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1 机遇
进入新常态，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凸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改革发展共识已经形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宣告了我国以高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近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经营效益恶化，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加大，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常态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既是重塑中国经济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从上到下最广泛的发展共识。这就为我们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认识基础。
大国经济效应正在凸显。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虽在放缓，但经济运行更加稳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全面显现。一是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尽管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但由于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二是消费结构正在升级，近年来中国消费规模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需求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三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国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的“世界市场”正在对接，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经济升级版正在孕育之中。进入新常态，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因素约束下，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雏形开始显现。从产业看，随着收入增加，我国消费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正在由过去以吃穿住行为主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增长。从区域看，中西部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腾挪空间，也为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人口和技术新红利蓄势待发。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一些地方“招工难”“用工贵”现象频现。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这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储备丰富，正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此外，从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各项指标看，2013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专利申请达到82万多件，居世界第一；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加，总额达到6 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30%。这充分说明，“中国制造”正在加速向“中国创造”转变，以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红利正在形成。
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给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布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对外投资突破1 000亿美元；二是加快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扩大开放产生的板块效应进一步强化；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新的国际合作格局正在形成；四是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启动，正在打破欧美一统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大大拓展。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以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以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习近平举例说，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13.2.1.1 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地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13.2.1.2 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
世界各国惊奇地发现，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每年按照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需求的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13.2.1.3 “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
虽然到2014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均GDP依然不足5 000美元，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https://www.daowen.com)
13.2.1.4 “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高达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规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规模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13.2.1.5 “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
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 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 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13.2.1.6 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
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 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13.2.1.7 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
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对外的FDI高速增长，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 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13.2.1.8 收入分配改革与实现社会公平的机遇
随着经济增长将从超高速转向中高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常态。经济结构将会得到优化调整，以制度和技术创新为主体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会更加持久，社会民生将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将得到有效治理。同时，经济新常态会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也会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例，减少过剩生产能力，又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带来经济增长的活力。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4年的2.9倍。改革发展的成果会更多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倾斜。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改善收入分配相配套的强化民生的政策措施，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的收入明显增加。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农村“新农合”实现了全覆盖和保障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新农保”的快速推进。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经济新常态所带来的影响。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会下移一个台阶，居民收入也会相应地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在经济新常态下，居民收入差距会出现什么变化呢？是会扩大还是缩小呢？大量的最新国际研究文献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与一个国家收入差距变化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引起收入差距变动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增长方式，即是包容性增长还是非包容性增长。即使在低速增长时期，如果贫困和低收入人群能够参加经济增长过程，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差距仍会缩小。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需要全面推进，加大力度，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虽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高位水平上；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亟待建立全社会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助于经济新常态的稳定性。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让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收入，无疑会有助于社会消费倾向的上升，从而实现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解决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会带动社会公众的公平感的上升，会有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新常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不能以保持经济增长为借口，延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减轻改革的力度。
在经济新常态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态势。首先，稳定就业应该是重中之重。其次，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支出的部分要保持稳定增长。在经济增长减速时期，政府财政收入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不挤压民生支出的原则。正如李克强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2014年“尽管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支出压力加大，但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达到70%以上”，这为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
总之，经济新常态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未来我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收入分配公平性的进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力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力度。中央已经下了决心，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八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下一个30年，仍然属于中国黄金发展的30年，中国的增长方式将更加合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将更加包容，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是，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
