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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8年共产党掌权以来所出版的作品，可说大多使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许多作者继承了捷克民族文学伟大前辈的传统，特别是那些与工人阶级有着良好关系的老一辈作家的传统。此外，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从苏联作家那儿获得教益。当时绝大多数知名作家、诗人都站在新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边，又努力用自己的作品来巩固这一制度。他们竭力创造新的典型人物，并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这些新人物的性格特点。

但由于有些作家的贫乏经验和由此而产生的对整个社会发展理解不深，使作品中的有些人物没有说服力，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比比皆是，未能正确反映出整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此外，在捷克官方文学中也表现了所谓个人崇拜，过分强调个别人物的意义。但他们中间有些人如作家雷扎奇、库普卡；特别是日哈、科扎克以及诗人斯卡拉、陶费尔等人的作品，对教育广大群众，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仍然有很大影响。

博·日哈（1907－1987）出生于一庄园马车夫的家庭。1925年毕业于一师资培训所。在农村辗转各地教书。解放后任教育部在农村中的督学、作协书记、儿童文学出版社社长，大型儿童文学杂志《金色的五月》的主编等职。由于他对提高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曾多次获国家奖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主要作品可分三大类。一类是儿童文学，主要有《洪扎的旅行》、《儿童百科全书》等，由于这方面的成就，他曾获1980年度安徒生文学奖。第二类是农村小说，主要有小说《地面敞开了》、《两个春天》以及上下两卷的《老乡》等，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丰富多彩的捷克农村生活以及不同类型的农村人物形象，描绘了他们的感情和思想观点的变化过程以及对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态度。有评论指出他的一些作品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痕迹。其它还有历史小说三部曲：《跪在我的面前》、《等候国王》以及《仅仅剩下一把剑》。

扬·科扎克（1921～）是一个钳工的儿子。中央党校毕业后，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他是捷共中委。60年代初进入文坛，不久便成了文艺界的政治领导人。1972－1989年为全国作协主席。(https://www.daowen.com)

六十年代初，许多作家在写农村生活大唱赞歌时，柯扎克写的中篇《玛琳娜·拉德沃科娃》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当时起到了某种突破作用。接着他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粗壮的手》、《圣米哈尔》（1971，获国家奖金）以及《鹳巢》（1976，获国家奖金）。它们都是捷克农村社会主义历程的真实记录，是农村曲折历史的艺术剖析。

六十年代后期，他曾多次去靠近贝加尔湖一带的原始森林体验生活。七十年代连续发表了以西伯利亚为题材的散文集《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狩猎》、中篇小说《白牡马》以及长篇小说《虎区的秋天》等。在这些作品里，柯扎克以原始森林为背景，通过一些极为平凡的生活故事，展示严肃的社会道德问题。长篇小说《亚当和夏娃》（1982）是他对自己故乡、对人类劳动，对妇女美的赞扬。

伊·斯卡拉（1922－）是位诗人，父亲是钳工。斯卡拉商学院毕业后任会计和采购员。1942年被抓去柏林做苦工，受尽折磨，几次逃跑未遂，直到1945年2月底才逃回祖国。解放后任党报刊的编辑、作家出版社社长、作协书记等职。是捷共中委、议员。他主要的诗集有《火镰》（1946）、《跨过门槛》、《祖国的五月》《到处摆了战场》、《早晨希望的列车》等。六十年代后期，当诗人的祖国发生政治危机时，斯卡拉在诗集《步行的信差》、《四首死亡的诗和一棵大树》中嘲笑那些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蛊惑人心的肇事者，表示自己永远忠于游击战士、战斗的传统和崇高的友谊。《我在路上带些什么》（1975）、《火焰疾速》（1979）除继续抨击那些叛变者外，还嘲笑、讽刺社会中滋生出的一批市侩。他把自己一生的创作佳品搜集成册出版，取名《赫斐斯塔司的铁工厂》。《百慕大三角洲》（1982）更加敏捷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评论界认为，“斯卡拉是位时代的歌手，执著的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热爱党和世界和平的忠实缠绵的痴情者。”他多次获国家奖金。

伊·陶费尔（1911－）曾在莫斯科电台工作。曾任捷驻南大使、外交部副部长、文化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报刊，出版社的领导人。战前的诗集有《将死了，欧罗巴！》、《再见吧！》等，战后发表了《英雄的史诗》、《年鉴》、《谁遮住了我们的蓝天》以及近几年写的《下次再继续》和《印第安的史诗》等。他总是将个人感情同时代的脉搏、人民的感情融汇一起，使人们从诗里得到抚慰和鼓舞。他曾因翻译和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全部诗作而获1951年度的国家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