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在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化不仅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给中国媒介带来了混合的意识形态，使之充满了矛盾的身份和价值认同，媒介成了意识形态竞争和意义重建的场域。

用威廉姆斯的话语来讲，即充满了主流意识形态结构（dominant structure，即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剩余意识形态结构（residual structure，即传统儒家强调士大夫的道德责任）以及新型的意识形态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即符合市场逻辑的媒介专业主义）的斗争与调和。

这种调和与斗争在自我审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现实的新闻生产中，媒介组织需要同时考虑政治安全、新闻专业追求和其他社会力量对新闻业的要求。在支持现存权力结构和维护社会秩序这一基本前提下，自我审查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形式改变了传媒话语，完全取决于报纸的定位和优先权。

对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党报体系而言，宣传定位、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使得党报在自我审查中始终优先杜绝政治风险，自觉缩小新闻专业话语与官方话语的差距，以确保舆论导向正确。(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受市场力量支配、有着理想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市场化报纸而言，尽管淡化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其生存原则，但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市场化报纸需要巧妙地化解自己的两难处境——发表一篇新闻报道，要考虑到记者、编辑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愿望和公共利益；同时，也要尽力寻找到安全的表达形式，从而尽量减少潜在的政治、经济风险，确保媒介组织的利益。媒介必须考量社会力量的压力，而不能仅仅考虑政治权威。既要生产——即回应现实矛盾、实现市场与专业的双赢，又要确保媒介组织的自身安全。

市场化报纸的这个化解策略就是自我审查。通过自我审查平衡新闻生产中所面临的各种权力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寻求在官方话语容许的大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安全传达出媒介专业主义话语以及一定程度的民间话语。在现实语境中即是采取隐蔽的、迂回曲折的新闻手法传达出一种新的解释。

因此，在中国现实语境下，自我审查实际上是报社通过新闻编辑部协调组织利益、记者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有效方式，是新闻室平衡权力关系的一个协调机制。

实际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新闻生产与改革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同时又有些循环的过程。新闻生产在规训与抗争之中，在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地协商、调整着自己的现实边界。

那么，对于“具有知情能力的实践者”——新闻记者而言，在目前既定的体制框架之内，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如何利用自我审查的开放性边界争取、拓展更多的自主性空间，对中国新闻生产意义重大。当然，对这些弹性地带的争取及拓展，无疑将大大推进中国新闻业的发展。而这都将深深地取决于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以及社会现实情景的制约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