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5 经济新常态的意义
13.1.5.1 经济新常态助力中国再上大台阶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有新的发展特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趋势，需要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政策，顺其自然，应势利导。我国的经济起飞是从1978年到2011年，33年间经济增长率平均是9.9%，在高增长率下，环境承载能力、能源消耗达到或接近上限，有必要主动放缓增速。因此，新常态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的时期。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中国正在从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向建立世界最大的开放性经济转变。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到底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又应当如何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全面做出世界贡献？对此，有必要从全球视角来定量分析，让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
第一，理性对待西方看低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不仅引起全国强烈反响，而且也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一些人对此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解读。实际上，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就一直伴随着类似的论调，既不新鲜，也不是什么惊人之语，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0%左右的速度降至7%以上的速度，又会冒出“中国崩溃论”等奇谈怪论，不只是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反映了许多西方专家学者不够专业化，更像不入了世界主流的算命大师，不是历史的泡沫，就是历史的笑话。
第二，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外溢性和外部性。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世界产生正外部性与贡献：（1）经济外部性与贡献。一个国家对世界的经济贡献，既与该国家经济规模成正比，也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成正比。中国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速度效应，两个效应相互叠加，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几何级数式的重要影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根据我们研究，按汇率法美元现价计算，2000—2013年期间，中国对世界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19.2%，高于美国的贡献率（15.5%）；按购买力平价国际美元计算，2000—2013年，中国对世界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3.0%，也高于美国的贡献率（12.0%）。2000年时，美国GDP登上10万亿美元台阶，当时中国只有1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GDP登上10万亿美元台阶，美国为16.8万亿美元，即使中国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在考虑到汇率变动等因素，在未来6年左右时间里，中国和美国将会同时登上20万亿美元台阶。（2）贸易外部性与贡献。这也与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相关。2000—2012年期间，中国货物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对世界总的增长贡献率达到12.8%，高于美国的贡献率（为8.1%），也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还只有4 743亿美元，到2013年，登上了4万亿美元的大台阶，即使未来中国保持相对低的增长率，也会不断地再上新台阶。此外，中国已是世界140个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二大、第三大贸易伙伴。即使是服务贸易也很明显，2014年中国公民海外旅游超过1亿人次，消费总额超过1万亿元。这正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溢出效应。（3）科技创新外部性与贡献。这与一个国家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规模及增长率相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2000—2012年期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总数比重从3.77%提高至27.80%，对全球总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95%，高于美国的贡献率（为25.46%），也成为发明专利增长的最大发动机。2014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92.8万件，已经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2.6万件，已居世界第三位，下一步要成为第一。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高新技术产品销售市场和增长速度最快的高新技术应用市场。（4）减贫贡献。进入21世纪，全球第一次共识目标就是提出全球减贫计划（指千年发展目标，MDG），即到2015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一半以上。而中国就是世界最大的绝对贫困人口国家。按国际贫困线标准（人均消费支出每日低于1.25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信息，1990年，中国约有6.83亿万人，贫困发生率60%左右；到2010年，已降至约1.57亿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8%；按照中国新的贫困线，从2010年的1.65亿人，到2014年降至约7 014万人，减少了9 553万人，贫困发生率在5%左右。这既为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做出最大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提出全球减贫计划做出了最大贡献，其占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减少量的80%以上。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再上一个大台阶。即使在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再持续增长10—20年的时间还会从规模效应与速度效应形成更大的外溢性和正外部性。首先是规模效应越来越大，特别是经济总量规模、贸易总量规模、科技人才规模（超过6 000万人）和发明专利规模越来越大。其次是速度效应也非同小可，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速度仍然属于世界高增长类型。中国一年的增量已大体与排在世界第15位的印度尼西亚全年的GDP相当。那么，从规模效应和速度效应共同产生的总效果来看，中国不仅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发明专利增长第一大发动机，而且对世界的贡献率会越来越大，还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审慎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变化，中国的利益更加紧密、更大范围地与世界各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既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经济体、技术创新体，也是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共同利益体的最大攸关方。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如何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全面作出世界贡献？如果说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那么“三个全面”就是中国对外开放方略的升级版，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大战略、大布局。
全面对外开放。这是推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外部动力，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内在动力，进而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全面对外开放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对外发展空间拓展。越是对外开放，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就越大，巨大的竞争压力也会在改革的作用下转化为巨大的动力，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到鼓励中资“投资世界”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增长点，拓展了“一带一路”战略路线，获得了各种紧缺的或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创造了“无限大”的发展空间，创新了中国独特的“共赢主义”（即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实质上指明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这既是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国际经济政治治理结构及机制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发挥全球领导者作用的必然选择。多极化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声音，全球化发展需要融合世界各国的先进发展经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无论是世界经济增长，还是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都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治理体制，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使其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协商性，这就需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发言权，使得国际经济治理及机构真正能够有效及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全球金融安全、全球能源安全、全球粮食食品安全、全球网络安全、全球生态安全等。同时，也主动参与国际社会2015年之后全球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提出远近兼顾的战略目标和路线图，为促进全球消除绝对贫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提出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全面贡献人类发展。这既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具体体现；既是符合世界各国共同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为此，中国的发展可以并且越来越能够对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包括四个主要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动机，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的进程，对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推动全球绿色能源革命、绿色工业革命、绿色交通革命、绿色建筑革命等，对促进全球节能减排的贡献；推动全球公平发展，为欠发达国家积极提供发展援助和发展经验，促进南方国家崛起，进一步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对全人类平等发展、公平发展、包容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3.1.5.2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制胜法宝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跨入新常态。新常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以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同时，未来居民收入增长和城镇化将推动消费持续平稳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广大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意味着投资仍然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必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明显提升。潜在增长能力和充裕的财政金融政策资源，无疑有助于我经济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运行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相比较而言，实现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更加需要促改革和调结构的稳步推进。其中，深化金融改革尤为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利率市场化、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持续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而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和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亦已破题。金融领域深化改革，在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必将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
