒经济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亮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传媒经济的地位日益凸显。
传媒产业是由大多数传媒机构和传媒企业形成的集群，其基本结构可根据媒体行业或区域来进行划分。从宏观层面来看，传媒产业主要包括了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三大媒体行业或集群。而从微观层面来看，传媒产业又可细分成传统媒体中的报纸、广播、电视、图书、杂志、电影等；网络媒体中的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网络游戏、网络视频、搜索引擎、电子商务等；移动媒体如手机终端、PAD终端、微博、微信、SNS以及仍在不断变化中的多元媒体形态等。[2]
纵观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历程，基本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转型期，即企业化制度变迁期、市场化制度变迁期、产业化制度变迁期和资本化制度变迁期。以下将对这四个转型期的变迁特征与发展路径展开分析与论述。
（一）企业化制度变迁期
1978年，人民日报社等5家中央级新闻机构率先开展“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试点工作，同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正式宣布报社企业化经营的决定[3]。随后，《解放日报》上开始刊登广告，《洛阳日报》自办发行，各报业集团纷纷由“靠吃皇粮”的传统道路转向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企业化之路。这种报业经营体制的变迁是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压力下，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引发的。从此开始，我国的媒体开始从“意识形态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过渡”[4]。
从经营管理体制角度来看，我国的媒体从“接受国家机关领导，以国家预算拨款为活动资金来源，不进行成本核算，不上缴利润和税金”的事业性管理转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用收入抵偿支出，实现尽可能大的利润，从而得以向国家缴纳税金，向投资者提供收益”的企业化经营[5]。
《湖北日报》是湖北省委机关报。1949年7月1日，《湖北日报》以《鄂豫报》和《江汉日报》为基础正式创刊，实行企业化经营之前，走的是“吃皇粮”的传统道路。2001年4月，组建湖北日报报业集团，2007年4月，更名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该集团现有总资产50多亿元，在湖北省17个市州和北上广均设有分支机构，已成为一家以党报为核心，拥有11报11刊5网站和1出版机构、8个子公司的综合性传媒集团。企业化经营为我国媒体注入了新鲜的发展活力与巨大的发展空间，媒体脱离“吃皇粮”的老路，走向市场化与多元化，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市场化制度变迁期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报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报社经营从“以传者为中心”过渡到“以受者为中心”，传媒行业开始推进“平民化革命”。此外，广告需求的增长促使报社积极扩充版面，以此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在市场的驱动下，《广州日报》于1987年1月1日第一个扩版，将日出对开四版，改为日出对开八版。市场化经营不仅使得报业广告内容急剧增加，而且广告收入逐渐成为了许多报社的经济支柱。20世纪90年代初期，房地产、日用品、商贸广告的大幅增长，成为新兴都市报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90年代，晚报、都市报的成功应归功于经营分配制度和新闻采编制度的相互促进。先由传媒主导，再由政府规范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以受众为出发点”逐渐取代了“党委机关报一统天下”的报业格局，并开始建立起以传播信息为基本职能的“多元化报业新体系”。
（三）产业化制度变迁期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报业结构亟待调整的环境下报业集团逐步建立起来。党委机关报同时办子报，希望能够得到丰厚的广告收入。报社积极谋划组建报业集团，以期谋求更好的市场定位。
1996年，广州日报社正式获批组建报业集团。两年后，199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又批准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等5个报业集团成立。在这个阶段，报业结构的调整成为这一时期报业管理改革的主要任务，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传媒组织形式的制度变迁持续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获国家批准成立的报业集团目前已达49家。
（四）资本化制度变迁期
20世纪末，湖南广电实业筹集资金4亿多元，成功在深圳交易所上市，这无疑给新世纪的“媒介资产”经营与管理研究提供了新鲜的成功案例。
与此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希望能够推动我国传媒业的进一步发展。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传媒体制已经过渡到资本化制度变迁的核心发展阶段。
2006年，为进一步推动市场化制度的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2010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在谈到我国传媒集团的发展问题时表示，“政府将支持国内传媒机构积极展开资本运作，鼓励它们发行股票、上市融资。同时，积极鼓励国内报纸、杂志拓展海外市场，鼓励国内传媒业兼并重组，希望打造几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媒巨头”[6]。
总之，我国媒介资产的产业化是政治力量与资本力量博弈的结果。政府机构与传媒单位博弈、媒体与相关利益集团博弈；政治力量期望依托资本力量在媒介重组后仍能进行政治掌控，资本力量则试图成为媒介重组的主导力量，借助政治力量的保护获取更为丰厚的资本回报。这个过程彰显了我国传媒产业“资本化”、“多元化”的特点。这是中国传媒业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它不仅激活了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大量的存量文化资源，还激发了大量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潜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传媒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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