利率市场化是一场重大的金融改革，是国民增加值在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重新分配。通过利率水平、信贷可持续和融资结构变化等途径，利率市场化将对企业和居民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利率市场化将使资金价格能更准确地反映市场的实际需求和供给，有助于提高资金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当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时，资金配置效率将会提高，资金会流向收益率较高、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当前，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尤其是与信息、消费等相关的、有政策支持和引导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有助于企业加快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我国经济从简单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内涵集约式的增长模式，推进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https://www.daowen.com)
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是近年来呼声强烈的一项改革。目前，坚冰已经打破。作为我国主要的融资中介机构，银行业大机构多、国有机构多是两个重要特征。小微企业融资难其实是民营企业融资难，本质上是制度缺失问题。解决之道应该是持续地发展民营金融。让市场化导向和商业意识较强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以改善市场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加顺畅地进入民营企业，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民营银行的主要历史使命应该是改善银行业结构，促进资金更多地支持小微企业。未来一个时期，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主要不应该是建更多的大中型银行，而是建立一大批小型商业银行，以“门当户对”地为小型民营企业服务。监管审批应确立和坚持这一导向。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促进小型商业银行发展，必将有助于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尤其是可以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涉外金融方面的各项改革和开放，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配置各类资源，以及更为有效地控制风险，从而促进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
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已迈入资本输出加快的发展阶段，企业和居民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扩大。基本管制的资本项目显然不利于上述发展趋势。随着国民财富的大幅增长，企业和居民必然会产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和有效规避风险的需求。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则可以满足这一不断增大的需求，便利企业拓展市场、获取资源、降低成本和控制经营风险。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流动汇率制度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目标。在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不断扩大并达到较高水平的大背景下，形成合理的汇率机制至关重要。合理的汇率机制将有助于人民币汇率运行在可接受的区间，从而有助于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和良性发展。合理的汇率水平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还有助于企业规避国际市场风险，抵御开放条件下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并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功能，最后成为国际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我国企业和公民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汇率风险，合理配置资源和增加操作便利，从而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尤其是有利于中资商业银行在海外拓展业务，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的国际化。
诚然，改革开放也伴随着风险，但不改革开放却会有更大的风险。不能一厢情愿地希冀改革开放有一马平川的前景，但更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在改革开放上裹足不前、犹豫彷徨。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新常态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制胜法宝。未来应重点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在牵动全局的金融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13.1.5.3 经济新常态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劲动力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表现是经济发展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其次是我国经济增长将真正实现结构转型；另外，经济增长将更加看重创新。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判断，我国的工业化高潮已经基本结束，创新和转型升级将成为我国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互联网是我国最具创新能力的行业，也是我国最具潜力赶超美国的行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壮大无疑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无数的机遇。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是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这为我国的产业和技术升级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的基础仍然是制造业，我们应该把互联网带来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融入制造业，为制造业增加新的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比较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和那些至今还陷入其中的国家（地区），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国家（地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高储蓄、高投资、较高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有利的人口结构、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稳定的宏观经济、稳定的政治环境。关键是，它们都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产品占出口的比例很高。相反，那些失败的经济体更多是因为过早地发生去工业化，制造业没有在世界上建立竞争优势。
图13.1显示了成功经济体和失败经济体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到，在失败经济体当中，制造业比重在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开始下降了，之后虽然略有回升，但始终没有超过20%；成功的经济体表现刚好相反，它们的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直到进入中等收入20年之后才开始下降，但即使是到30年之后，它们的制造业比重也没有低于25%。
由此反观我国，我们应该为我国重视制造业而庆贺。我国的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运输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40%以上，到2001—2010年间更是接近50%。由此可见，制造业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不可否定的。
因而，我们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要以加强制造业为核心。在这方面，韩国和德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韩国都是战后发展中国家中的优等生。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化进程，今天，它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仍然保持在30%以上。德国是发达国家当中最勤劳的，它的制造业至今仍然雇用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德国企业不追求从0到1的创新，而是执着于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改进，由此牢固地占领了机械制造、汽车和化工等传统领域的高地。
图13.1 成功跨越与跨越失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制造业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宾州世界表9.0（PWT 9.0）。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我国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一方面，企业已经意识到，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延式扩张不仅不可能再获得丰厚的报酬，而且可能导致企业的被淘汰；另一方面，快速工业化为我国积累大量的资金，为企业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上，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寻求技术和产品上的更新。
在新常态下，互联网焦虑可以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德国再一次为我国做出了榜样。为了应对互联网的冲击，德国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其核心是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实现灵活生产、零库存和互联网营销，一句话，就是实现“云端制造”。目前，我们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互联网已经开始尝试探索把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我国的制造和运输等传统产业一定能飞上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